美國南部一直以來要比北部更暴力。自18世紀起，關于斗毆、世仇、游擊、私刑的精彩描述就是游記、傳記和報刊文中最顯著的特色。統計資料證實了這種印象。例如，在1865-1915年間，南部的謀殺率是現在全美的十倍，是那些最為暴力的城市的兩倍。現代的統計數據也反映了這個現象。

心理學家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在其著作《榮譽文化》（Culture of Honor）中認為，南部之所以比北部更暴力，是因為南方人從文化中獲得的有關個人榮譽的信念與北方人不同。他們認為，南方人遠比北方人更重視聲譽，即使付出巨大代價來捍衛聲譽也在所不惜。因此，那些在北方的艾摩斯特或安娜堡造成惡言相向或是小沖突的爭執和交鋒，在南方的阿什維爾和奧斯汀常常會升級為致命的暴力行為。

還有什么因素能解釋這種南北差異呢？某些環境特征可以解釋為什么南方人更暴力，比如炎熱。這些假說貌似有理，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為了檢驗它們費盡了心思。此外，南方人和北方人也許在遺傳上有不同，但以此作為南北差異的原因似乎沒什么道理。北方和南方的移民幾乎都來自不列顛群島和附近的歐洲西北地區。在這個意義上，人口是充分混合的。

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用了數量可觀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假說。首先是針對暴力模式的統計。在南方的鄉村和小鎮中，因朋友和熟人間的爭執而導致謀殺的概率更高，但在犯其他重罪的同時殺人的概率卻并沒有更高。換句話說，與北方人相比，當在酒吧中發生爭執時，南方人更有可能殺死與之爭吵的熟人，但當在酒店行竊時，他們殺死柜臺后面的伙計的可能性并沒有增加。因此，僅僅在關乎個人榮譽的場合，南方人才表現得比其他地方的美國人更暴力。其他的一些假說，無論是白人的人均收入、炎熱的氣候，還是奴隸制歷史，都無法解釋這種不同場合下殺人行為的差異。

人們對暴力的觀念差異也支持了“榮譽文化”的假說。例如，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讓人們閱讀一些短文，這些短文分別描繪了一位男性的榮譽受到不同挑戰的情形，有些挑戰是輕微的（如侮辱他的妻子），有些則是嚴重的（如拐走他的妻子）。與來自北方的回答者相比，南方的回答者更傾向于認為在所有情形中，用暴力來回應都是合理的，并且除非被挑戰者對侮辱進行暴力反擊，否則他就“不是個男人”。在一些更具冒犯性的情形下，認為朝冒犯者開槍是合理的南方回答者幾乎是北方的兩倍。

有趣的是，這種行為差異不僅是說說而已，還可以在控制了條件的心理實驗中被觀察到。在密歇根大學，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招募了來自南方和北方的被試來參加一個看起來是有關知覺的實驗。作為實驗流程的一部分，一個實驗員的同伴故意撞到一些被試并對他們罵道：“混蛋！”后面部分的實驗顯示，這一侮辱對南方和北方的被試有著十分不同的效應。在被撞后一段時間，被試遇到了另一個實驗員的同伴，他從一條狹窄的過道中間向他們走來，從而引發了一個懦夫博弈。這個同伴是一個高6英尺3英寸、重250磅（約高1.9米，重113公斤）的校足球隊后衛，他比所有被試都要高大強壯得多，并被指示一直往前走，直到被試走到一邊給他讓路或者兩人快撞到了。

北方人在這個同伴還有6英尺遠的時候就走到一邊，不論他們之前有沒有受到侮辱。沒有受到侮辱的南方人在這個同伴還有9英尺遠的時候就走到一邊，但之前受到了侮辱的南方人則繼續往前走，直到兩人只相距3英尺遠。南方人文雅有禮，但也隨時準備著使用暴力，他們在未被侮辱時更加謹慎，可能是他們認為足球隊員具有榮譽感，因此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戰它。但是，當他們自己的榮譽被挑戰時，他們就會去挑戰別人，即使個人安危遭受很大風險也在所不惜。這些行為差異和生理是相關的。在一個類似的設計有侮辱的實驗中，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測量了被試在被侮辱前后的兩種荷爾蒙，即皮質醇和睪丸素的水平。生理學家發現，皮質醇水平會隨著壓力的增加而增加，而睪丸素水平則在準備使用暴力時增加。受到侮辱后的南方人，他們的這兩種荷爾蒙水平比北方人表現出了非常大的提升。

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認為，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信念差異可以從文化和經濟史的角度來理解。南方的主要移民是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牧民，而北方則居住著英格蘭、德國和荷蘭的農民。歷史上，國家在一些地區推行法治時曾受到了巨大的阻力，這些稀疏散布的地區以畜牧為主業，牲畜很容易被偷走。因此，在這些畜牧社會中，人們需要設法建立起愿意使用暴力的聲譽，以此對偷竊和其他掠奪性行為形成威懾，這往往就會產生榮譽文化。當然，壞人可能也會想建立這種聲譽，以便更好地恐嚇他們的受害者。當這種“軍備競賽”升級時，如果一方認為他的榮譽受到了威脅，那么一些無關緊要的爭執就會迅速失去控制。這種解釋是有事實依據的，南方白人的謀殺率在歷史上缺乏國家制度約束的窮鄉僻壤特別高，而不是在歷史上有著種植園奴隸制的富庶地區。在那種環境下，蘇格蘭—愛爾蘭式的榮譽體系到如今仍然適用。

上述這項引人入勝的研究證明了我們將在這本書中提出的兩個主要觀點。

文化是理解人類行為的關鍵。人們會從身邊的人那里獲得信念和價值觀，不考慮這個事實，就無法解釋人類行為。如果Nisbett 和Cohen 是對的話，那么謀殺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常見這一現象是無法從經濟現狀、氣候，或者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的角度來解釋的。他們的解釋是，南方人擁有一套復雜的、有關個人榮譽的信念和態度，這讓他們比北方人更有禮貌，但也更容易動怒。隨著信念在代際間的傳承，這種復雜性被一直保留下來。這并非孤例，我們還會展示其他幾個被研究過的例子，這些例子同樣說明了文化在人類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們對所有的相關證據進行完整的、學術性的綜述，那將使絕大多數讀者失去耐心。總之，要解釋廣泛的人類行為，包括觀點、信念、態度、思維習慣、語言、藝術風格、工具和技術，以及社會規范和政治制度，從文化中獲得的理念是至關重要的。

文化是生物學的一部分。在北方人那里無關緊要的侮辱，在一位南方男性那里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心理變化，這些心理變化使他做好準備去傷害侮辱者，以及應對侮辱者可能的暴力回擊。這其中的關聯使得由文化獲得的信息成為人類生物學的一個方面，而南北方暴力程度的差異僅僅是這些關聯中的一個例子。大量證據表明，我們的心理機制是演化而來的，它決定了我們學習什么、如何思考，并進而影響到了哪種信念和態度會得到傳播和延續。那些忽略了這些關聯的學說無法充分解釋大量的人類行為。同時，僅僅從先天心理機制的角度也無法解釋文化及其變遷。文化影響著個體和群體的成功率以及存活性。正因如此，某些文化變異得以傳播，而另外一些則消亡了。與那些決定了基因變異的演化過程相比，決定文化變異的演化過程同樣真實而重要。這些文化演化形成的環境還會影響自然選擇對基因的偏好。經過漫長的演化引導，文化就塑造了我們先天的心理機制，正如我們先天的心理機制也同樣塑造了文化。

某些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原則上或許會對這些說法有所爭議。人們相互之間學到的信念和慣例無疑是重要的，并且，正如所有的人類行為一樣，文化必須以某種方式扎根于人類生物學中。然而，大多數社會科學家事實上至少忽略了其中之一。一些學者，包括受演化生物學影響的大多數經濟學家、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并不重視文化對人類行為的解釋作用。其他的一些學者，尤其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則強調文化和制度在塑造人類行為上的重要性，卻通常不會考慮到它們和生物學之間的關聯。所有這些學科的成功意味著許多問題在忽略文化或其與生物學之間的關聯的情況下仍能得到解決。然而，如果一種理論要能夠解決那些最基礎的，關于人類何以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問題，它只能是一種合理地考慮了文化的作用，并且和人類生物學的某些方面緊密聯系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