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法國總統大選舉行第一輪投票，現任總統馬克龍和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N）候選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分別得到27.84%和23.15%的選票，淘汰其余對手，闖入第二輪投票。正如許多觀察人士所預言的，2022年大選重演了2017年的版本。

首輪投票結果出爐后，各黨派總統候選人先后表態。不出所料，政治版圖迅速分化為兩大陣營：左翼的社會黨（PS）、綠黨（EELV）、法共（PCF）和“不屈法蘭西”（LFI），以及中右翼的共和黨（LR）候選人均呼吁不要給極右翼投票——事實上等同于支持馬克龍；而兩個極右派小黨“收復失地”（Reconquête！）和“法國屹立”（Debout La France）的候選人則為勒龐背書。繼2002年和2017年之后，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再次出現“共和陣線”對決極右派的圖景。

然而，這種“重演”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表面的相似性，在同樣的人物、類似的話語之外，整場較量的國內和國際背景，已經和五年前有了極大不同：法國在經歷了“黃馬甲”和反退休改革風潮之后，剛剛從曠日持久的新冠疫情危機中初步復蘇，又迎面遭遇俄烏戰爭的沖擊，更糟的是，這場戰爭讓此前已經蔓延全歐的通脹浪潮雪上加霜，導致民眾購買力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水……而這一切，都是五年前躊躇滿志角逐愛麗舍宮的馬克龍和勒龐所未曾預料到的。

更深層的一個變化是，繼中左翼的社會黨在2017年大選中大比分“掉隊”之后，此次投票中，中右翼的共和黨以一場令人瞠目的慘敗，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由此，自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以來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時隔五年先后出局，讓位于新的權力平衡關系。傳統政黨體系土崩瓦解，“舊兩黨”讓位于“新兩黨”，這或許是此次大選首輪投票最值得密切關注的方面。

馬克龍“聚旗效應”的消散

時鐘回撥到3月初，馬克龍的連任之路看上去一片光明。

當時，馬克龍追求連任的決心早已顯而易見，雖然正式參選表態“千呼萬喚不出來”，競選步調明顯落后于對手，但隨著憲法委員會報名窗口于3月4日關閉，馬克龍于此前一天發表公開信，正式宣布參選，這個虛假的“懸念”也不復存在。

而在此之際，由于俄烏戰爭震動全歐，法國大選民調顯示出鮮明的“聚旗效應”（發生重大安全危機時，執政者在短期內會獲得民意高支持度），馬克龍的民意支持率強勢走高。

2022年4月11日，馬克龍在確認進入第二輪投票后向支持者致意

根據民調BVA所公布的大選得票率，在正式宣布參選前夕，馬克龍的首輪得票意向便已經從此前徘徊在24-25%的水平攀升到29%，而兩名傳統上親俄的極右翼候選人都明顯下挫；在Ispos-Sopra Steria民調中，馬克龍的得分更突破三成，達到30.5%，《費加羅報》3月初的民調也驗證了同樣的趨勢：馬克龍的民意認同指數（并非得票率）大幅上升6個百分點，達到45%，這是在他2017年剛剛上任（57%）以來的最高水準。

2015年11月巴黎發生恐襲后，時任總統奧朗德的民意指數也曾大幅上揚，但對奧朗德來說不幸的是，總統大選要到一年半之后才姍姍遲來，這次事件造成的“聚旗效應”早已煙消云散，相反，法國隨后頻頻遭受恐襲，卻造成了“鈍刀割肉”的效果，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社會經濟因素疊加在一起，對民心士氣造成嚴重打擊，最終導致奧朗德的民意支持率滑至歷史低點，他最終黯然宣布放棄尋求連任。

雖然看上去處于比奧朗德更有利的時機，但在最后一個月的沖刺階段中，馬克龍的這種“聚旗效應”卻顯示出迅速消散的勢頭：4月8日的Elabo民調顯示：馬克龍僅以一個百分點的極其微弱優勢領先于勒龐（26%對25%）；Ipsos民調則稍微樂觀一點，馬克龍仍然維持四個百分點的優勢（26.5%對22.5%），即便如此，二人之間的差距也已經大大縮小，這給大選首輪投票增加了新的懸念。

近期的失分之處，亦是遠期的警鐘

“聚旗效應”無疑有非理性色彩，但并不是無條件的，它對在任執政者的利好后果，要放在具體情境中來考察。而在最后這短短一個月時間里，馬克龍一度面臨的大好形勢迅速消散，同樣是多個因素聚合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這些因素不是短期偶然現象，它們已經給馬克龍的下一任期（如果不出意外順利連任的話）敲響了警鐘。

1、對俄策略未能奏效

馬克龍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首輪投票前的競選窗口（只舉辦了一場大型集會和若干地方層面的走訪拉票，同時拒絕了電視公開辯論），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需要集中時間和精力來處理俄烏戰爭對法國和歐洲的沖擊。按照馬克龍團隊的設想（據稱是總統府秘書長科勒操盤選戰策略），這其中不乏“以外交促內政”的考量：法國作為上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如果馬克龍能夠代表歐盟在對俄斡旋上取得突破，不僅可以作為此次輪值主席國的重大成績，而且也有助于拉高馬克龍在國內大選中的民意，在避免與競選對手纏斗的同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然而，這種“隔山打?！钡牟呗怨倘豢赡茏嘈Вㄕ螌κ忠嘀肛熎浣铻蹩颂m局勢漁利），但同時也是一招險棋，它至少產生了兩個附帶效果。

其一是無形中給了普京以潛在的發言權，俄烏戰爭走向是否能夠符合馬克龍陣營的預期，決定權在俄而不在法；馬克龍多次同普京通話，卻勞而無功，反而增加了輿論對前者能力和策略的懷疑；而“布查事件”在震動歐洲輿論的同時，進一步凸顯出馬克龍的無能為力，甚至在大選前還引發了波蘭總理對法國策略的公開質疑以及兩國高層的口水戰。

事實上，從宏觀視角推斷恐怕不難發現，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利用歐洲各國內部政情，以信息戰方式營造對己有利局面，法國大選更是其重點關注目標。在2017年大選中，俄羅斯就曾被揭破利用媒體工具、為持親俄立場的右翼候選人菲永（Fran?ois Fillon）大打信息戰。而在當下俄烏戰爭的緊要關頭，俄羅斯更不會促成馬克龍的外交功績、來為其選舉送上大禮。更何況，如果馬克龍代表歐洲的外交斡旋能夠奏效，將不僅有助于國內選情，更夯實了他在“后默克爾時代”的“歐洲共主”地位，這是普京所絕不能接受的局面。

其二是烏克蘭戰事短期之內看不到終點，而歐洲對俄制裁措施，加劇了原本就已經創下歷史記錄的通貨膨脹，這激化了在法國大選中原本就已經成為焦點的購買力問題，也成就了勒龐的競選策略，成了打在馬克龍陣營后腦勺上的回旋鏢。

此前已經有輿論提醒，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同仇敵愾并不是沒有成本的：普通民眾出于一時義憤而在口頭上聲援烏克蘭不難，但真正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愿意長期忍受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以換取俄羅斯的退讓和戰事早日終結。目前看來，無論是出于道義還是“政治正確”，媒體和選民中很少有聲音公開反悔支持烏克蘭，但事關大選，選民卻拐個彎把怨氣發泄在購買力問題上，尤其是能源和燃油價格高企，和當初“黃馬甲”運動爆發的背景遙相呼應，也成為一個不祥信號。

2、綱領右傾且缺乏新意

由于前期刻意蓄勢、后期又受到外交事務沖擊，馬克龍在匆忙之間并沒有推出什么具有新意、令人印象深刻的競選方案，這和他在2017年大選之前形成了鮮明對照（當時他發表了雄心勃勃的《革命》一書來全面闡述綱領），現有方案包括：將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提高此前無償發放的積極互助收入津貼（RSA，相當于低保）的領取條件，收緊外國人居留，減輕遺產稅，取消視聽稅，增加教師工資，擴大免稅、免社保分攤金的獎金額度，議會部分席位引入比例代表制，興建更多核電站等。

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在第一輪投票結束后向支持者發表講話

和2017年相比，馬克龍此次的競選綱領顯得全面“右傾”，和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的綱領高度重合，這甚至引發了共和黨陣營對于馬克龍“抄襲”的指控。尤其是，在選戰的最后關頭，馬克龍拋出的主要訴求之一是“推遲退休年齡”，這固然有社會學和經濟學上的理據，也和整個歐洲的總體趨向合拍，但推遲退休年齡并不是一個適當的正向動員議題，因為它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不過是民眾的默默服從，而絕不會強烈支持，相反，它卻可能在反對者陣營中激起強烈反彈。正是這種反彈（同時讓人回想起當初聲勢浩大的反退休改革示威），拉低了馬克龍在最后關頭的民意。

不過，馬克龍及其競選團隊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首輪投票之后，競選團隊已經對外放話稱，將重新審視競選綱領，納入更多環保議題等體現左派訴求的內容。當然，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做這種表態，不免有籠絡左派人心的功利嫌疑。

3、“麥肯錫事件”

3月17日，法國參議院下設的一個調查委員會公布報告（值得一提的是，該委員會幾乎全部由反對黨成員組成，報告人來自法共），警告私營咨詢公司在公共政策上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根據這份報告，政府各部的咨詢費用從2018年的3.791億歐元飆升到2021年的8.939億歐元，咨詢公司已經涉足到公共政策的各個重大領域，其中包括新冠疫苗接種和退休改革等具有相當爭議性的議題。

該報告還警告，政府借助私營咨詢公司進行施政，可能會產生利益沖突問題，此外咨詢公司通過避稅手段來為自身額外謀利，以麥肯錫公司為例，該公司2020年在法國的子公司營業額達到3.29億歐元（其中5%的業務來自公共部門），卻通過母公司與子公司的避稅操作，在2011-2020年間沒有繳納任何公司稅。由此，盡管麥肯錫在8.939億歐元咨詢業務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卻因為避稅指控而成了此次危機的代名詞。

在通脹高企、民生艱困的當下，“公私不分”和“避稅”兩樁指控，再次觸動了民眾的敏感神經，似乎更加坐實了反對者眼中馬克龍的“富人總統”標簽，例如梅郎雄在競選中就竭力打“麥肯錫牌”，嚴厲抨擊“自由主義者”馬克龍，聲稱如果他當選總統，絕不會把公共部門能做的事交給私營機構去做。

對于歐洲鄰國而言，法國大選中的這場風波或許會引發“友邦驚詫”，因為公共權力訴諸于私營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的開銷要比法國大得多。根據歐洲管理咨詢協會（FEACO）的數據，2020年德國政府向“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普華永道、安永和畢馬威）支付的服務費達12億歐元，英國政府此類開銷超過25億英鎊，荷蘭政府更高達近20億歐元。

但法國不一樣的是，自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以來，法國的行政體系確立起根深蒂固的“公共服務”觀念，隨之而來的是公私領域涇渭分明以及在公務領域中對私營機構的提防和排斥。公營企業的私有化，乃是高度危險的雷區（例如馬克龍在經濟部長任上批準美國通用公司收購法國阿爾斯通公司能源部門，導致他至今仍受詬?。?，這對于馬克龍未來五年任期內更加傾向于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構想來說，無疑是一種結構性的阻力。

左右傳統大黨的歷史性慘敗

此次選舉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結構性現象，不是馬克龍和勒龐再度進入大選第二輪，而是長期作為第五共和支柱的兩大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陷于前所未有的低迷局面，甚至瀕臨崩潰。

處于中左陣營的社會黨誕生于1905年（當時名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自第五共和建立起就扮演最大在野黨的角色，到密特朗時代一躍成為執政黨，再到奧朗德時代二度執政，雖然“家底”不如長期執政的中右派對手雄厚，但作為傳統政黨體系一大支柱的資格，卻難以被否認。然而，近年來連續兩次總統大選，卻凸顯出該黨的生存危機。

2017年大選中，在經歷奧朗德的進退失據和一系列內亂之后，該黨候選人阿蒙（Beno?t Hamon）首輪只獲得了6.36%的得票，被淘汰出局，社會黨也被敲響了邊緣化的警鐘。馬克龍上臺后，該黨內部偏向“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右翼選擇同政府合作，堅持“社會主義”理念的左翼選擇出走另起爐灶，社會黨元氣大傷。到了2022年，泛左翼陣營同樣是一盤散沙，因環保理念而備受爭議的巴黎市長伊達爾戈（Anne Hidalgo）代表社會黨出戰，民意卻節節走低，長期在2%左右徘徊，最終在首輪得票中只收獲了1.7%，不僅低于同屬左翼陣營的綠黨和法共，甚至還低于拉薩爾（Jean Lassalle）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這兩名“龍套型”候選人，僅高于兩名持托派極左立場的“微型”候選人。連續兩屆大選的災難性失敗，宣告了社會黨在選票版圖上的徹底邊緣化。

社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在第一輪投票后向支持者發表講話

而在中右陣營的共和黨，雖然此次得票率比老對手略高，但失敗的滋味卻更為苦澀。2017年該黨候選人菲永因為妻子的空餉丑聞而遭受重挫，首輪投票中僅以一個多百分點的差距惜敗于極右派對手（20.01%對21.3%），無緣進入次輪；今年大選中，持溫和派路線的巴黎大區議會議長佩克雷斯在黨內初選中擊敗“深右”競爭對手，雖然初期民調高達17-18%的支持率似乎儼然可以和馬克龍放手一搏，但隨后在選戰中表現不佳，其溫和派立場面臨馬克龍派和極右派的兩面夾擊，吃力而不討好，最終只斬獲了4.8%的選票，大大低于此前民調的預期，也創下了該黨（及其前身）歷史上的歷史最差戰績。

對于社會黨和共和黨來說，更具有指標意義的一個失敗是：此次兩黨雙雙掉下首輪得票5%的門檻線，這意味著兩黨此前為選戰投入的開支，絕大部分將無法從國庫得到報銷。這將導致兩黨原本就承受壓力的黨庫，將面臨嚴峻的財政挑戰。

事實上，早在數月之前，社會黨內部就已經從低迷民意中預見到這種結局，有聲音建議伊達爾戈退出選戰，以便及時止損，但最終政治考量壓倒了經濟考量。2017年大選失敗之后，社會黨已經被迫出售了位于巴黎中心區域的黨部大樓，以平衡賬目赤字，如今看來需要更勒緊褲帶才能渡過難關。

而共和黨此番跌下5%的門檻線，更是令幾乎所有觀察者大跌眼鏡。雖然此前佩克雷斯團隊早已意識到勝選無望，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力抗行事乖張的極右派澤穆爾（éric Zemmour）之上，試圖打一場尊嚴和榮譽之戰。外界此前廣泛認為，即便拼不過澤穆爾，佩克雷斯的得票率仍有望在7%到8%，距離5%的紅線尚遠，但沒想到這場雙重失敗如此慘烈，最終結果比他們想象得更無情。

考慮到共和黨的負債情況一直不樂觀（同樣曾于2019年出售黨部大樓，籌得4600萬歐元救急），因此這次失敗也更雪上加霜。首輪投票次日，佩克雷斯發表聲明，緊急呼吁中右陣營支持者解囊相助，不僅為了彌補此次選戰的700萬歐元開銷，更提高到事關共和黨乃至整個“共和右派”生死存亡的高度。她在聲明中表示，為了這場選戰，她的“個人負債”已經達到500萬歐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此前“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理事會”公布的各候選人的名下資產，佩克雷斯以973.7萬歐元高居榜首，是第二名澤穆爾的一倍還多。最富有的候選人率領執政歷史最悠久的老牌執政黨打了一場歷史性的敗仗，導致全黨面臨財政困境，這或許是此次大選中最無情的黑色幽默一面。

“新兩黨”取代“舊兩黨”

然而，將傳統兩大黨的敗選責任完全歸咎于佩克雷斯和伊達爾戈，是不公平的。某種意義上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2017年馬克龍作為中間派崛起的變革局面，至今仍在延續，這種政治版圖變動，對傳統兩大黨地盤的擠壓效應仍在持續顯現，個人難以力挽狂瀾。

但社會黨和共和黨的災難性失敗，釋放出一個意義重大的、同時也不乏危險的信號。

從某種程度上說，法國的政黨結構長期呈現出一種“多黨制為表、兩黨制為里”的特征，拋開二戰剛結束時法共的獨特分量不論，社會黨和共和黨扮演了第五共和治下左右兩大支柱的角色，平日相互競爭（當然也不排除同其他小黨的合縱連橫），但在面臨極右派政黨挑戰時可以迅速結成“共和陣線”（最典型者如2002年大選），共同捍衛民主共和制。

但在2017年大選前后，社會黨陷入內亂，群龍無首，讓馬克龍趁勢崛起，雖然他在大選第二輪中也是面對極右派、同樣結成了“共和陣線”，但這已經是新玩家的新格局：“多黨制為表”不變，“兩黨制為里”已經開始轉化成馬克龍為首的中間派與勒龐為首的極右派。

2022年4月11日，極右派候選人勒龐訪問當地一農場并與支持者見面。

馬克龍的歷史機遇在于，他看到了極右翼力量的興起已然成為一個時代主題，傳統的左-右對立格局，面臨著整體向右移動的內在驅動力，但在法國的現實政治中，要對沖這一極端力量，執著于“社會主義”理念的社會黨和執著于安全理念的共和黨都難堪大任，只有將社會黨右翼和共和黨左翼招致麾下，重鑄“中間派”，才能獲得最大的民意基礎與極右派分庭抗禮。如果說2017年大選中形成這種格局尚有偶然性——共和黨的菲永因丑聞而惜敗于極右派，否則闖入第二輪面對馬克龍仍有相當勝算——那么2022年大選則進一步奠定了這種格局。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多元性競爭民主體制下“一黨獨大”絕不可能的情況下，極右派事實上構成了馬克龍的一個“黑暗鏡像”，它不可能被強力消滅，因此體制力量只能“與敵同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斷有反對者指責馬克龍是從權謀角度出發、放縱極右派，因為極右派進入大選第二輪，乃是對馬克龍最為有利的劇本。

的確，在這場拆毀傳統政黨體系的戰役中，馬克龍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這里指的并不是他真的暗通極右派，而是說來自政治光譜兩端的極端力量，在客觀上也扮演了夾擊角色：如果沒有極右陣營此次前所未有的壯大（至少從候選人數而言），以及共和黨內某些“深右”勢力的呼應，佩克雷斯不會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欢绻麤]有梅郎雄以“有效投票”作為號召（將選票集中到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左翼候選人——亦即他自己——身上），并且迎合左翼選民日益激烈的不滿情緒，社會黨也不會刷新史上最恥辱的得票記錄。

曾經輪番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如今得票率加起來不過6.5%，各自進入歷史上的至暗時刻，不過，也不應當由此低估所謂“政治家庭”概念的歷史韌性。這是中左和中右陣營在面對挑戰時頻頻訴諸的理念，卻恰恰是極右陣營和馬克龍陣營各自所不具備的：勒龐和澤穆爾盡管價值觀接近，卻不會互相視為“一家人”，而頂著卡里斯瑪光環的馬克龍，雖然麾下的“共和國前進黨”從傳統兩大政黨中吸納大量精英，卻并沒有（似乎他本人也無意）打造出一個新的“政治家庭”。

假以時日，當“新兩黨”的動能衰竭之后，“舊兩黨”的政治家庭是否會重新復蘇（尤其是梅郎雄已經表態不會再參加下次大選），未來仍然有可期之處。但如果并非如此，那么法國政壇可能將面臨一個真正黯淡的“碎片化”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