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德軍侵略山東日照等地，榮祿、劉坤一謀劃對德反擊，命袁世凱率武衛右軍進抵德州，有與德軍開戰的打算。最后一刻，德國海軍大臣禁止德軍擴大行動，事遂中止。對德反擊作戰一旦啟動，無論勝負如何，八國聯軍侵華事件應該可以避免，也必定“改寫歷史”。

袁世凱目送德國公使克林德靈柩

從膠州灣危機到日照事件

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曾痛心地寫道：“中日之役不應戰而戰，中德之役應戰而不戰。”（《鄭觀應集》上冊第937頁）中日之役指的是甲午中日戰爭。鄭觀應是站在1900年世紀之交的時點上，總結過去幾年的教訓，批評激進主戰派“因魯莽而僨事”，這一觀點尚可討論。“中德之役應戰而不戰”則令人費解。原來，他說的是1899年未能開打的對德反擊戰。

甲午戰敗，中日《馬關條約》談判時，李鴻章被迫接受了日方割讓臺灣、遼東半島的條件。沙俄強烈反對割讓遼東半島，糾集德、法共同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是為“三國干涉還遼”。三國各具鬼胎，沙俄垂涎旅順“不凍港”，法國企圖在西南攫取一地，德國則裝作中國的“恩人”，圖謀在沿海取得一處軍港或“儲煤站”。沙俄曾經表示對膠州灣（今青島）有興趣，德皇威廉二世親自前往俄國與沙皇達成默契：德國用武力占領膠州灣后，俄國利用中俄密約趁機侵占旅順。

作為后起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原本在世界上沒有什么殖民地。普法戰爭后，德國羽翼漸豐，呈現出軍事技術方面的優勢，成為中國進口西式武器的主要供應國，克虜伯大炮在洋務官員、沿海各地將領當中享有獨一無二的美譽，德國軍事教官也被大量引進到中國。威廉二世親政后，從原來的“歐洲政策”改變為“世界政策”，與英國競爭，中國也成為德國實施“世界政策”的目標之一。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并不斷擴大侵略范圍，打破了列強在遠東的勢力平衡，俄占旅順、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衛接踵而來，意大利也窺視三門灣，中國面臨嚴重的瓜分危機。康有為認為，膠州灣事件是一個絕好機會，他決心放手一搏，借助文廷式與珍妃的師生關系，獲取光緒帝的高度信任，次年遂有“戊戌政變”的發生。政變后，慈禧謀廢光緒另立新君，遭到列強抵制，改為立“大阿哥”，朝野排外勢力由此迅速壯大。

義和團起于山東，與德國的野蠻侵略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英、法、日、俄等國的侵華劣跡大家都十分熟悉，但對德國的危害可能認識不深。可以說，八國聯軍侵華是膠州灣事件順乎邏輯的發展，德國在山東的野蠻侵略以及清政府的無原則退讓，煽起華北地區熾烈的反帝之火，擁立“大阿哥”的滿洲權貴由此與義和團攜手。1900年初夏，京城神機營弁兵恩海槍殺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存在著強烈的“報復”意味，這一事件是聯軍入京的導火線，德國人瓦德西由此得以擔任八國聯軍司令，成為侵華的急先鋒。俄國漢學家高第認為：“義和團運動之所以發生和西太后之所以給予支持，我們雖不能說膠州事件的處理是唯一原因，然而卻應該說是主要的原因。”（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三卷第110頁）

1898年底至1899年初，德國在山東挑起第三次沂州教案、日照事件等沖突。為從中取得最大利益，德國圣言會主教安治泰慫恿德軍到日照等地對老百姓進行“懲罰”。1899年初，德國駐青島總督葉世克向日照派出軍隊。德國公使海靖夫人在其日記中說：“葉世克和安治泰敦促向騷亂地區——尤其是日照派出軍隊。外交部對此提出了不同尋常的問詢，問我們是否會因此卷入到中國潛在的戰爭狀態，對大沽和天津的進攻是否無論如何也必須實現做好準備。他們還是不了解中國人，自以為是地認為這個民族會因為在山東的一些懲罰性軍事行動而主動挑起戰事！”

德國外交部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也反襯出海靖夫人的淺薄無知。清廷的主要軍事領袖，曾策劃過對入侵山東的德軍進行反擊。兩江總督劉坤一向統率主力國防軍的榮祿提出建議，隨后榮祿命袁世凱以操練為名，率領武衛右軍（原“新建陸軍”）開赴山東德州，并將戰績彪炳的聶士成部調動到靠近山東的泊頭鎮布防。筆者認為，這個時期的聶士成武衛前軍是中國戰斗力最強的部隊，在甲午陸戰中表現甚佳，1900年這支部隊遭八國聯軍與義和團雙面夾擊，聶士成在天津八里橋壯烈殉國，是極其慘痛的損失。

示意地圖

劉坤一提出對德作戰

1890-1901年間，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為公認的三大疆臣，前兩人幾乎人人皆知，劉坤一的知名度則大大遜色。筆者認為，這個階段的劉坤一實際貢獻不遜于李、張，只是他沒有翰林、進士的顯赫出身，以軍功起家，不喜歡搞夸張的政治表演，門生弟子不多，故而表彰他事跡的著作甚少，雖有一些傳記行世，未能引起太多重視。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起義過程，湘軍集團迅速崛起，淮軍繼之。淮軍始終以李鴻章為唯一領袖。湘軍情況略有不同，即使曾國藩位極人臣，左宗棠也能獨樹一幟，一些“小派系”人物也并非曾門嫡系。曾、左去世后，湘系再無一言九鼎的重臣。1890年曾國荃、彭玉麟、曾紀澤、楊載福（楊岳斌）謝世，朝廷需要一個湘軍代表人物來制衡李鴻章，劉坤一借機脫穎而出。

劉坤一（1830-1902），湖南新寧人，廩生出身，隨劉長佑辦團練，加入江忠源系湘軍鎮壓太平軍，積功升至廣西布政使、江西巡撫、兩廣總督，1879年出任兩江總督，1881年被劾落職，1890年復任兩江總督，1902年在南京去世。劉坤一的履歷似乎平平無奇，但在最后12年的兩江總督任上，他有很多鮮為人知的貢獻。1899年，慈禧決心廢黜光緒帝，劉坤一用委婉的措辭發電報加以阻止，打消了慈禧廢立的念頭。相比之下，名滿天下的張之洞不敢置一詞。

劉坤一

1895年，劉坤一在甲午陸戰中擔任欽差大臣（前敵總指揮），領教過日軍的厲害。某種意義上講，德國陸軍是日軍的老師。中國剛剛大敗于日本，要與德國作戰談何容易？劉坤一寄希望與德軍作戰的兩支部隊，聶士成武衛前軍、袁世凱武衛右軍，很大程度上采用德式訓練。徒弟打師傅，難有勝算。

作為身經百戰的湘軍老將，劉坤一并非魯莽之輩，他提出這種建議，既是情勢所迫，也與他的聯英策略有一定關系。在德國強占膠州灣一個月后，劉坤一寫信給榮祿，提出聯合英、日、法共同對付德國的建議：“德人據我膠澳，志在極力經營，以遂其薦食之計，即使所索六條盡允，彼亦不肯退讓。可否密聯英、日、法三國，相與犄角，德必不支，英、倭忌其奪東方之利，法則與之世仇，或者能為我用。不然，則會商各國公使，以膠澳為各國通商口岸，藉以轉圜，是亦不得已之下策也。倘膠澳竟為德有，各國難免效尤。”（《劉坤一遺集》第五冊第2536頁）

劉坤一聯合英、法、日與德較量的設想，有不切實際的成分。德、俄對強租膠州灣、強占旅順港早有默契，法國作為沙俄的盟國，不會出而反對；英國此時在遠東比較孤立，不會貿然為中國而與德、俄作實質性對抗。但是，劉坤一認為一旦中國容忍德國侵占膠州灣，一定引起各國效尤，這個判斷極具卓識。膠州灣事件是極其嚴重的危機，一旦退讓意味著步步退讓，馬上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將面臨被瓜分的危險。

榮祿曾以總理衙門大臣身份，多次參加過對德國的膠州灣交涉，期間曾有帶兵反擊德國的設想。李鴻藻之子李符曾給張之洞的密函稱：“榮立五軍，本以主戰為名。曾見語云：膠州之事，恭邸所誤。彼時曾請帶兵赴戰，不許。為今之計，與其不戰而失地，不如戰而失地。”（轉引自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60頁）1897年膠州灣事件初起時，榮祿曾打算帶兵前往山東，被恭親王奕訢阻止。李鴻藻、榮祿為幾十年盟兄弟，“甚相友善”，李符曾所言得自榮祿親口相告，可信度頗高。榮祿“與其不戰而失地，不如戰而失地”的判斷，與劉坤一及其他主戰派的思路絕似，可謂人同此心。御史龐鴻書上奏稱：中國缺乏將才，兵力也弱，軍械糧餉都不充足，臣等豈不知之？只是顧念今日之事，“不戰則必亡，戰則猶可以不亡”；與其不戰而把土地拱手讓給于德，讓各國起而效尤，不如戰敗而失地給德國，還可以杜絕各國“利益均沾”的要求。

龐鴻書

1898年11月9日，劉坤一再次寫信給榮祿，提出：德軍強占膠州灣，遠期目標是割占山東以至河南，不久前借小故派出軍隊侵擾日照、沂州，既是試探我方反應，也借此刺探進兵路線及內地虛實。若德兵占據沂州，則南北交通中斷，河南也可危。眼下雖有蘇元春的“武衛先鋒軍”駐扎淮、徐一帶，與大部隊尚難以聲氣相應。若德軍入據沂州府城，用西法布置防御，我軍即使有百萬之眾，也難短期攻下。為今之計，不如采取主動，派重兵赴沂州扼要駐札，深溝高壘。德人知道我方有備，自然不敢進兵。倘若執迷不悟，敢來進攻沂州，我方會合南北中三路大軍，足以讓德軍受到懲創，甚至可乘機收復膠州灣，此事“至要至急”。劉坤一建議，榮祿從“武衛五軍”中抽調勁旅開赴沂州，與蘇元春部聯絡一氣，視情況決定是否開戰。（《劉坤一遺集》第五冊第2234-2236頁）

1899年4月9日，劉坤一忍無可忍，正式向榮祿提出對德作戰的主張。他充滿激憤地說：“中國積弱，至今日極矣！外國陵逼我中國，亦至今日極矣！其最無理者，莫如德人襲據膠澳，執辱鎮將，殘殺士民，而我不能責問一語，轉以膠澳與之，任所欲為。由是旅、大、威海先后議租。”朝廷退讓求全，無非是顧慮避免戰爭。德國本土離中國極遠，與日本不同，不可能派重兵來華；德、法世仇，怕法國趁機報復，亦不敢出全力來攻。對方依仗的是鐵甲艦艇，若在沿海滋擾，妨礙各國通商，會有所顧忌；若離船登岸，則數千人的部隊，我方足以應付。膠州灣事件初起時，中國若全力堅持，德國也必不敢開戰，最終會歸于調停。鄙人曾把這個意見向總理衙門上陳，未得接納。

現在德人更加橫暴，侵犯日照、蘭山，猖狂程度為各國所未有。若再繼續忍讓，德方必然得寸進尺，不斷侵蝕山東，各國群起效尤，擇肥而噬，中國將無以自立，百姓也無以自存。“不如及時破釜沉舟，與德決死，天道忌盈助順，或者一戰勝之。”如能擊敗德國，收復膠澳，中國氣勢必可一振，扭轉江河日下的局面。

劉坤一繼續給榮祿打氣：中堂大人麾下兵力雄厚，訓練多年，將士忠勇性成，莫不思報效國家。深望中堂傳集宋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等將領熟籌方略，并請直隸總督裕祿派兵輪扼守海口，為陸軍之助。待布置已定，向各國揭發德國違約妄為、虐待百姓，宣布中國與之絕交，但旅順、威海等處仍維持現狀，以分化各國。同時派諸軍即日上道，馳赴山東，會同本地軍隊直取膠澳。德國竊據膠澳未久，防衛未必堅固，從德國調兵則鞭長不及。我方以疾雷不及掩耳之舉，或能取得成功。“及此不圖，將成后悔。”（《劉坤一遺集》第五冊第2248-2249頁）

劉坤一認為榮祿所部兵力頗厚，足以應付。戊戌政變后，慈禧讓榮祿直接統率北洋五軍，統稱“武衛軍”。宋慶的毅軍（武衛左軍）、聶士成的武毅軍（武衛前軍），都是中日陸戰中表現尚佳的精銳，兩軍加起來有27000人；董福祥的甘軍（武衛后軍）剛剛打完西北平亂之役，兵力12000人；袁世凱新建陸軍，德式訓練、最新裝備，兵員有7000人；榮祿自領中軍。這五支軍隊組成了主力國防軍。榮祿又奏調廣西提督蘇元春在徐、淮一帶籌組“武衛先鋒軍”。除此之外，山東、江蘇還有其他部隊可以配合作戰。德國在膠澳兵力不足，倉促從國內調兵必多費時日，可以確保初戰的勝利。“若我以疾雷不及掩耳，或者可以有功。”（《劉坤一遺集》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6月，第2248-2249頁）

榮祿

從小站開赴德州

我們看不到榮祿給劉坤一的答復，但隨后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榮祿認真考慮了這個方案，初步接納了劉坤一的建議，派袁世凱率領武衛右軍開赴山東，名義上是“操練行軍，借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實際則是對德軍施加壓力。此舉還隱含著：一旦德軍繼續擴大侵略行動時，迅速開往前線加以迎頭痛擊。

4月18日，袁世凱復函盛宣懷，出乎意料地談到：“在京時慈圣亦迭以增兵為諭，無如庫帑奇絀，籌撥甚難，惟有姑仍其舊，籍可藏拙。倘有戰事，惟有以現練七千人盡其在己，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九冊第4256-4257頁）此語意味著，若德軍續施橫暴，不得不開打，惟有率領現有7000人與之拼命。

5月7日，榮祿奏上《武衛后軍移營車價請飭地方官報銷片》，證明武衛右軍已離開小站。當天，袁世凱在行軍途中寫了兩封信，其一是有人打算到軍營投效，答復說難以安插，但“設有戰事，則不拘矣”。（臺北版《袁世凱家書》第197頁）另一封信是給他的主要幕僚、在小站負責后方的徐世昌：“申刻抵唐官屯，尚不覺勞。此心怦怦，頗有戰興，未知能如愿否？”（《近代史資料》第37輯第14頁）這封信披露了更多信息。此刻袁世凱來到唐官屯，求戰愿望極為強烈。第二天，袁氏再次致函徐世昌：“德人必有詭謀，豈聵聵者所能見及，姑俟至德查看情形，再商辦法。”（《近代史資料》第37輯，第14頁）這句話是指責山東巡撫毓賢昏聵無能，不能洞察德軍侵略的兇惡用心。

數天后，消息靈通的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給倫敦的金登干發電稱：“中國已經派出一萬五千軍隊到山東去‘示威’了。”（《中國海關密檔》第6冊第985頁）赫德說的軍隊兵數，可能包含了袁部之外的人馬。此時武衛右軍總兵數7000人，袁世凱帶往德州的占八成即5600人，若加上聶士成帶往泊頭鎮布防的軍隊，約有一萬多人。駐扎德州期間，袁世凱每天派出探馬，在沂州與德州之間傳遞消息，緊緊盯著德軍的動向。

隨著時間流逝，袁世凱逐漸失望。5月16日，他寫信給徐世昌抱怨：“內中近無信來，料其必無高著，不過只做死棋眼耳。”21日，袁世凱向徐世昌哀嘆：“總之大局無復望矣。”他接到榮祿命令，準備從德州撤回小站了。（《近代史資料》第37號第15-17頁）慈禧讓袁世凱帶隊到德州觀望形勢，這本身就是一個過分保守的姿態。德州與沂州距離尚遠，一旦發動，仍需作長途行軍。

沒有開戰的直接原因，是德國海軍大臣提爾皮茨發出警告，制止德軍在山東擴大侵略范圍。“鐵畢子決定，在軍事干預行動方面，不得自動將山東內地視為租界地的延伸范圍”，“在山東境內輕易啟用德國兵力對勢力范圍內經濟的健康發展會有不利影響，甚至有軍事上的危險”，不可“對中國人民抵抗力量估計過低”。鐵畢子擔心“中國可能會在第三勢力的支持和縱容下選擇戰爭的道路”，目的在于“把我們擠出長江流域”。（《義和團研究會刊》1982年第2期）

《德國在山東》一書作者施雷克覺得鐵畢子是“想入非非”，事實并非如此。鐵畢子感受到袁世凱、聶士成的壓力，推測中國有可能“選擇戰爭的道路”，這對德方來說是明智的謹慎。鐵畢子所稱“第三勢力”指的是英國。膠州灣危機、沙俄侵占旅順，讓劉坤一徹底轉向“聯英”策略，并透過他的幕僚與英國方面建立密切聯系。劉氏此時向榮祿提出反擊作戰建議，背后是否有英國因素，還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袁世凱

馀論

這是一場沒有打響的戰爭，可啟發我們對“歷史能否假設”作進一步思考。歷史學家一般來說主張“歷史不能假設”。在研究這場沒有打響的戰爭后，筆者覺得可以對這條清規戒律作微調。

絕大多數對“長時段”大事件的假設仍是毫無意義的，癥結在于涉及規模太廣、時間跨度太長、環節太多、變數太大，而史料又極不充分，將下一個行動的前提建立在前一環節的假設之上，選擇性使用史料，替古人作決定，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主觀臆斷的結果。即使史料極端充足，鑒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和理性的有限性，歷史人物并不會完全按照我們想象的邏輯去做判斷和決策。

但是，有嚴格限制條件的假設，能讓我們評估政治領袖的前瞻性與決策水平，檢討不同決策效果上的差異，也即常言所說的“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所謂嚴格限制條件，一是涉及時段極短，如本文所談的例子；二是事情接近一觸即發，發生的可能性很大，只因發生了某個具體變化（德國海軍大臣下令收束行動）而中止。

這一仗打了會如何？我個人認為：打了比不打好。這一仗如果打響，鑒于第一階段德軍兵力不多，德國在遠東缺乏其他基地，中國發揮人多和本土作戰優勢，可能是互有殺傷，列強出面調停的機會較大；但無論如何，即使戰敗，賠款不會太多，不至于元氣大傷。一旦戰事展開，彌漫華北地區的排外情緒將得到宣泄，演變成一致對德的良好局面，列強對繼續發動侵華行動有所忌憚，傳教士、西方外交官在行為上也會有所收斂，提高了慈禧統治集團的威望和凝聚力。至于打響以后戰爭的具體進程細節，屬于不可預測的范圍。英國鑒于德國在山東的擴張將危及其在長江流域的利益，有很大可能給清廷以一定程度的支援，讓中國在財政、武器供應方面不至于捉襟見肘，這在中法戰爭中已有先例。

在對外關系上，弱國衡量實力適度退讓是合理行為，但一味退讓只能讓損失原來越大，并從根本上損害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打一些有限度的反擊作戰，即使戰敗，仍可防止以后更大的損失，讓強國對今后的行動有所忌憚，總體上得大于失。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歐洲國家會擔心被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慈禧對行將到來的大危機缺乏洞察，為個人安逸享樂選擇了步步退讓，1900年被列強逼得太狠時卻又病急亂投醫。慈禧只是在逃難途中吃了一些苦頭，1900年真正受苦受難的主要還是華北民眾，然而這些并不在慈禧考慮范圍之內。最高統治者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有時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