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崗那邊的塆子叫水口，十一家人，有四家吃低保，但是我老表幾經波折，把全塆的人組織了起來。思路很新穎，就是把他們自己的田、自己的地都集中了起來，建設成了一個集體農莊，一個旅游接待地。”

第一次知道水口這個地方，是60多歲的張習明叔給我介紹的。張叔是一個老黨員，45年黨齡，曾擔任村主任和書記30余年。

水口塆位于湖北羅田縣鳩鶿河鎮，是該鎮河西畈村下屬的村民小組。2016年臘月底，在張叔引領下，我第一次來到水口。

塆子是一個小塆子，落在一道山沖的出口處，四條水從山上來，匯聚于塆邊的河中，干旱季節也不斷流。祖先名此地為“水口”。

入塆十來米便見大水塘一口，泉水從山上入塘中，有婦人正在塘中洗菜——村民直接在家門口的水塘洗菜，這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才見的情景，因為后來水土都被污染了。

水塘上有長廊和亭子。塆內開闊通透，房屋整齊，看不到一片垃圾。2017年7月，我再次來到水口塆，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老人帶著孩子在池塘的亭子里玩耍。

臘月底，年輕人一起吃燒烤，商量塆落整治。

我看過水口塆改造之前的一些照片。從前的水口，與中國內地農村沒有分別。樓房、平房和樹木交錯，牛欄、廁所等見縫插針地立在塆子里；有的甚至是利用大門前的深坑做豬圈，再在其上蓋水泥板，供人通行；柴草隨處堆放，垃圾遍地；人們想方設法擠出地方曬糧食、晾衣服；塆子后面是一塊接一塊的稻田，但只有一塊田里種著稻子，其他田似乎撂荒了。

這得益于返鄉農民朱七一所發起的塆落整治。這場整治從2011年開始謀劃，耗用近三年時間做通大家思想工作，2014年初正式開始。

朱七一

老書記張習明口中的“我老表”，即是“朱七一”。

“我是67年出生的。七歲時父親過世，母親是村里了不得的人，含辛茹苦把我們兄妹幾個拉扯大。我高中畢業，沒有考取大學，就回來生產，然后外出打工。我在浙江的船上打過魚，在新疆種過棉花，在工地上挑過磚，攪拌混泥土，還安裝水電，搞消防……什么都干過。我讀過書，比同代的一般人多點知識，但沒有技術，打工收入就沒有保障，除了能寫會算，沒有一技之長，打工之路非常艱辛。我在外面打工20年，去過全國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新疆，離邊境只有十公里。打工的日子不好過。2010年回來后，就沒有再出去。”

對二十年的打工生活，朱七一的敘述是簡略的。其中辛酸大約不足為外人道。

曾經的水口塆，環境臟亂差，人際關系也緊張。朱七一說：“我當時想搬出去做屋，但舍不得這個地方，后來就想著要把這個塆子整理一下。”

對朱七一的想法，老一輩抱有種種顧慮，在外打工的年輕一輩卻強烈擁護。

“我在外打工的時間長，漂泊、流浪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辛，所以我希望下一代不過我這樣的日子。因為城市已經成為了‘消耗性的城市’，農民工非常艱辛——我們是第一代農民工，改革開放后的城市是我們打造出來的；現在就算讀到大學畢業，當了個白領，也還是給別人打工。要想下一代不步我們的后塵，就要讓他們給自己做事。在華中地區，我們大別山主峰所在地是一塊凈土，是武漢的后花園。這里的潛力非常大，我也看好這塊天地。我們要打造自己的生態園。”

塆落治理

首先要修一條回家的路。

土路基2012年就已經挖出來了，2014年進行路面硬化。

一段500米長的路，涉及三十多家人的利益，多是別的塆子的人。調解之初，大家寸土寸金，根本不讓。爭吵無數，甚至還打起來。

“我這個人心態非常好，受了委屈不做聲。我們這層人，算是我的脾氣最好。比如路的進口處，是陳家人的祖墳，我一家一家做工作，先是買點酒買點煙，各家一走。既然是祖墳，各家有份，沒有人敢表態。我看好日子后，還是挖了。”

曾經的進塆路，摩托車進來都難，自行車得往肩上扛。現在已經變成一條4到5米寬的水泥路。路的一邊是新挖的山壁，墳墓幾乎懸在壁上——陳家子孫上墳，估計得用梯子了。憑此即可想象當初做工作的艱難。路的另一邊，是好幾米深的水溝。去年發大水，垮塌了一段，朱七一動員留守在家的老人，做了好幾重石岸，把路修補了起來。

接下來要進行塆落整治。經過協商，全塆把土地重新丈量，然后集中起來——除了宅基地之外，其它土地全部回到集體；各家門前的空地，也要統一規劃。

原本以為，在以土為命的農村，重新集中大家的土地，是非常艱難的事情。朱七一卻告訴我：做這個工作的難度并不大，因為家里的田地荒蕪已經很久。

塆落整治的過程，充滿艱難。開始之時，要拆牛欄，這家不同意；要拆豬圈，另一家不同意；要拆擋住塆子光線的土房子，更是艱難。盡管如此，水口人還是能通過協商和讓步解決問題。水口塆十一家，同根共祖的有十家，還有一家陳姓。共同的血緣文化和村落文化，再加上改變家鄉的共同愿望，使他們能夠團結起來。

尤其是打工在外的年輕人，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又有一定經濟來源，且有著較為開闊的視野，他們對塆子的公共建設最為支持。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帶動了上一輩人觀念的轉變。

工作做通了，該拆的都拆了，朱七一帶領大家在原來的牛欄和豬圈所在地，新修水塘一口，引山泉入塘，塘上建長廊和亭子，并由朱三定老師題詩數首，記于亭上。朱三定是朱七一的二哥，是他們那一輩最有學識的人，當年在黃岡中學工作，因為是半邊戶，就主動要求回鄉任教，退休后仍居水口塆。在整個塆落改造過程中，他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

水口塆挖土路基時，戶平出資2000元，義務工300個；路面硬化時，爭取的是村里的項目，3.5米寬，朱七一又從縣財政要到兩萬塊，把水泥路面拓寬到四米，部分路段是五米；塆子的環境整治，每戶出資一萬，其中修塘整堰，找村里要來十萬元；對拆遷戶補償的費用是五萬，幾戶受益人按照受益程度出資三萬，剩下的兩萬，算作拆遷戶將來的股份——朱七一給他們打下欠條；又兩次籌資對電網進行改造，塆子上空再也看不到蛛網狀的線路了。

塆里人憑著對朱七一的信任，一到用錢處，紛紛把錢交到朱七一手上。“沒有專人管賬管錢，十一家人的血汗錢都放到我一個人身上，這種情況你在其他地方見到過嗎？這都是血汗錢、皺巴巴的錢、汗味的錢，有些是準備用來娶媳婦的錢，都交到了我一個人身上。”

在水口人最初的設計中，修好通塆公路，初步完成了塆落環境整治后，就要建一個賓館。只有把賓館建好，吸引游客入住，才能帶動塆子背后山沖一公里的梯田、山崗那邊30畝旱地以及塆子周邊山林的開發利用。

水口賓館有幾大優勢：位于天堂寨、薄刀鋒、青苔關三大旅游景區的集散地之內；是全塆人集體建設的，人工都是本塆的，不用為請人費心，也不用擔心有人從中搞破壞；水口人不光有賓館，還有土地，可以自己搞原生態種植、養殖，搞體驗式鄉村旅游。成立“生態旅游農業合作社”是他們下一步的打算。

我第一次到水口時，賓館主體已成型，正在安裝水電，準備裝修。站在樓頂上左觀右眺，可以望見筆架山、天堂寨。朱七一表示要把樓頂打造成“空中花園”。“我們這里搞的是鄉村游，是小風景，小風景的周邊是大風景。從這里到天堂寨七公里，到天堂湖不到一公里，到九資河鎮四公里，到薄刀鋒二十多公里。”

賓館有五層，八十二個房間，一樓另設有卡拉ok室、臺球室、乒乓球室，同時還設想建一個大別山生物標本展館。建設賓館的費用是塆子各家各戶一起出的。也有外面的人想投資進來。臘月底，朱七一在塆中空地上燒了一堆火，大家聚到火堆旁討論，不同意引進外資，并設想各家各戶平均出資，這樣沒有大股東和小股東的分別，每家承擔相同責任，將來在利益分配上也沒有差別。“目前在不算勞力的情況下，已經集資了140萬。賓館土建完成不少于250萬，裝修不少于300萬，但農村跟城市不一樣，給一部分還可以欠下一部分，所以我打算用兩百多萬就把它建成。”

在賓館建設過程中，朱七一安排了一個貧困家庭的女主人煮飯，吃喝全包，一年能夠掙到兩萬多塊錢。她家男人也在工地上做事，掙了一萬多塊，同時還外出幫工，掙了兩萬多。兩個人一年收入有五萬多。

老書記張習明叔這樣評價水口塆的建設：

“農村的差別很大，有的人拿不出錢，有的人可以拿出很多錢；有的人丁興旺，有的不旺；有的資源多，有的資源少；有的心胸豁達，有的較為狹隘，但在建設這個旅游接待中心的過程中，人人互諒互讓，團結一致，就像當年抗日一樣。如果每個塆、每個村都能像這樣，讓資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在當代樹立點什么，為后人留點什么，那么整個國家的工作也好做了，也不需要國家的強制。”

創業難

2017年7月，我再次來水口，得知賓館正在做消防。朱七一說，有的群眾考慮到資金有限，提出不要做消防，但自己不同意，堅決要做，把消防看作是頭等大事。沒有想到的是，賓館已被供電局斷電一個多月。為保證施工正常進行，朱七一從朋友那里借了一臺發電機。發電機功率不夠大，無法帶動施工電梯，搬運材料等，得靠人工一層層往樓上背。

水口人建的賓館被上面認為是違規建設。要么辦手續，要么罰款，要么拆除。

其實，從2014年賓館動工至今，城建、規劃、土地等相關單位來了20多次。停建通知書、罰款通知書，送了厚厚一沓。當初向上面遞交建設生態農莊的申請時，是全塆人集體簽的名。上頭來人找朱七一，朱七一每次都笑臉相迎、端茶遞煙，卻拒絕簽任何字。他抱著“法不責眾”的態度，對抗著上頭要求停建或罰款的要求。

我注意到：縣城建第一次開出罰單是二十六萬元，第二次十七萬多，土地局開出的罰單是六萬多。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朱七一把罰款書的背面當練字紙，抄寫的是毛澤東的詩詞。

不同的領導來了，卻說出相同的一句話：你們塆子建這個賓館，合情合理不合法。但是，到底不合什么法，不合什么規？領導卻從來沒有講清楚。朱七一他們也不能說得太清楚。翻來覆去，看得見的癥結也算是明白了：這個賓館占用了0.7畝農田；建設這個賓館時，應該先向上申請，等到一級級審批下來和規劃部門統一規劃了，才可以著手建設。

“不是我沒有找他們，當時我們寫了申請。申請我交到村里，讓村干部幫忙交上去了。全部蓋了章、簽了名。但一級級交上去，最后就沒有了音信。”朱七一說。

而且，“我們這一代人，我已經60多歲，我兄弟最年輕，也已經50歲了，我們要為后代辦點事，沒有時間再等了。”朱三定老師說。

領導說，你們得辦手續。朱七一說，領導你給我指一條路，該怎么辦我就去辦，但領導也說不出個甲乙丙丁。

“就算是我們一級級申請，最終也難以批下來，簡直求告無門。有土管部門的朋友，坐下來平心靜氣地同我談：說是叫你辦手續，實質上這個手續根本辦不下來，當時我在一個鄉鎮土管所當所長，土管所要建房子，要蓋28個公章，我自己都辦不下來——連防白蟻的，都要蓋一個章。所以你們根本辦不下來。”

如今不少地方在搞塆落整治，基本采用這種模式：國家出錢，村里招標給包工頭（比如30萬一個小組），包工頭中標后，再將任務承包給一個或數個施工方。從規劃到實際整治，在地群眾基本被排除在家門口的建設之外。施工過程中，一旦他們提出什么意見，往往被村干部和包工頭視為不支持家鄉建設。而水口塆在朱七一的帶領下，發動本土群眾——包括在外打工的年輕人，自食其力，完成了塆子的建設。現在，他們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生態旅游業，脫貧致富，造福后代，卻面臨被扼殺于搖籃的危險。

“我覺得我們塆子的做法，符合中央村民自治、創新創業的精神，因為我們本身就不好過，沒有多少外來輸血，只能自己造血。”村民發揮內生動力進行創造，卻沒有領導干部敢于出來為他們擔責，這是讓朱七一他們最為傷心也最為迷惑不解的地方。

張習明叔說：“鳳陽十八戶人家偷偷把田分了，這是農民的創造精神。七一他們現在的行動，也是發自底層的聲音，可以用來佐證中國到底應該走哪條路。”

朱三定老師的講述

我們去辦手續，沒有任何一個領導敢挑這個擔子，不給我們辦，但一轉身，他們又找我們要手續。

從《規劃法》角度來說，應該是先批后建，但申請了批不下來，我們只能自己先搞了再說。我們的考慮很簡單：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首先，我們沒有征用外村的土地，只是把自己的土地集中起來，換一種經營方式，我們沒有進行任何買賣，既沒有把土地賣給商人開發，也沒有賣出去，更沒有把別人的土地買進來，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改變經營方式。我們只有把賓館建起來后，才能帶動農田山地山林的利用。田里以前是插水稻，以后改為種瓜種果，不過是換一種做法。

第二，我們這個賓館建筑物沒有占多大面積，屋基硬化的部分只占了0.7畝田，我們在周邊擴充了一點。我們要保證國家的基準農田，比如我們鎮有幾個畈，一個畈有田幾百畝，應當作為國家的基準農田。但我們這里的山沖，是小塊小塊的梯田，早就拋荒了，不可能用來作為國家的基準農田。現在有些地方政府，把平原大畈的田地征收了，卻把基準農田往山溝里趕，與國家的大政背道而馳。我不能說《規劃法》壞了，但《規劃法》不可能規劃到每個村每個小組的具體生存。沒有任何一個法，大于老百姓的生存法。

我們建這個酒店，每天有六七套班子在作業，本來進出的錢非常有限，而你現在還要來罰我一二十萬，我要是有這些錢，我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天哪，我這是群眾要脫貧，是抱團致富，這么好的事情，你不但不支持，怎么還要來罰我的款呢？如果你地方政府有顧慮，能不能往上報，讓上級領導把這個事情放在辦公桌上討論討論，怎么樣?

我們不能等著國家來給我們扶貧。我親眼看到我的爺爺、父親是怎么死的，到了我這一代人，還這樣窮，我這一層弟兄十幾個，就必須考慮這個問題。根據這里的實際，我們要把農業和旅游業結合起來。我們這個地方田少田小，而且地勢高，經常靠天吃飯，傳統農業在今天根本生存不開來，現在必須把農業和旅游業結合起來。傳統農業只有做加法，發展農業+旅游業，才有出路。要讓游客在這里除了看風景，還能夠實際體驗，這樣才能留得下來。

一直在外打工不是辦法。對后代來說，將來且不要說有不有職業，能不能找到老婆還是個問題。人家到你這個塆子一看，什么都沒有，靠什么生存呢？所以我們這一代，必須要著手改變。

我們要在家鄉實現三個改變：改變生存條件，改變生活方式，改變貧窮落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