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戰爭時期，日軍在河北農村大量修筑碉堡，尤其是1941年、1942年“治安強化運動”時期，日軍將碉堡作為封鎖敵后抗日根據地、控制淪陷區和游擊區民眾、彌補兵力不足、扶植偽軍的關鍵一環。修筑碉堡、守衛碉堡成為日偽軍的重要任務，碉堡也成為其推行其他侵略活動的基點。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學者從百團大戰，“治安強化運動”的開展，兵力、駐防、火力控制，民眾敵意等方面，探討了日軍修筑碉堡的原因及其軍事價值。而對日軍在碉堡內的生活，學術界關注相對較少。碉堡作為一種軍事工事，也配備有各種生活設施，本身即是供日軍士兵居住、生活的建筑物。本文從1941年至1945年日軍在河北農村的碉堡的修筑及生活設施配備，碉堡內日軍的日常生活等角度，探究日軍侵略政策之變化、軍事攻守之策略、統治手段之殘忍等，同時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洞悉日軍碉堡政策失敗的部分原因。

位于石家莊市的一座日軍碉堡

碉堡的構筑

1941年初，日軍已陷入持久戰泥潭，為擺脫困境，日軍逐漸調整對華作戰方針，希冀在軍事作戰與政治謀略共進、經濟封鎖與奴化教育并舉、日偽官民為一體的“總體戰”策略指引下盡快解決中國事變，徹底肅正華北治安。為此，華北方面軍與偽政權從1941年初到1942年底，先后策劃實施了五次以“建設新華北，實現民眾安居樂業”為幌子的“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偽軍在延續“囚籠政策”以及吸取百團大戰失利教訓的基礎上，加大在“治安區”（淪陷區）和“準治安區”（游擊區）內修筑碉堡的力度。其原因，一方面日軍高層認為“碉堡對共軍貧乏的火力裝備來說卻能發揮其最大價值”，在“準治安區”和“非治安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交界處修筑適當的隔離壕溝和碉堡“是阻止共軍勢力入侵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日軍試圖通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碉堡，使之能靈活運用機動兵力，防止發生意外損失”，換言之，以碉堡為據點便于集結兵力，分進合擊，同時也可彌補兵力不足之劣勢，精準用兵。此外，日軍還認為“在村落修筑碉堡有利于增強自衛能力以延長等待救援時間”，而且修筑碉堡也方便某些重點地區“集家并村”及其集家之后的統治，扶植偽勢力、控制民眾，徹底封鎖扼殺中共勢力，實現“匪民隔離”。

1941年7月，岡村寧次取代多田駿就任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其非常重視碉堡的作用，主張“變短期鯨吞式的掃蕩為堡壘主義、步步為營，有計劃的吞食和連續圍攻，反復清剿”。岡村寧次圖謀通過更大規模地修筑碉堡進一步對游擊區和抗日根據地實施封鎖、分割、蠶食、掃蕩，從而“切斷八路軍與廣大民眾之間的聯系，使八路軍成為無水之魚”。10月，岡村寧次在華北方面軍所屬各兵團長聯席會議上強調：“我軍采用封鎖、遮斷壕或修筑碉堡等方式有助于提高治安效果”。次年5月，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制定的“作戰教令13號”強調碉堡在“進攻”“防御”及“陣地作戰”中對于正規軍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由此，碉堡的受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為更好地貫徹日軍高層的指示，華北各地日軍除要求在“鄰匪區、半匪區內的各縣都要建設封鎖網和碉堡”，也明令“在最邊緣地方的村莊或要沖等地修筑碉堡”。

華北方面軍對碉堡如此重視，使得處在華北前哨的河北地區偽政權迅速跟進，配合日軍掀起了筑堡熱潮，尤其是縣級偽政權踴躍充當先鋒，積極征發人力、車輛，籌措修筑材料，繪制圖紙，配合日軍在各縣農村關鍵點線區域筑堡。在廣宗縣，縣知事張云亭率領縣警備隊等官兵八十余人，隨同駐縣日軍警備隊長，“前往縣城東北二十五華里之燕紅龍，筑碉堡設防……并在附近各村力事宣撫……每戶出夫一名，以期碉堡及警備公路早日完成……至午后二時，縣署顧問兩部英磨，新民會黑川次長、憲兵伍長，率領警察兩名，并帶瓦木工匠百余名，抵燕第，晨開始工作”。在新河縣，縣知事李少庭“為求治安計，乃于本年二月初……以奉友軍上部命令，協同駐縣友軍在縣境董村、申莊、安莊、大田村、官李莊等處建筑炮樓七座，當即籌辦磚灰木料，分別派遣建設人員分頭勘驗，督工興修”。在磁縣，縣警備隊特務隊“先后隨同友軍前往南北神崗村一帶，討伐殘余共匪工作……在石廟嶺北神崗村，特建筑碉堡兩座，派警防守，阻止匪徒竄擾，當由警察所長尚明智帶領官警多名召集各村大量民夫，大車數十輛，于本月八日前往石廟嶺等處實行監督，刻已購置大批材料，晝夜趕辦，積極修筑”。在津縣，先“擬定修筑碉堡之辦法、繪制碉堡圖樣以備參考”，然后“令各鄉鎮一律遵照實行”，同時要求“各鄉鎮按照緩急，分期修建碉堡，第一期自4月至6月底止為縣屬邊陲之地之二十一鄉，第二期自7月至9月底止為縣屬腹地之二十二鄉”。

在碉堡的修筑過程中，人力和建筑材料等幾乎全部來自搶掠當地百姓。日軍操縱著河北縣域的偽政權，打著為“百姓生活安居樂業”考慮的幌子，強迫百姓長時間勞動修筑碉堡，給日偽軍（尤其是日軍）提供駐地，剿滅以中共為代表的抗日力量，監控民眾的生活。日偽報刊大肆鼓吹百姓積極修筑碉堡，“筑堡工人八百余名，雖在塵土飛揚中，均能戰勝暴風之襲擊，工作勢頭甚積極”。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冀南區巨鹿縣的大韓寨、大呂寨，冀縣北馮村，新河縣西干莊等地，約1150戶的村民“1個月內出夫工（給日軍筑堡、挖溝、修路）18294次，平均每戶6人次”。藁無縣趙莊崗樓修筑時，村民“每月需要給崗樓據點，送雞蛋、酒肉十余次，每次百元，半年共費六千元，修崗樓要磚二十三萬塊，合需貳仟伍佰元”。而贊皇的千根村碉堡，“費工一萬五千多人，歷時兩月”才筑成。1943年10月，日軍為了剿滅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在“黃金寨、北頂、王母觀山3處制高點建碉堡，修公路，日軍從石家莊周圍各縣抓來四五千民夫及三個月大掃蕩從平山西部抓來大批群眾，在刺刀威逼和殘殺下，經一冬一春，筑起3組碉堡，共計20座”，構筑碉堡的建筑材料幾乎全部來自于日軍搶掠當地百姓，“房屋被拆光，能搶的東西被搶光”。再如平山縣楊家莊，日軍為修碉堡，將全村財產“劫掠一空，房子被拆了修堡壘。鬼子每天抽夫修堡壘做工，大家沒有吃的，吃糠”。另如冀東，1942年日軍展開秋季掃蕩戰，“即動員民眾十萬人開始修筑遵化、豐潤、沙河、羅家屯沿線之遮斷壕，同時于三頭之自衛方面山岳地帶修筑遮斷壕及寬達十二公尺之公路，經二百五十萬農民之手，均已次第完成。與此項遮斷壕及公路同時完成者，尚有自衛碉堡三百座”。資料顯示，從1941年到1944年，華北日軍向華北諸省共“攤派了4500余萬次的勞工，從事修建碉堡據點、封鎖溝墻和軍事設施的任務”。連日軍自己都承認，“由于協助作戰的農民作出了犧牲，提供了義務勞動”，才建起“封鎖敵匪的碉堡陣地7700多個”。對此，中共《解放日報》一針見血地揭露道：“民房被全部拆毀了，日本強盜鞭打著被拆毀了房屋的人們，用自己的手搬運自己的磚木到山上去，堡壘就這樣建立起來了——七千七百四十個，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日軍在碉堡內配備了通訊、食宿、洗浴、如廁、取暖等生活設施，以求更好守備。以永年縣農村的幾處碉堡為例，趙寨村炮樓“系圓形，高度三十一市尺，直徑二十市尺，共分三層，內部設備頗為完善，此外又筑浴室一間，廁所一間，警備隊住房二間，規模宏大，堅固異常”；東橋村西炮樓“高三丈，中面一丈八尺，并修廚房一間，廁所一間，守衛極為便利，刻已分遣隊兵前往長期駐守”；楊家莊炮樓，因距縣城較遠，交通不便，縣知事“與駐縣皇軍取得聯絡，由縣城至楊家莊辟修公路一道，以利交通”；南沿村碉堡，遇“大雨淋漓，晝夜不休”，永年警察所“恐各碉堡有被雨毀壞者，乃通飭分駐各碉堡之分所及分駐所長官，詳為勘驗，發現碉堡毀壞之處，隨時修補，務使堅固”。永年縣幾處碉堡內的浴室、廚房、廁所等生活設施一應俱全，為了出行方便起見，碉堡外還修有連接的公路，可謂考慮的十分周到。孫犁在《殺樓》中記載過五柳莊炮樓，從中可以進一步了解日軍碉堡的外形、構造及生活設施——“五柳莊炮樓修在一個寬廣的高崗上面，這原是一家宅院，后來不知道怎樣拆毀了，就成了一個荒崗。敵人來了，看著這個地方地勢高，可以控制村莊，看護汽路，又可以免除滹沱河漲水時候沖刷，就決定在這里修炮樓。炮樓的樣子，遠處望去像一個圓塔，走近一看，它的墻壁卻是突出，錯棱角。炮樓高有五丈，圓周直徑約有兩丈五尺，全是臥板磚灌石灰壘起，分成三層。從下面鐵板小門進去，有一個矮矮的扶梯。中間一層，就是小隊長的臥室，日本兵的床鋪，周圍有四個方向的槍眼當做窗戶，機槍就支在上面，步槍掛在墻壁上，擲彈筒扔在腳頭起。頂上層是瞭望哨，上有鉛鐵頂欄，周圍有垛口。緊靠炮樓外面，蓋起幾間平房，當中一間現在住著翻譯官和他的太太，一間是偽軍的營房，一間是廚房倉庫”。臥室、床鋪、廚房、翻譯官住所等一應俱全，休息、就餐、對外聯絡等問題都能解決，這大大方便了日軍的生活。據中共抗戰史料記載，在八路軍從1941—1945年“拔碉戰”中，繳獲的日偽軍戰利品中，除了武器彈藥外，還有電話機、自行車、馬匹、糧草等，數量可觀。如冀南八路軍某部進攻清河縣時，“配合民眾數萬，將清河至王官莊段公路破壞，攻克該線碉堡二十三個”，繳獲“自行車二十一輛，軍刀十余把，電話機兩架，戰馬十三匹”。進攻成安縣時，冀南八路軍“將鐘樓、坂村、大金山等五據點，次第攻克，連續摧毀敵堡壘三十余座……繳獲電話機六架，自行車五十余輛，其他軍用品無算”。后來，冀中八路軍在攻克肅寧東北的朱莊堡壘時，也繳獲了電話機1架，自行車4輛，糧食2000斤。李官屯碉堡被八路軍攻克時，則繳獲戰馬20匹。這些設施或物品除軍事用途外，也方便了日軍生活，因為對于長期作戰下“以步兵為主”“以步行為主要移動方式”日軍士兵來說，自行車、馬匹、電話機等本身也是重要的生活用具，便于出行和聯絡。

碉堡內的日常生活

1941年后，碉堡成為日軍推進戰爭、清剿中共武裝的前沿陣地，無論縣府駐地或周邊鄉村。冀魯豫反戰同盟負責人水野靖夫記述，日本士兵到達中國后，“進行改編，被分成許多小分隊，然后被派往縣城周圍的碉堡……在縣城周圍的碉堡里配備有常駐的士兵，大的碉堡有三四十人，小的有五六人，這些碉堡既是部隊的第一線，又是防御的第一線……這種星星點點地散落在廣大平原中的碉堡群，恰恰象征了深處異國民族當中日軍的孤立姿態。白天賣青菜或小麥的農民，也許就是來刺探碉堡內部情況的”。不過，即便日本士兵可能隨時面對充滿敵意或刺探情報的農民，他們也不得不和他們打交道，因為日軍也得生活，就要和這些擁有青菜、糧食、柴火等物資的當地農民打交道，這是實現食物補給、冬天取暖、維持異鄉日常生活的渠道。

1941年，盤踞冀中的日軍在鄭章村據點大量增設碉堡，由于食物補給有限，日軍在“麥熟以后，天天出來搶麥子”，平時也“經常要附近村民送糧送菜”。1941年進入華北方面軍情報部門的永富博道記述，他們經常“從一個村莊躥到另一個村莊，糧食、經費、情報工作隊員的工資，全部來自對中國村莊的掠奪”，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連‘掠奪’這個詞也從沒想到過，被命令后不交出東西的人就是敵人”。即便中共根據地面積減少最為嚴重的1942年，華北方面軍“尚不能指望糧食自給”，農村碉堡內的日軍一旦發現食物則無比開心，冀中民兵就利用日軍這種心理，“在鄉村送禮用的食品盒里裝上爆炸物，拉火線系在盤蓋上，送到敵人崗樓附近，敵人出來像得到寶貝一樣，高興地抱回去，在揭開盒蓋時，地雷爆炸了”。隨著戰爭的持久，日軍的后勤供應難以為繼，對于前線日軍士兵的物質補給，除了固定的微薄軍餉外，通過其他渠道所進行的額外彌補反倒顯得更為重要。正如祁建民所言，“戰爭后期，日軍的后勤供應問題日益突出……在中國戰場，由于大米供給不足，日軍不得不依靠當地糧食”。當后方補給及自身儲備不足時，前線日軍士兵只能“現地現活”“就地取食”，這也符合日軍高層所制定的轉入持久戰后取得物資的政策——“提高派遣軍在現地的獨立生活能力，尤其關于糧秣，其需求量應力求全部由現地取得”。由此，掠奪當地物資，搶奪百姓生活物品成為維持廣大偏遠農村碉堡日軍生活的重要方式。

據曾在河北農村駐扎過的藤原彰記述：“兵營位于鎮子（景和鎮）的西南角，兵營的四周圍繞著土壤，土墻上蓋有炮樓，院子中央是集中點名和操練劍術的場地，炮樓的正下方是哨兵崗位，這里是兵營的唯一的出入口。我們中隊的本部龜縮在院子里，隨便外出是不許可的。因此，出動參加掃蕩作戰對于士兵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外出機會。因為，士兵們得到長官的默許：一旦走出治安區以外，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搶劫，主要是尋找和搶劫各種食物。”由此可見，日軍碉堡內的生活是相對封閉的，且食物等物資供應并不充裕，即便有食物、燃料等，也經不起戰爭曠日持久的消耗，想要長久駐扎碉堡必然需要持續的補給，以保證溫飽，這使得日軍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賴當地農民，而且隨著戰爭愈發持久，這種依賴性就更強。然而，日軍的侵略本性使得這種依賴變成了野蠻的掠奪，“今天要面呢！明天要肉哇！后天要花姑娘啊！真是把老百姓治的不要不要的”。碉堡內的日軍為了“燒火做飯、烤火取暖”，把百姓的“門窗、木料、桌椅板凳、箱箱柜柜”等統統拆光、搶光，以致整個山村“殘垣斷壁，百孔千瘡，一片凄涼”。目睹過日軍碉堡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佐證了這一事實：“每一個據點，剛巧位于村莊的外面，包括著幾座圍著高墻、碉堡……駐屯軍從鄰近村莊取給他們的食糧、燃料，與勞力而不付錢；有時還要女人。村民被勒令每天報告消息，特別關于任何八路軍出現或到來的消息，并且時常被威嚇著，如果他們不真實地報告，則將殺盡一切居民。這些條件，自然只有在日本人槍口射程所及的村莊中才辦到”。

碉堡內部

在侵華戰爭初期，日軍的伙食相對較好，“主食定量很高，而且有大量肉類作為副食”，軍餉、衣物及食品、日用品如豬肉、牛肉罐頭、羊羹、香煙、襪子、肥皂等的分配也較為及時。為了鼓舞前線士兵的士氣，“日本軍部還半強制地讓普通日本人民制作慰問袋，里邊裝著一些食物、生活用品還有鼓勵士兵的慰問信以及家鄉的照片等等……支那事變初期，往中國戰場送的慰問袋相當多，普通士兵一年可以收到八至十二個慰問袋，袋里的物品也相當豐富”。但在1941年、1942年，被八路軍俘獲的河北日軍二等兵身上“只有一件與中國煤礦工人下井穿的一樣的衣服，都是那樣黑、那樣臟，那樣破爛不堪，一條軍褲又破又臟，補丁加補丁，由此可見，日本經濟上已是窮途末路”。日軍反戰同盟在1942年寫的《日本士兵要求書》較為全面地展現了日軍前線士兵的工資、軍餉、生活補給、日用品、休假、取暖等圖景，這和最初的日軍待遇大相徑庭：“在原部隊服役的一二等兵的軍餉仍然是五元五角、上等兵為六元四角、伍長才只能領到九元。即使來到戰地加上六成的津貼，一二等兵也只不過是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長為十四元……當兵的除了現在所領的一點點軍餉外，沒有任何其他收入，還要強制購買國家發行的債券；對前線士兵不要只供給干菜干魚，也應發些季節性的鮮菜鮮魚；希望發給新的代用衣褲；希望根據士兵的要求，發給襪子、領布、肥皂和鞋帶等；希望發給兩雙以上的防寒手套和防寒襪子；不應竊取恤兵部日用品袋中的肥皂、毛巾和兜襠布，希望按原袋發給；老兵和新兵是兄弟，希望哥哥不要欺壓弟弟，應親切地給予指導；應禁止一切侮辱士兵和打耳光的行為；有些士兵、下士官和下級軍官，盡管達到了規定的期限，也因沒有接班人而由而得不到休假特別是有些在戰地服役達二年以上者，也未能規定獲得回國休假的機會；應該充分發給火炕和火爐用煤。”這說明隨著戰爭的進行，日軍前線士兵日常生活條件日益惡化，補給日益匱乏，軍餉縮減的同時，伙食也變差，“口糧遠遠達不到標準”，消耗的日用品得不到更新，正常的休假權利也被剝奪。

上述問題從日本國內寄給前線日軍碉堡的慰問袋質量上也可以得到證明。據日共領導人岡野進記述：“隨著戰爭陷于泥沼之后，老百姓生活越來越苦，慰問袋的制作越來越少，里邊的東西也越來越糟……一年中士兵只能收到一個慰問袋，里邊的東西更不能與以前相提并論，就是一點點芝麻鹽、干海帶，讀過的舊雜志、報紙等，從這里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人民生活越來越艱苦窮困，這樣的慰問袋不但不能鼓舞士氣，相反只能使前線的士兵感到悲涼、失望，士氣低落。”在慰問袋質量大為縮水的同時，還存在上級官曹扣發或拆開慰問袋后取走物品的情況，尤其對于偏遠農村小的碉堡守軍來說，物資的匱乏、慰問袋的減少加劇了日軍的心理失衡。對此，由中共領導的“日人在華反戰同盟”一些支部從1941年開始制作慰問袋送給碉堡里的日本兵以感化他們。“最初袋里裝的多為食品，后來多裝日用品、煙卷、撲克牌、象棋等娛樂品，很受士兵的歡迎……還制作了日本士兵愛用的背心和兜襠布，因為都是用純棉布縫制的，士兵非常喜歡使用，在戰爭年月純棉布制品可是稀罕物品”。反戰同盟成員香川孝志證實了這種說法，“日本士兵所喜歡的是我們送去的慰問袋。關于慰問袋的內容，因有的日軍士兵擔心食品里有毒，所以我們在慰問袋里就只裝肥皂、毛巾、小本子、襯衣、襯褲之類的日常用品。通過慰問袋，反戰同盟和日本士兵之間有了書信往來。有時日本士兵來信說‘某某碉堡已經拿到了慰問袋，我這里還沒有收到，趕快送來。’還有作為慰問袋的回禮，他們給我們送來黃醬或海帶，關系親密時，反戰同盟還給對方送過酒和雞”。這凸顯了這些物資的短缺及其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同時也揭示了處在宛如“囚籠”的碉堡內日軍的心理狀況——這些物資正是一種心理慰藉，由此才會使得感化成為可能。

八路軍、游擊隊，包括1941年后中共大力發展的民兵，經常根據日軍作息規律采用夜襲、化裝襲擊、神經戰等方式拔除碉堡。冀中文安縣的姜村有個日軍碉堡，“每天一大早，總有一個鬼子開門出來換哨，別的則都還死豬樣睡著。這個情形被當地的民兵熟悉了，一天天還不亮，他們就帶著斧頭、鎬頭，藏在堡壘門外邊。一會兒門開了，他們像一陣大風闖進去。那開門的鬼子眼睛還迷迷糊糊的，他們就一斧頭一個，把還在睡眠的鬼子砍死甚多，剩下的也都做了俘虜”。為了避免開門換防被襲擊，日軍直接在碉堡內進行換防。如玉吉嶺炮樓，“里面住著十多個鬼子，有兩挺機關槍和兩個小炮，為了消滅它，陰歷七月初十的夜里，某村民兵配合部隊，靠近了玉吉嶺敵碉堡……敵人都在碉堡的第二層中睡覺，最頂上的鬼子哨兵也迷糊的睡著了。三個民兵搭著人梯將炸藥送到炮樓的第二層炮眼里，很迅速地點著了火線，三位勇士剛跑出不遠，砰的一聲爆炸了，碉堡完全塌了，在望鄉樓上放哨的鬼子兵，被拋上去十多丈摔死了，在碉堡中睡覺的鬼子，除了三四個重傷外，十余個鬼子都給活埋了”。為了避免夜間遭襲，有時日軍士兵會徹夜外出掃蕩，碉堡里亮著燈光以佯裝里面有人，天亮后再回到碉堡睡覺，這種作息規律也逐漸被八路軍和民兵掌握。“一天晚上，某某附近崗樓的槍眼里，總是射出夜不熄的燈火，但民兵們知道崗樓里的鬼子常常深夜出天明歸，甚至有時徹夜無人，民兵們很想知道那天晚上是不是有燈無人的空崗樓。便捉來幾只麻雀，在一天深夜里摸到崗樓附近，將麻雀放脫，麻雀一直飛向有燈光的地方，噗噗的拍打翅膀，將崗樓里的鬼子嚇壞了，大喊：八路軍，快快的！一連串的槍聲從崗樓的槍眼里射了出來，民兵們知道崗樓里有鬼子……過了幾天，某天晚上，當民兵們又將麻雀放脫偵察崗樓的時候，卻沒有一點回聲，民兵們又試了幾次，亦無聲音。打落門上的鎖子，民兵們擁進崗樓，只見一盞煤油燈獨自守著空崗樓，民兵們興奮地收拾完勝利品，放火燒了崗樓”。

吳伯蕭在《打婁子》一文中記述了日軍據點內的日常生活：“婁子（河北任丘梁召鎮婁子村）據點里的敵人是一個小隊，有小隊長，還有一個日本伙夫。他們分住在一座田字形的營房底四個小院子里。正中間有一炮樓，守住了炮樓，一架機槍就能把四周完全控制……敵人住的情形，是這樣：若營門朝西的話，東北院住一二分隊，十八個人；東南院住三分隊，九個人；西南院是四分隊，八個人，外加小隊長；西北院是廚房，伙夫住在那里，還儲存著糧食，彈藥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敵人底住室鋪外，各分隊住的都是三間平房。兩頭都隔成了套間，右首一間住五個，左首四個。當中一間沖門，放方桌，方桌兩邊的套墻上掛著各個敵人用的槍支武器……敵人筑據點以后，拆毀了老百姓的磚墻，石臺階，甚至茅房里的臭石頭，再鞭打著老百姓在里邊修了一圈夾圩子，他們趕走里圩子里的老百姓，修一座像前面說的那樣的營房。靠北緊接著安一個維持會。再靠北設一處警察所，養那么一群偽警備隊。東南角上和兵營角對角相隔三十米的又有一座磚石高墻，幾十間房舍的大院落，是準備給另一批偽軍住的，那時還空著。外圩子有壕溝，有哨，由偽自衛團輪流站崗，里圩子不但有壕溝，還有吊橋，鐵蒺藜。敵人又徹夜不睡，全體在炮樓上警戒守衛……我們知道，敵人警戒一夜，到快出太陽的時候，就從炮樓上下來睡覺去了。除了一個哨兵和那個日本伙夫給敵人做飯，并等著給每天村里派去的十八個（一定要十八個）民夫開門，叫他們挑水，劈柴，掃院子。敵人講衛生，每天醒來要洗冷水澡，也知道領頭叫門的是維持會長。我們的突擊隊員有三分之一輪流著去當過民夫，每個人像演習時那樣的，戰斗崗位都摸得透熟。”

天亮后，碉堡內的日軍往往“早操不帶武器，先低頭背誦天皇圣訓”，八路軍掌握冀中區滄石路與溢陽河交叉處的小范據點碉堡日軍的這個作息規律，“由游擊隊員化裝成送糧、送情報的，趁敵不備迅速通過外壕沖上吊橋，占領崗樓”。此外，八路軍游擊隊員也利用“太陽超過了樹梢頭，鬼子們開始吃早飯了，這時又正是各村的聯絡員向鬼子送情報的時候”，偽裝成聯絡員進入碉堡，趁機打掉碉堡。

1943年后，由于日軍大量抽調華北兵力南下支援太平洋戰場，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壓力大為減輕，中共通過各種措施，如減租減息、大生產、精兵簡政、發展敵后武工隊及民兵等，保存了實力，穩定了民心，度過了最困難的兩年。到1943年底、1944年初，河北的八路軍和民兵對日偽軍的碉堡展開圍困，加之戰爭曠日持久，日軍物資得不到及時的供應，使得日軍的日常生活難以為繼。據1944年八路軍在行唐、平山繳獲的日軍封信件記述，“由于八路軍的圍困，愛護村的聯絡完全斷絕了，山上也大大的變了，說起來地雷是可驚的太多了，在白天要路過堡壘圍墻一步，馬上就要受到敵人的狙擊，每到晚上敵人還會來喊話，無法睡覺……在被圍困的炮樓里，洗澡、洗臉、洗衣服，連喝水都是苦難的。洗一次衣服，也得半天，還得有武裝護衛到山下去，苦力們每天可以運來很多的水的，可是對于每天的尿急，大家感覺可受不了。在這種情況下，飯也改為早晚兩頓了。日本士兵也承認他們住在囚籠里，如果對盤踞村里的敵人打炮吧，村民就一個也不留，全部逃光，依然和村民聯絡不上，出擊是辦不到的，真是忍淚過著囚籠生活的”。碉堡內沒有廁所，日軍不得不在碉堡周圍挖一個廁所，派幾名哨兵放哨。不僅日常如此，即使是節日里，碉堡內日軍也不敢輕易出來，“秋收完畢，轉眼就到了中秋節，雖說兵荒馬亂，人們不能像平常那么開心干干凈凈的過節，可是因為近來圍困炮樓，鬼子既不敢輕易下來，再加上莊稼也收割的差不多了，想一想這一年過的真不容易，格外愿意熱熱鬧鬧。差不多的人家全買了豬肉月餅，窮些的也制些鴨梨葡萄過節。炮樓上的鬼子、偽軍看的眼紅，饞的流涎，不敢下來搶，城里又沒接濟，實在苦惱。就三番兩次托人捎信給維持村長，說無論如何，八月十五這天，給送點東西上來”。針對日軍的窘境，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對碉堡內日軍進行喊話宣傳：“快要過年了，來慰問你們的，你們辛苦了，最近怎么樣……慰問袋怎么樣……快要過年了，準備好了嗎？我們正在加緊準備呢！做了餅子，做了日本菜，還有點心，此外，我們還準備演戲呢”，“怎么樣，過年招待你們，來不來玩”。同時，反戰同盟還借助“盂蘭盆會或新年，制作一些慰問袋或賀年卡，想方設法地運到碉堡的周圍”，結果，“有的碉堡中的士兵還托出入的農民帶來很有禮貌的回信”。正如反戰同盟成員中西所言：“我很知道士兵對于這種荒涼寂寞到極點的前線的枯燥的生活感到厭倦，這是我已體會過的！”節日里這種攻心戰所引起的日軍的騷動，可以看出戰爭后期碉堡內日軍的生活困窘。

碉堡內日軍處境如此，受其控制的偽軍生活更堪憂。1944年開始的圍困，使得散布鄉間的碉堡內偽軍日子尤其不好過，沒有糧食補給，有些地方的碉堡內偽軍連“小米也吃不上，以糠代替”。很多偽軍就“搶奪百姓田里的糧食、河中的鮮魚和家中的牲口”，對此，八路軍、游擊隊和民兵對偽軍碉堡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和進行政治攻心，夜襲、化裝襲擊、麻雀戰、地雷戰、神經戰、喊話、聯合警戒、勞武結合等靈活使用，同時發動群眾藏糧，偽軍“生活無著、物資短缺，叫苦連天”。幾首炮樓內偽軍偽警的歌謠形象揭示了他們的窘境：“唉！給我盛碗粥，伸手拿起窩窩頭，白菜幫兒沒擱油，臭咸菜咬一口。唉！好難受！不如早日回家喝豆粥……炮樓兒高，封鎖溝兒長，寒冷天氣沒有棉衣裳，披上毯子和麻包，還得去站崗”。“偽軍在我敵偽軍工作的強大爭取下，紛紛與我們拉關系”，八路軍、游擊隊和民兵“端崗樓，俘虜了偽軍，把崗樓一把火燒掉。敵人沒辦法，只好撤崗樓，開始收縮”。

心理與情感的扭曲

除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外，河北縣城以下廣大農村的碉堡內的日軍也有一定的“娛樂活動”。比如，湊在一起抽紙煙、喝啤酒、玩紙牌、閱讀報刊信件等，甚至有些碉堡內還有留聲機和唱片，可以享受音樂時光，借此打發時間，緩解對戰爭的恐懼。不過，這種“娛樂活動”并非想象的那般愜意。

在碉堡守軍，乃至整個日軍內部，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官長和普通士兵之間，老兵和新兵之間，等級森嚴，上級欺壓下級的現象普遍存在。欺負、捉弄新兵儼然變成了老兵的娛樂活動之一，“老兵為了解悶開心，常拿新兵出氣，對新兵拳打腳踢以及各種虐待。新兵挨揍的理由名目繁多，老兵用動作遲鈍、衣冠不整、用詞不當、態度傲慢等借口毆打新兵……一些戲弄新兵的游戲也經常在軍隊中舉行并被認為有助于鍛煉部隊”。城市和農村駐守的日軍待遇有很大的差別，對于駐守農村碉堡的士兵來說，“擔任山地警備無比寂寞無聊！想得到一點安慰和樂趣，但娛樂室大都被老兵占據了，新兵懼怕老兵，不大敢進去……他們渴望國內的演藝慰問團到來，以打破山地分遣隊里的沉寂，獲得一點慰藉與歡娛，但這是絕無僅有的事，這種慰問團往往在幾個大據點兜一個圈子就回去了，接著就在報紙上大事吹噓，他們在前線如何慰問士兵的功勞……他們對城市據點的駐軍也非常不滿，說他們穿新軍裝，吃好的，整天游游蕩蕩，而自己卻穿著破爛不堪的服裝去進行討伐”。

不僅如此，“由于日本列島遠離戰場，實際上沒有多少士兵有回家休假的機會”，加之“日本士兵財力有限，他們很難獲得書籍和照相機等普通消費品來打發空閑時間。隨著更多的必需品、報紙、雜志和郵件等的日益缺乏，士兵的空閑時間愈發單調”。據岡村寧次回憶，“日軍步兵分隊在最邊緣地方布防時，駐守一般是在村莊或要沖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圍繞一條深水溝，溝上設置吊橋以便出入，平時將吊橋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溝圍繞的范圍內，并派友崗哨警戒……有一天，一座碉堡上發現由村子那邊過來一隊送葬行列。如此大殯實在少見，當行列走近碉堡旁時，分隊長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橋，武裝不整地走出碉堡，剛剛來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殯人群大亂，許多手槍一齊射擊，分隊長應聲倒地，隨后共軍沖入碉堡，殘兵均被消滅”。這一方面說明八路軍攻碉堡戰術之靈活，“根據不同情況，化妝成群眾出殯、迎親等，誘使敵人離開據點圍觀，趁機在野外聚殲敵人，拔碉敵據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農村碉堡日軍娛樂活動的匱乏，一場殯葬、一場迎親、一個戲班子、一個集市等都可能吸引守軍的注意力，從而放松警惕。

白天尚且如此，夜晚的到來使得碉堡內日軍感到更加緊張和枯燥，正如水野靖夫所說，“在整個前線生活中，碉堡值夜班和站崗要算是最艱苦的任務了。哪怕你聽到一聲遠處的狗叫聲，也會使你不自覺地緊張起來，特別是山鳩的叫聲尤為凄厲，聽到這個叫聲，沒有一個人不被勾起思念故鄉的山山水水之情”。思鄉讓人情緒倦怠，恐懼則讓人精神壓抑，為此，一些日軍士兵將“最為珍視的家人、朋友或女友的照片帶在身上”，排解寂寞，寄托思念之情，有些則會佩戴“佛教好運符”護身，以消除恐懼，穩定情緒。隨著戰爭的曠日持久，以及太平洋戰場日軍戰局的日益傾頹，有些日軍士兵對可能被調往南方作戰充當犧牲品感到絕望，而即便是留在華北也因為八路軍神出鬼沒的伏擊而愈發頹廢，加之碉堡內空間狹小、封閉，導致“戰爭厭惡、戰爭倦怠、希望凱旋、思念家鄉等情緒蔓延開來……自1943年起，投敵事件明顯增多”。

八路軍則組建“日人在華反戰同盟”，利用改造好的日本戰俘，通過“散發傳單、報紙、小冊子和日本士兵的通訊，通過電話進行談話，日語廣播，送慰問袋等方法”，對碉堡守軍展開心理攻勢，最具代表性的方法當屬戰地喊話：“利用夜間，先接近日軍的碉堡，撒下傳單，再在碉堡的周圍插上小紅旗，趁黑夜也把連接各碉堡之間的電話線切斷（防止告急而相互支援），然后慢慢地再開始喊話”。喊話前，有些反戰同盟成員還會先吹一段口琴，口琴曲子大多選擇那些容易勾起守軍思鄉之情的曲子，如凄涼的《荒城之月》，有時也會唱起日語歌曲。由于碉堡內娛樂活動非常貧乏，加之1943年后八路軍對碉堡的圍困使得碉堡內日軍的處境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聽反戰同盟的“喊話”反倒成為碉堡內日軍的一種娛樂，“逐漸為士兵們所歡迎……我們唱了流行歌，碉堡里的士兵也唱起了歌，對我們說，無聊的很，請常來玩！有的碉堡端出留聲機，唱很多片子給我們聽”。“有的與碉堡中的官兵已建立起親密關系，或互相交換信件，或互相對唱民謠，情況十分活躍。總的說來，日軍官兵最想知道的是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的情況。這一點，我們要比他們清楚的多。日本的一般官兵，看來都沒有獲知國際形勢的真相。當然，也有的碉堡，一聽到我們喊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我們開槍的。但有些碉堡卻靜靜地把我們喊的話聽完之后，只是走走形式地對我們開槍的。而對我們在碉堡周圍散發的傳單和插的小旗，在第二天一定會收去，據第二天出入于碉堡的農民們帶回來的消息說，他們在收到這些宣傳品后，有的軍官則認真地閱讀，有的軍官則在士兵面前把傳單燒掉。每到盂蘭盆會或新年，我們都要制作一些慰問袋或賀年卡，想方設法地運到碉堡的周圍……我們還曾把碉堡通往外部的電話線切斷，然后接上我們所攜帶的電話線，采取與碉堡里的日本兵直接交談的方法……切斷電話線，把一個碉堡孤立起來進行宣傳，看來是最有效的。日軍摸不清我們究竟是十來個人的小部隊，還是幾千人的大部隊，所以也就不敢輕易采取什么行動……隨著我們工作的不斷開展，碉堡內的反應也越來越復雜起來，士兵們內心的不安和厭戰情緒明顯地在逐日蔓延。因此，日軍內部對這種態度的監督也越來越嚴了，以往放任不管的小旗和傳單也被立即收到部隊本部，然后轉送特務機關燒掉。有時特務機關人員還穿上便衣化裝成中國人，到每個碉堡去探聽，以便摸清分遣隊內部的氣氛和動向。”一首民謠或一張傳單即會引起碉堡內日軍的情感騷動，這恰恰說明了碉堡內日軍娛樂活動的匱乏和精神的壓抑。

對常年駐守在中國戰場的日軍來說，生活物資的匱乏，加之長期戰斗的折磨和隨時面臨的死亡威脅，日軍對情感的釋放與宣泄極為渴求。當這種精神需求和軍國主義思想相結合時發生異化，變成野蠻的侵略欲望，演化為毫無人性的暴行。相對于重要市、縣、鎮等中心區域及交通線等地，廣大偏遠農村地帶的碉堡，而日軍在此建立的慰安場所等又比較匱乏精神情感的異化也就更為嚴重，暴行的頻率及程度絲毫不亞于城市。

據1941年曾駐扎在景和鎮據點里的藤原彰描述，“在景和鎮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廳，妓屋就是慰安所……這家餐廳實際上還有點心店和照相館。因為照相館并不僅僅是為日本軍人開設的，所以后來我才想到照相館一定還有暗地里為賣鴉片做掩護的功能……這家餐廳是依賴于日本駐軍而生存的，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們排列整齊，并經過服裝檢查之后，首先去的就是這家餐廳……在對士兵進行服裝檢查的時候，值周的下士官給每個士兵發放一個被士兵們稱為’最佳突擊’的橡膠制品（避孕套）”。后來，藤原彰的隊伍移駐劉窩村，“分隊在劉窩的一角修筑了一座碉堡，分隊全體人員可以龜縮在里面。有一天，本村的維持會長帶著一個年輕的姑娘來到碉堡，對我說‘隊長，這個姑娘給您做太太怎么樣？’……這種事情在日軍軍官中是屢見不鮮的。我聽說，以前在戰地服役的軍官中確實有不少人在軍營內養小老婆，為此而招致了士兵們很大不滿”。通過藤原彰的記述，不難發現，城鎮碉堡日軍可以在空閑時間去慰安所，但這種名為餐廳實則屬于慰安場所的機構在城鎮也只有一處。而當藤原彰的隊伍轉移劉窩村后，則只能通過偽村長、偽維持會提供姑娘進行“消遣”。日軍不可能在很多村落設置慰安所，高級官長通過養小老婆的方式滿足欲望，普通士兵則通過強奸駐扎村落的婦女來滿足自己的獸欲，填補精神空虛，排遣情感壓抑和對戰爭的恐懼，于是性暴行就成為了普遍行為。

河北水閘屯侵華日軍碉堡

劉榮在日記里記載，平山縣楊家莊“全村21個姑娘，沒有一個落空，全被鬼子拉上崗樓奸淫了……1943年6月15日，正在割麥之際，由敵占區跑來的老鄉，訴說他那悲慘的情形：平山十區楊家莊楊老頭老母有三女二男，大女年十八，今春被鬼子拉上崗樓睡了月余，如今病了三個多月不能起床”。這種情況在河北農村普遍存在，一旦哪戶人家被碉堡內的日軍發現有年輕女性，災難就會立馬降臨。冀中馬鋪村一戶人家，“僅有的才十五六歲的獨生女兒，被鬼子抓到崗樓上去了，家里人托人三番五次的到崗樓去求情，至今也沒回來”。在原屬河北轄地后被日軍劃歸偽滿的寬城，日軍建立了大量“人圈”，集家并村，在“人圈”四角建立炮樓，炮樓守軍經常外出掃蕩所轄“人圈”，以各種名義殘害百姓，侮辱、強奸婦女，“糟蹋未出嫁的女子，因此未出嫁的女子不敢束辮子”，很多在地里干活的婦女經常被據點和炮樓的日軍“抓走、輪奸，再用刺刀挑死”，日軍以此為樂。

這種侮辱、殘害婦女的暴行不僅存在于河北，但凡日軍所到之處，他們“把許多中國女性強行抓到據點，或是當成任務派到村子里，讓偽政權尋找年輕女人，送到日軍據點，日夜遭受日軍官兵的糟蹋”。在山西，日軍搜捕村中年輕女性抓到碉堡或軍營內供其淫樂，充當性奴隸，“每一個日軍據點平時至少有五六個女人，最多的時候達到十幾個女人”。

日軍官兵的這種暴行并未受到干預和制止，雖然日軍高層也知道軍紀敗壞會喪失民心，但“日軍高層更相信，在戰爭的狀態下，每過一段時間，讓士兵對異族展開適度的搶劫、強奸、殺人等活動，會對于處于異動期的士兵心理與生理產生一種調適與發泄的作用。抗戰期間，許多日軍軍官明確下令或以默許的方式，有組織的、公開或暗中縱容士兵進行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結果，缺少紀律約束的日軍，不僅擄掠婦女到碉堡供其淫樂，而且在出碉堡后進行掃蕩時蹂躪女性取樂，“把婦女們抓起來，在攻擊前進中如果沒有強奸時間，就把她們的衣服脫光，用胡蘿卜、秫秸插入陰部，士兵都這樣取樂”；在“治安強化運動”時期，碉堡內日軍每天都要到附近村莊掃蕩，“把‘討伐’搶來的東西拿到街上去賣，賣的錢用來洗澡、理發、嫖妓、喝酒”。有時，日軍還把“大批青年抓到據點里，百般拷打”，或作為人質進行要挾，以剔除可能潛在的八路，這種在碉堡內的刑訊逼供、甚至屠殺等暴行也成為日軍在碉堡內取樂的一種方式，后來在八路軍拔除碉堡的戰斗中發現，有些農村碉堡外圍溝壑埋有被日軍虐待致死、屠殺的百姓的尸骨。

日軍在修筑碉堡過程中對民眾慘無人道的奴役與屠殺，對大片農田和房屋的破壞，以及日軍的性暴行，使民眾苦不堪言，更加認清碉堡內日軍的本來面目：“鬼子是喂不飽的狼，炮樓是填不完的坑”，勢必會“激發中國民眾的憤怒，因而使日軍華北統治的基礎變得脆弱”。對于這一點，日軍也不得不承認：“華北治安的關鍵在于掌握民心……然而，我軍工作成果與理想的差距是巨大的”。

當然，心理扭曲的并非只有碉堡內的日軍。侵華戰爭初期，日軍主要占據一些重要的點線，“有時他們襲擊經過的村莊，但并不想駐守鄉村，這是他們力所不及的事，僅僅在華北，主要的鐵路線長達3000英里左右，單單保護這些鐵路線和守衛沿線的城鎮就分散了他們大約20萬人的兵力。結果是，對遙遠的鄉村的控制只能交給中國的合作者”。1941年后，為加強華北的控制，日軍通過強化碉堡政策，向華北農村大力推進，但是因為自身兵力不足，而碉堡駐守需要大量兵力，加之太平洋戰爭開始后日軍連續向南方戰場調兵，只能利用大量偽軍來駐守治安區和游擊區，尤其在偏遠的鄉村更是如此。偽軍強迫老百姓為其修筑碉堡，作威作福，為害一方，有的“抓人施以酷刑”為樂，有的“每天晚上大吃大喝，開場賭博，打牌、玩弄女人，直到累的睜不開眼時才睡覺，早晨太陽很高時還不起床”，還有的“老想發外財，總想外出搶劫百姓”，更甚者“調查附近漂亮婦女，每隔幾天輪流指名要，所有的人都不能免除。有一個十八歲青年男孩子去應付，叫偽軍們輪奸，不能走了，扶著走回去”。偽軍這些窮兇極惡的暴行，暴露了其畸形、變態的心理。碉堡內日偽軍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例如，“鬼子白天不站崗，偽軍每天卻得攤崗五六班；鬼子逢見偽軍，可以擺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武士道架子，偽軍遇到鬼子，則須做出低三下氣、讓路敬禮的亡國奴丑相。諸如此類，都使偽軍們深刻地體會到，中國人終究不是日本人，亡國奴的滋味實在不好受！因此，有的偽軍在凄涼的深夜，守著炮樓嚀著這樣的小調：‘獨坐炮樓悶沉沉，馬馬虎虎當偽軍呀，真是沒有勁。咿呀呀得兒歪得兒歪呀，真是沒有勁！’”。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敵軍、偽軍、偽組織與敵占區人民在思想以至政治上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八路軍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對碉堡內日偽軍，特別是對偽軍展開政治攻勢，產生了顯著的宣傳鼓動效果，偽軍紛紛與八路軍拉關系，有些則直接倒戈投降。正如林邁可所言：“許多碉堡由于是偽軍把守，因此遠遠沒有起到作用。八路軍能夠同許多偽軍部隊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如果日軍的堡壘封鎖政策能多持續幾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隊來鎮守所有碉堡，他們或許會迫使華北的八路軍轉入地……事實上，自從1943年以后，日軍迫于太平洋戰爭的形勢不得不從華北撤走一些軍隊時起，其整個戰略就趨于崩潰了。在1943年7月，八路軍僅僅控制了華北的兩個縣城，即晉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們就控制了40多個縣城。而到1945年，日軍退回到他們在1938年初的陣地，只控制了幾條鐵路”。

結語

日軍在河北農村的碉堡生活本身就充滿了矛盾，一方面需要及時補充生活物資，這樣就為抗日軍民的偷襲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安全起見，日偽只能將自己封閉、隔絕在碉堡內，以防止抗日軍民偷襲，但這就使得日偽的日常生活趨于枯燥乏味甚至絕望。日軍在修筑碉堡過程中對民眾慘無人道的奴役，對大片農田的破壞，以及利用碉堡進行的竭澤而漁式的侵略，使得淪陷區、游擊區乃至根據地民眾苦不堪言，也日益認清日軍的真實面目：“鬼子是喂不飽的狼，炮樓（碉堡）是填不完的坑。”日軍冀東警備部隊長官鈴木啟久承認：“日軍警備部隊根據方面軍的指示挖掘了連續的壕溝，構筑了無數能夠以火力控制壕溝的碉堡……為了構筑這些工事，征發了數萬的勞工，使當地農作物的生產和收獲受到不少的損害。日軍的殘暴行徑正好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的好材料，結果年輕人不斷從勞工隊和日軍控制區逃亡。”這給碉堡內日軍的生活物資補給造成了困難，加之戰時河北農村貧窮落后，日偽的竭澤而漁又使得民不聊生，“就地補給”缺乏可持續性，“主要農作物收奪的失敗，例如1944年度農作物收買的結果，在華北、華中只達到收買計劃的四成”。加之根據地軍民對碉堡的圍困，直接影響到前線碉堡內日軍的日常生活，生活物資補給困難，情感扭曲與異化，削弱了其戰斗力，使得日軍碉堡生活難以為繼。

有關日軍碉堡的研究，可以從軍事功能視角深化日軍侵華政策的研究；而有關日軍（包括偽軍）在農村碉堡的生活研究，則為抗日戰爭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視角。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1期，原題《日軍在河北農村的碉堡生活（1941—1945）》，作者耿殿龍為山東省桓臺第一中學高中歷史一級教師。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