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巴拿馬作家吉爾·布拉斯·特耶拉（Gil Blas Tejeira）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失落的城鎮》。這本書用令人心碎的筆觸描寫了巴拿馬居民因為運河施工而被迫離開家園的經過。小說描述了冷血的運河警察如何將他們從家中趕走，湖水怎樣慢慢淹沒周圍土地。從那時起，學術作品和大眾傳說便開始將運河區人口外遷與圍筑加通湖而引起的洪水聯系在一起。

1913年的巴拿馬運河

一開始為寫作這本書查找資料之時，我也認為書中的敘述是真實準確的。我以為，城鎮戈爾戈納——那個作為特耶拉小說情節中心的城鎮——位于加通湖中心的某個位置。我甚至聽說佩戴水下呼吸器的潛水員可以在湖底看到舊教堂的尖頂。然而，經過研究地圖和文字材料，我慢慢發現，雖然運河區的老城鎮已經消失了，但它們并不在加通湖的水底。如前所述，恩派爾、新加通這兩座1912年運河區最大的城鎮都不在湖水淹沒的區域內。甚至連戈爾戈納這座標志性的水淹城鎮也沒有完全被湖水侵占。戈爾戈納根本不在加通湖的中央，而是在加通湖南岸最狹窄的岸邊，只有一半街道被湖水淹沒。湖中央根本沒有教堂的尖頂，只有一片年頭很長的公墓。因此，如果運河當局將住房被淹沒的那部分戈爾戈納居民遷到城鎮附近水淹不到的地方，那么戈爾戈納完全可以留在原處。

為什么洪水的說法掩蓋了20世紀巴拿馬人記憶中最痛苦的被驅逐的經歷？和所有的錯誤認知一樣，其中也存在一些現實的依據。加通湖的修建確實淹沒了大片土地（大約有164平方英里）。不過，洪水傳說之所以如此流行，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一個是洪水完美地象征了一種人們無法控制的巨大災難。1912年的人口外遷令確實讓成千上萬的運河區居民產生了這種感覺。洪水對于運河區人口外遷來說還有一些貼切的象征意義，因為人口外遷進行得非常快。從1912年塔夫脫總統頒布人口外遷令到1916年查格雷斯人口外遷，中間只有不到四年的時間。像自然災難一樣，人口外遷令是運河區居民無法控制、無法阻止的，人們只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洪水傳說能夠如此流行，是因為討論圍筑加通湖可以讓運河相關出版物大談人口外遷的決策，而避開討論人口外遷的合理性。在它們看來，運河區景觀的所有變化都是修建運河不可避免的結果，無論那些結果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修建中的巴拿馬運河

鐵路的遷移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釋如何用杜撰出來的洪水掩蓋復雜的運河區人口外遷過程。和運河區的人口外遷一樣，巴拿馬鐵路的遷移并沒有在運河歷史上占據很多篇幅。然而，巴拿馬鐵路遷移到運河東部，遠離先前鐵路沿線的舊城鎮，對運河區南部城鎮民眾產生的影響和圍筑加通湖對運河區北部民眾產生的影響一樣巨大。運河施工開始之時，運河區政府對那條19世紀的巴拿馬鐵路進行了徹底的翻修和改造，以便更好地滿足運河施工需求。當時的這些翻修和改造沒有改變鐵路線城鎮的景觀。然而，在1912—1921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運河區當局將鐵路從舊鐵路城鎮集中的運河西部改遷到了美國人建設新城鎮的運河東部。這一改變讓鐵路沿線的城鎮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沒有鐵路的鐵路城鎮，就像是沒有河流的河流城鎮一樣，都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為什么要把巴拿馬鐵路遷離那些沿線城鎮？這是運河施工不可避免的結果嗎？賽伯特和史蒂文斯在他們發表于1915年的有關巴拿馬史的著作中認為，將巴拿馬鐵路整體從運河西部遷到東部，是因為運河區主要港口城市——巴拿馬城、科隆城都在運河東側。不過，巴拿馬鐵路遷移的歷史比較復雜。鐵路線的最終走向與人口外遷政策、加通湖圍筑的關系同樣重要。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初（當時運河區人口的外遷尚未開始），美利堅國家美術委員會（US Fine Arts Commission）對巴拿馬的考察報告發現，遷移巴拿馬鐵路是加通湖南部城鎮不得不搬遷的原因。這份報告說：“巴拿馬鐵路的新位置完全選在運河北部〔原文如此〕意味著，目前的戈爾戈納、恩派爾和庫萊布拉必須遷走。”在人們還沒有用洪水逼近來解釋運河區人口外遷的1913年初，已經有人在用鐵路的遷移來解釋人口外遷了。

確實，賽伯特和史蒂文斯的這本書很好地說明了運河區人口外遷和鐵路遷移之間的關系是怎樣被從運河的敘事中排除出去的。沒錯，將鐵路從即將被加通湖淹沒的地方搬離肯定是必要的。可是，加通湖南部那些并不會被湖水淹沒且集中了很多鐵路沿線城鎮（包括恩派爾）的那些地方呢？鐵路遷移的決策取決于社會和政治上的考慮。如果美國政府事先沒有決定外遷運河區人口，就會對鐵路線上不會被湖水淹沒的地方采取大不相同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社會優先級——也就是一個社會認為最值得保全的東西是什么、什么東西不太重要，是制定技術和經濟決策的基礎。如果當時鐵路線南部的那部分比較受重視的話，它就不會被湖水淹沒，其位置也不會有改變，可以繼續為戈爾戈納和恩派爾這兩個城鎮提供服務。而戈爾戈納也會繼續留在它原來的地方，而只有些即將被湖水淹沒的城鎮會被遷移到附近的安全之地，這樣鐵路線的南段仍舊是巴拿馬鐵路的一部分，它會通過庫萊布拉人工渠南端附近的浮旋橋與新鋪的鐵路相連。

實際上，剛開始，事情確實是這樣的。1914年，約翰·F. 史蒂文斯在他寫的運河施工歷史作品中說，巴拿馬鐵路的西部支線仍在使用，它與主鐵路連在一起。史蒂文斯猜測：“如果沒有必要將它保留下來，將來它可能被全部拆走。”史蒂文斯沒有探討“必要性”問題，即沒有分析那條鐵路支線為什么必須“消失”，進而回避了人口外遷問題。他知道，“必要性”意味著巴拿馬鐵路西段的那些城鎮和田地的存在。他也知道，那段鐵路會消失，是因為 1912 年塔夫脫的總統令要求那個地方進行人口外遷。書中沒有提及這些事實，這就導致后來的讀者很難了解人口外遷令的重要影響。恩佩德拉多等城鎮當時使用的鐵路很快因為人口外遷令而消失，這是一個從流行歷史敘事中被抹掉的事實。而西部鐵路線的拆除則和洪水的到來混為一談。在關于運河和其他相關的敘事中，鐵路的搬遷是圍筑加通湖自然出現的結果，而不是由人口外遷令導致的。

有關1914年之后運河城鎮建設的新聞報道也對人口外遷問題諱莫如深。這種情況開始于當時運河區的官方報紙——《運河紀事》早期的報道中。有的文章高度贊揚、詳細討論巴爾博亞等新城鎮的規劃設計，而另外一些文章則提到各種措施，為的是“防止非法占地者進入運河區，防止非法占地者在運河區內流竄，防止運河區居民從居住點遷到叢林里”。雖然都屬于同一個歷史進程，但是這兩種敘事從來沒有聯系在一起。這讓人們忽視了這一事實：新的城鎮正在取代運河區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且——沒有人口外遷令，就不會存在非法占地行為。人口外遷才剛剛開始，那些舊城鎮居民就已經不再是即將被從自己的土地上驅逐的人，而是在他人土地上私自蓋房的人。《運河紀事》從來沒有提及創建運河區模范城市背后的悲劇，而是將新城鎮描述成為運河施工的自然結果，而不是1912年12月總統的人口外遷令的自然結果。各種敘事、各種沉默抹掉了巴拿馬記憶中的所有有關人口外遷的歷史，直到加通湖湖水的逼近成為唯一的解釋。

如果運河區的人口外遷是圍筑加通湖的結果，那么，這不是因為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而是因為圍筑加通湖導致的當地景觀產生的巨大變化，可以讓人們完全將運河區想象成一個可以被從無到有、重新“再造”的地方。洪水可被視為《圣經》中重造新世界的象征。遷移運河區人口，讓叢林重新覆蓋古老的城鎮和農田，ICC借此可以營造出一個直觀、具體的印象：巴拿馬只是一片等待美國開發和教化的叢林。

（本文選摘自《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巴拿馬]瑪麗薩·拉索著，扈喜林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