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的沖突引發了大量的國際輿論，許多國家紛紛重申并強調遵守戰爭中人道主義行為準則的必要性。塞繆爾·莫恩在其新書《人道主義：美國如何放棄和平并重新發明戰爭》（Humane）中指出，強調戰爭的人道主義準則固然重要，但人們不應該僅僅關注戰爭中的行為，對于國家和民眾而言，對戰爭更為本質的批判應該是追溯戰爭的源頭，并譴責發動不義戰爭的行為。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杰克遜·李爾斯（Jackson Lears）是羅格斯大學理事會的歷史學杰出教授,中譯略有刪減。

《人道主義：美國如何放棄和平并重新發明戰爭》

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的幾個星期里，當布什政府的官員們宣布展開全球反恐戰爭時，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一直躲在不同的秘密地點。作為那場戰爭的主要設計師，切尼最終在他白宮西翼的辦公室里重新露面。在那里，《華盛頓郵報》的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問他，這場戰爭可能會持續多久。切尼直言不諱地說：“可能永遠不會結束。至少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睆目藙谌S茨（Clausewitz）和毛奇（Moltke）到切尼和他在布什白宮的同僚們，每一個軍事主義者都夢想著無休止的戰爭。

切尼那“自信的期望“已經被多起事件證實。盡管美軍已從阿富汗撤軍，但反恐戰爭仍然在以新的技術和政治形式蔓延。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以及阿富汗）的政權更迭企圖將古城夷為平地，摧毀了數十萬無辜的生命，激起了不斷壯大的宗教極端組織的抵抗，并在中東、南亞和非洲引發了沖突。這種擴散且持久的威脅不斷膨脹，為軍備供應商創造了巨大的新收入來源，并催生了名為“反恐顧問”的新行業。從華盛頓到杜勒斯機場的高速公路沿線布滿了該行業的辦公室。

表面上，反恐戰爭受到了確保人道主義行為規則的約束，但這場戰爭是無情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巴拉克·奧巴馬對無人機戰爭的支持，一些人認為，這位憲法律師將把國家從布什政府違反第八修正案以及其他對憲法的攻擊中解救出來。相反，奧巴馬的律師們使戰爭看起來更干凈。他們還擴大了自衛的概念，任何國家只要被指控窩藏恐怖分子，就足以成為美國實施侵犯該國主權行為的理由。9·11事件后，沒有政治家問過，對恐怖襲擊的恰當回應應該是由美國發動戰爭，還是讓國際警察采取行動。關于“除了戰爭是否還有其他選擇”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釋。

反恐戰爭吸引了一些批評者，包括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和奧巴馬一樣，也曾擺出反戰的姿態。然而，特朗普之后也暗示了一種不那么激進的姿態，從而給國家安全機構造成了極大的創傷，以至于新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和新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走到了一起，重申了他們共同的干預承諾。盡管存在小分歧，但這些承諾都在本屆國會中得到了遵守。

美國的公共討論，要么呈現出無可救藥的分裂，要么就一直集中在國內政治和氣候變化問題上。對外交政策進行討論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關于“美國應該在何時以及為何發動戰爭的問題”的討論越來越少。

正如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在其精彩的新書《人道主義：美國如何放棄和平并重新發明戰爭》（Humane）中所展示的那樣，這種失敗的根源與美國人的自我意識以及他們與世界的關系交織在一起。莫恩專注于在歐洲和美國開展的人道主義戰爭的運動，從1859年創建紅十字會來照顧法奧戰爭中的傷員，到我們這個時代對反恐戰爭施加的法律約束，莫恩寫道，“劍沒有被打成犁頭。它們已經被熔化為無人機?！?/p>

莫恩的核心觀點是，無論是通過部署更智能的武器還是制定新的規則，對人道主義戰爭的追求都掩蓋了反對戰爭這一更基本的任務：“反戰法已經從我們的生活中漸漸消失了。我們打擊戰爭罪行，卻忘記了戰爭本身就是有罪的?！?/p>

2021年8月29日，阿富汗喀布爾，美軍C-17運輸機從喀布爾國際機場起飛。美軍最后一架C-17運輸機已于阿富汗當地時間30日23時59分撤離喀布爾國際機場。

《人道主義：美國如何放棄和平并重新發明戰爭》一書，為美國的戰爭方式提供了一部強有力的思想史。它是對幾十年來由干預主義頌歌主導的歷史學的大膽背離。美國現代外交和軍事歷史的虛榮敘事被嵌入該國的傳統智慧中：這是一場有先見之明的“國際主義者”和鴕鳥式的“孤立主義者”之間的斗爭；直到珍珠港事件的沖擊，使得該國不情愿地去承擔全球的領導責任。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然后是冷戰（蘇聯在打敗希特勒方面的關鍵作用被省略了）。在這種觀點中，20世紀90年代單極世界秩序的崛起讓美國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樂觀的故事就此結束：即使是最堅定的必勝主義者，也難以接受9·11的恐怖襲擊令人不安的結局，以及此后的長期緊急狀態。

莫恩探究了圍繞反恐戰爭的法律和倫理問題，他也評估了此前一個半世紀的美國歷史。在那段時期，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人道主義戰爭的概念是陌生和令人困惑的。莫恩寫道：“美國一貫的戰爭方式是在帝國與土著民族的戰爭中磨練出來的，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在全球范圍內被認為是不存在限制且沒有底線的。”戰爭的結果包括從滅絕美洲原住民部落到火燒越南村莊。在二戰后的美國和平時期，整個世界實際上變成了“印第安人的國家”（正如許多美國大兵對越南的稱呼）。

但是，莫恩對歷史理解最原始和最深刻的貢獻，是認真地把和平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避免戰爭）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這使他反對將孤立主義者斥為短視或仇外，而不是忠誠于傳統的美國中立觀念和原則上厭惡戰爭的人。莫恩既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但他相信戰爭必須永遠作為真正的最后手段，而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承諾。

近幾十年來，外交政策辯論中一直缺少這種觀點。在莫恩看來，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圍繞酷刑或其他虐待行為展開辯論固然有其價值，但卻轉移了美國人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仔細思考他們當初做出的，無視發動戰爭限制的深層次選擇”。禁止酷刑和防止戰爭都是道德上的需求，但戰爭本身造成的痛苦，遠比違反其規則的行為帶來的苦難多。莫恩說，在戰爭開始前（甚至戰爭結束后），放棄“停止戰爭的可能”都是致命的錯誤。

這個理由是有力的，但莫恩有時建議，我們必須在使戰爭更人道主義化和完全反對戰爭之間做出選擇。雖然他否認了這種鮮明的二元性，但他并沒有始終如一地，或明確地否定它。他偶爾會暗示某些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比如憲法權利中心的邁克爾·拉特納（Michael Ratner），拉特納最終將注意力從抨擊反恐戰爭轉移到了改革戰爭的濫用權力上。莫恩的批評有些錯位，夸大了公眾生活中的選擇，這可能對拉特納和其他人不公平。

莫恩令人信服地記錄了和平在公共辯論中的消失，與人道主義戰爭論點興起之間的關聯。但他并沒有具體說明兩者之間的因果性。我們確實需要更多地討論“是否應該發動戰爭”以及“如何停止戰爭”，但是戰爭的人道主義轉變并不是我們未能進行這種討論的唯一原因。

國家不愿仔細審視戰爭的目的，這反映了圍繞戰爭的神圣光環。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軍事家們試圖用道德意義來美化軍事野心。隨著冷戰的結束，決策者們意識到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這鼓勵他們做出更加宏大的正義論斷。人道主義干預成為美國在海外軍事行動的默認理由，其中也包括反恐戰爭。這場戰爭被部分宣傳為拯救穆斯林婦女和中東民主化的圣戰。為了不違背他們的道德偽裝，軍事干預也必須以人道的方式進行，這加強了對沖突的人道主義目的，并讓公眾無法關注其他動機。

一個經常被揭露的主要動機是經濟動機，但它很少被政策制定者提及。戰爭使很多人變得非常富有。莫恩只是順便提到過一次這個問題，但其重要性很難被低估。當冷戰在1991年結束時，一大群游說者留在華盛頓，敦促繼續維持巨額的國防預算。他們聲稱新的軍事目標是拯救國外的無辜受害者，這為維持冷戰時期的開支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人道主義戰爭可能是一門好生意，這一點在武器供應商的資產負債表以及軍事承包商和反恐顧問的銀行賬戶中早已得到證實。正如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所宣布的那樣，它與美國的特殊主義信念產生了共鳴，即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美國注定要在全球歷史上扮演一個救贖者的角色。

雖然莫恩對經濟問題不屑一顧，但他確實認識到，秉持著拯救世界信念者的狂妄自大應該得到正視。他認為，只要政治對話仍然關注在戰爭的濫用上，而不是如何避免或結束戰爭，情況就不會發生改變。將反恐戰爭重塑為人道主義戰爭，掩蓋了一個基本問題，即我們為什么要發動戰爭？

亨利·杜南

莫恩的歷史敘述從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開始，這位瑞士紳士創立了紅十字會。像19世紀60年代的大多數人一樣，杜南認為戰爭是人類境況的必然特征，但他希望傷員得到人道的照顧。1901年，他獲得了第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當時，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他的幕僚們竭力模糊杜南倡導的人道主義戰爭與徹底的和平主義之間的界限，在當時后者已成為更流行的觀點。

也許使和平主義合法化的主要力量是伯莎·馮·薩特納（Bertha von Suttner）1889年的小說《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這本小說后來成為反戰運動中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正如莫恩寫道的：突然間，死者和傷者不再是遙遠的、從未露面的人物，而是“現代婦女的丈夫、兒子和兄弟，人們不再對他們的損失閉口不談”。這本書的德文版銷量超過20萬冊，被翻譯成16種語言，并改變了人們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方式（薩特納本人于1905年獲得和平獎）。莫恩說：“人類第一次開始反思，戰爭的必然性并非是理所當然的?！?/p>

然而，和平運動以及對戰爭管制的推動，大多局限于“文明的”白人基督教國家之間的敵對行動。對是否打仗與如何打仗的少數限制仍然是種族化的。沒有禁止大規模謀殺“未開化”人民的規定，也沒有限制殖民戰爭的法律途徑。這些戰爭發生在帝國內部，例如針對叛亂對象的反叛亂戰斗；因此“僅僅”構成了內部沖突，而非國際沖突。

對美國而言，這意味著殺害和綁架北美洲的原住民。內戰是一個例外：殖民者與像他們一樣的白人作戰。聯邦軍隊的戰爭規則，基于移民到美國的普魯士人弗朗西斯·利伯制定的行為準則。按照克勞塞維茨的格言“殘酷的戰爭就是最好的戰爭”，《利伯法典》允許士兵當場擊斃任何被認為是游擊隊員的人。莫恩或許還提到了，內戰造成了5萬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南方的受害者。他們是聯邦焦土運動的受害者，這場運動使大片鄉村變成了廢墟。菲利普·謝里丹（Philip Sheridan）的謝南多厄山谷戰役，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的從亞特蘭大到大西洋的戰役。在南方投降后，這種戰術在對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掃蕩行動中得到了擴大和加強。1873年，加利福尼亞的莫多克族領袖金普什（Kintpuash）誘騙愛德華·坎比（Edward Canby）將軍與他會面，然后殺死了后者；之后，謝爾曼批準了對莫多克族的“徹底滅絕”。

在帝國戰爭中，當一方擁有技術優勢，而另一方則被認為甚至不是人類時，滅絕主義戰術很有效。1901年，阿德納·查菲（Adna Chaffee）在抵達菲律賓群島時宣布，“謀殺幾乎是亞洲人的一種自然本能，他們只尊重強大的力量……整個東方的人命都是廉價的”。從20世紀初的菲律賓起義到越南戰爭，這樣的種族主義思想激勵著美軍對亞洲叛亂的鎮壓。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新的恐怖——不僅是士兵們用現代武器近距離自相殘殺的場面，還有給平民帶來痛苦的新方式。莫恩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最嚴重的道德錯誤”不是德國在比利時的暴行，而是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封鎖。根據國際法，這是完全合法的，并導致50萬平民死于饑餓，甚至沒有引起廣泛的人道主義抗議。這段歷史需要銘記于心，因為目前美國沉迷于將經濟制裁作為軍事力量之外的人道選擇?！斗矤栙悧l約》簽訂后，戰后和平運動空前繁榮；美國政治學家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等反戰活動人士尋求建立持久的國際仲裁機制，其他人則只是尋求取締戰爭，比如1928年簽訂的《凱洛格—布里安條約》（Kellogg-Briand Pact）。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場夢。

軍國主義者的野心取得了進展。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那些涉及空戰的想法，這成為了安撫全球反殖民主義抵抗的首選策略。一名英國國際律師說，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特別喜歡毒氣彈，承諾會進行“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手術”。對“手術般精確的戰爭”的幻想一直延續到現在，但不是每個人都關心它。1927年，戰略家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他的兒子威廉成為了中央情報局局長），預言了一個全面戰爭的新時代，在那里“沒有非戰斗人員”——這場戰爭很快就到來了。在珍珠港事件后，莫恩寫道：美國對全球軍事霸權的追求“使通過國際主義法律實現和平的愿景，特別是仲裁的夢想，與‘孤立主義’一樣遭遇卑微的失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在許多公共話語中，“國際主義”只不過是對維護美國和平承諾的一種委婉說法。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說，1939年9月1日，當德國人開始轟炸華沙手無寸鐵的平民時，他們“震驚了人類的良知”。到1944年，美國人和英國人在德國的各個城市點燃了大火。一名美國官員擔心這會“讓德國人相信，我們就是他們口中的野蠻人”。太平洋戰爭是美國人的種族戰爭，就像歐洲戰爭是德國人的種族戰爭一樣。正如莫恩所言，甚至在焚燒日本城市之前，美國士兵收集頭骨的行為和對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平民的冷漠處決就已經清楚地表明，太平洋戰區是對“印第安國家”戰爭的翻版。1944年，《紐約時報》有充分的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戰爭不能人道主義化，“它只能被廢除”。他們的任務是以一種確?！安粫儆谐鞘斜晦Z炸”的方式結束這種骯臟的行為。

令人驚訝的是，至今仍有人認為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在戰爭前夕，和平主義被扣上了“綏靖主義”的污名，并且在戰爭中幾乎完全消失了。盡管如此，賴特和其他仲裁的倡導者努力讓國際法能夠參與創造一個和平的戰后世界。他們認為，和平締造者必須創造出識別和懲罰侵略者的手段。這就是紐倫堡審判的背景——他們對發動侵略戰爭，而非犯下戰爭罪的罪犯進行審判。發動戰爭才是犯罪。1949年《日內瓦公約》的共同第3條試圖保護平民和禁止酷刑，但在原子彈爆炸后，正如一位國際律師所說，“人道主義公約讀起來像虛偽的廢話”。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目標不再是執行國際法，而是暗中批準某些超級大國去主宰世界。某些國家可以否決任何給它貼上侵略者標簽的決議。如果你是一個制定規則的國家，那么你可以讓基于規則的秩序為你服務，就像美國在整個冷戰期間反復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伊朗、危地馬拉、剛果、智利……而從未被追究責任一樣。

這種默許敘事中存在一個短暫的例外，莫恩說道“1970年代初，當時許多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愿意看到政府官員和美國公民成為了潛在的和實際的惡人。”在“那個清晰的頓悟時刻”，人民對美國士兵在越南行動方式產生懷疑，包括對士兵是否應該留在越南的疑問，以及對外國戰爭是否符合美國利益的更大懷疑。和平曾被短暫地視為一個合法的政策目標。

隨著美萊村大屠殺的曝光，要求美軍撤出越南，而不僅僅是改革軍事實踐的呼聲日益高漲。戰爭的批評者認為這一事件是美國和南越聯合軍事戰略的自然結果，包括按照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將軍的建議，將北越人“炸回石器時代”、折磨和殺害囚犯、將南越政府的政治反對派囚禁在“老虎籠”里；以及暗殺被懷疑同情越共的平民。在這種系統性的違法行為中，援引戰爭規則或國際法似乎并不合適。對于反戰人士來說，從法律學者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到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這場戰爭本身，正如福爾克所說，包含了“全部的戰爭罪”。

越南美萊大屠殺紀念館

但這一時刻很快就結束了。越戰失敗后，反戰情緒軟化，并轉向了戰斗方法的文明化。紐倫堡控方律師特爾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將審判定性為反對暴行而非侵略，從而為紐倫堡和越南戰爭的歷史合法性提供了依據。在莫恩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的重新解釋，但它為人道主義戰爭創造了一個英雄的血統。大約在同一時間，瑞士法學家讓·皮克泰（Jean Pictet）通過起草《日內瓦公約》的兩個附加議定書，制定了他所謂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禁止軍事人員以平民為目標，以及實施“任何可能造成過度附帶損害的行為”（美國已經簽署并批準了這些公約，但尚未批準這些議定書）。

20世紀80年代，當里根（Reagan）開始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進行帝國冒險時，各種人權組織應運而生。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創立了美洲觀察組織（Americas Watch），由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領導?！拔覀儽旧聿⒉环磳馉帲绷_斯回憶說。莫恩說，這是一個“合理的立場”，但他想知道，“如果要求不開戰的人越來越少，那么要求進行人道主義戰爭又有什么效果呢？”

答案很快就會出來。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對美國人來說）取得了迅速而無痛的勝利，華盛頓的當權派歡欣鼓舞。正如布什總統所說，“越南的幽靈已經永遠埋葬在沙漠里了?！贝饲坝嘘P“和平紅利”的談話也從冷戰結束后逐漸平息下來。海外軍事行動成倍增加。正如莫恩所報道的，“自1946年以來，超過80%的美國海外軍事干預都發生在1989年之后?！?/p>

在尋求理解這一不尋常的統計數字時，莫恩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越來越多的干預行動是由于“全球化世界中不斷積累的危險”嗎？抑或是由于在海灣地區顯而易見的勝利，造成了美軍能在中東地區能夠快速進入和退出的幻覺？經驗表明，后一種猜測更接近事實。對此，莫恩又補充了第三點，同樣具有挑釁性：“或者，可能由于是一個‘軍工’聯合體的壓力，它試圖通過堅持與敵人作戰（盡管現在更人道主義了），以證明其延續的正當性?”這是莫恩唯一提到的“與軍方共生的、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一群說客、公司奸商、承包商和顧問幫助維持無休止的戰爭。莫恩對這一問題的忽視令人費解：數十億美元的收益應該為任何外交政策辯論提供參考。但人們卻難以在《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上找到任何關于它的討論。

比爾·克林頓是在1991年的單極時期當上總統的，這是一個以普世價值之名進行帝國擴張的有利時期。即使華約解體，北約成立的理由瓦解，但克林頓依舊開始了新的政策，這一政策并得到了小布什的延續。北約向東推進，從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經驗豐富的觀察家都警告說，這將引發某國的安全擔憂。最近的事件證明了他們的擔憂。當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和她的同事們渴望發揮他們“卓越的軍事力量”時，那些主張在國外進行良性干預的人為他們提供了機會。

冷戰后的人道主義思想將大屠殺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德中心，紐倫堡審判被重新塑造為反暴行而非反侵略的轉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舉措。莫恩說：“結果不是要求和平，而是要求干預性的正義?！比绻麨碾y似乎正在向受害人口逼近，這種正義甚至可以是先發制人的。由于巴爾干半島的沖突引發了種族清洗和潛在的種族滅絕的前景，干預主義者喚起了對大屠殺的記憶，敦促克林頓采取行動。最終，美國領導了北約對塞爾維亞的轟炸，以防止在科索沃發生大規模屠殺的威脅。由于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這次入侵是非法的，但克林頓辯稱這是“公正和必要的戰爭”?？偟膩碚f，新聞界和知識分子對此表示贊同。目前還不清楚莫恩是否認為干預行動實際上阻止了種族滅絕。對他來說，巴爾干戰爭加強了一種新的共識，這種共識后來鼓勵人們接受反恐戰爭，只對戰爭的殘酷進行批評。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樣的做法。當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他打算使用軍事委員會來審判恐怖分子嫌疑人時，邁克爾·拉特納（Michael Ratner）稱該政策為“美國民主的喪鐘”。最終，他的批評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裁定，《日內瓦公約》的共同條款第三條禁止了布什的軍事委員會的行為，聯邦法院可以發布人身保護令來結束預防性拘留。

然而，根據莫恩的說法，拉特納和其他精明的反恐戰爭批評者，被引入了修正而不是結束戰爭的“誤導戰略”，似乎這兩種立場是相互排斥的。為什么拉特納不去試圖打好他拿到的那張牌，適應反恐戰爭的反對者在戰爭初期不得不面對的意識形態限制？最終，拉特納的職業生涯似乎表明，改善戰爭影響的愿望可以與一貫的反戰觀點共存。

拉特納在其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領導著憲法權利中心，該中心反對第一次海灣戰爭和塞爾維亞戰爭，而不僅僅是反對戰爭中的行為。拉特納和他的同事朱爾斯·洛貝爾（Jules Lobel）正面抨擊了人道主義干預的擴張；他們觀察到，就連希特勒都堅稱，他“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軍事干預，是因為它聲稱侵犯了人權”。莫恩寫道，“當戰爭制造者聲稱有令人振奮的理由來進行戰爭時”，最糟糕的戰爭就可能發生。

然而，在美軍入侵阿富汗之后，拉特納改變了他的精力，選擇去幫助那些被卷入沖突、被監禁和被折磨的無辜者。隨著圍繞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事件的曝光，反對虐待囚犯的聲音，開始顯得比有關干預的抽象辯論更有說服力。根據莫恩的說法，恢復對酷刑的禁忌，意味著“現在沒有禁忌能包含戰爭本身”。但莫恩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個禁忌一定會取代另一個禁忌。

奧巴馬加快了“人道主義”戰爭的進程。他利用自己的演說天賦，鼓勵聽眾在他身上看到他們希望看到的東西，并最終通過凈化戰爭來挽救反恐戰爭。他的律師以布什政府的法律詭計為基礎，聲稱（政府）有權無限期延長戰爭，轉而采用不留痕跡（無人機）或只留輕微腳?。ㄌ胤N部隊）的作戰計劃，并開始了“人道的瘋狂殺戮，久久不能停歇”。莫恩寫道。這場干凈的反恐戰爭與那些骯臟的戰爭一樣是非法的。

無論這些新策略被認為是多么得體，它們都違反了國際法，這些國際法要求，只有武裝攻擊的威脅迫在眉睫，并獲得恐怖主義分子所在國家的同意后，才可以采取行動。中情局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 Brennan）堅持認為，每次我們打擊基地組織時，沒有必要為自衛提出理由。這被認為是“令人震驚的殺人許可證”（無論是對家庭還是整個社區），而且常常打擊到那些從未接近基地組織、從未襲擊過美國或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的人。無人機襲擊的持續威脅給世界帶來了永久的恐懼。

在國內，奧巴馬成功地使戰爭看起來離人們十分遙遠，遠離了尸體袋和激烈的占領競爭，這主要是通過重申美國的獨特美德，并重申人道主義戰爭的承諾?！拔覀冊浾勰ミ^一些人”，奧巴馬在電視上懺悔時說；但是，正如莫恩所說，其背后的引申含義是，“我們不是那樣的人，我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

在目前的沖突下，外交政策話語中忽略了核戰爭風險的增加，而核戰爭是永遠無法被人道主義化的。盡管除了《原子科學家公報》之外，媒體中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但由于各種原因，核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上升到極高的高度。莫恩堅持認為，防止和結束戰爭應該是我們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標。然而，新的武器運輸行為和其他政策則表明，沖突可能會被進一步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