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咄咄逼人的匈奴帝國，消失在了中國北方

劉涵川

“孤憤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愿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無。”

這是惠帝三年匈奴單于寫給呂后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并不復雜，但極盡輕佻和羞辱之意。呂后看后不禁勃然大怒,甚至要出兵攻打匈奴。但是與眾臣商議權衡后，呂后最終放棄了出兵的想法，轉而以低姿態回信道“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而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此后，呂后除了向單于送去大量財物外，還從宗室中選拔了一名女子作為公主嫁給單于。

(一)何為匈奴？

在中國史書中， “匈奴”一詞最早見于《逸周書》（據羅家湘先生考證，成書于戰國早期）所載的“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余太山先生稱這段記載為戰國時北方游牧部族的總名單，其中“胡”也指生活在中國北方的草原部族。

戰國時，與燕、趙、秦三國有摩擦的胡人不限于匈奴。實際上，燕國擊破東胡、趙國擊敗林胡和樓煩、秦國滅掉義渠后，燕趙秦三國才與匈奴直接接壤，才筑長城以御匈奴。趙國名將李牧曾破殺匈奴十余萬騎，令其不敢近趙邊城。李牧死后，秦加快吞并六國的步伐；六國也疲于應對戰事，已無暇顧及匈奴。在這十余年間，匈奴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元氣得以恢復。按照《資治通鑒》的說法，“及戰國末年而匈奴始大”。

秦朝建立后，匈奴已成為秦帝國北方的主要威脅。為了應對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軍出征并修筑長城。這些措施起到了效果，曾迫使匈奴北徙。公元前209年，冒頓單于殺頭曼單于自立，建立起匈奴帝國，主動對周圍部族發起戰爭。《史記·匈奴列傳》載：“大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趁著劉邦、項羽交戰的空隙，冒頓單于將匈奴的疆域擴展至東接穢貉、朝鮮，西至月氏、氐、羌，南部直逼長城一線，最遠可以延伸到長安附近，最北部到達外貝加爾，匈奴迎來了最強盛的時期！

和秦始皇一樣，稱帝后的劉邦（公元前202年）也意識到了匈奴的威脅。在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時他親征匈奴，卻被匈奴圍于白登整整七日；幸好匈奴主動解圍一角，他才得以脫困。因為在武力上難以戰勝匈奴，劉邦最終聽取了劉敬和親的策略，通過締結姻親和饋贈財物來保障邊境安寧。這套和親政策一直沿用到武帝初期。事實證明，雖然和親政策讓漢匈關系沒有進一步惡化，但匈奴沒有收斂南下劫掠的行為，仍然時常侵擾燕、代兩地。此外，漢初還有多名重要將領投靠匈奴，如韓王信、陳豨、盧綰。按照《史記》的說法，他們投敵的原因大多因為陷入圍困而招致了高祖的猜忌，或者受到了降將的勸說。

惠帝和呂后時，匈奴沿用了他們的一貫政策，一邊遣使維持表面和平，一邊南下侵擾邊民。還曾修書給呂后，書信中言辭傲慢，極盡侮辱之意。面對匈奴的種種挑釁和試探，惠帝和呂后迫于局勢，最終選擇了隱忍不發，繼續實行高祖的和親政策。

文帝登基后，漢匈雙方曾就匈奴右賢王侵河南地（指河套以南地區，非今河南省）展開交涉。冒頓自稱“天所立匈奴大單于”，責問漢邊吏“侵辱”右賢王一事，并威脅要與漢朝“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他還在信中宣稱已定西域，彰顯自己的強大。面對這次威脅，漢廷群臣還是主張避其鋒芒，繼續用和親的手段緩和關系。文帝最終采納了這一建議，于公元前174年向冒頓去信，表明不要深究右賢王之意，并借單于征伐各國有功之名，贈予了單于許多貴重禮物。同年，冒頓單于去世，其子稽粥繼位單于，基本維持了漢匈之間的關系。

文帝在位時，共與匈奴三代單于有所交涉，且每代單于都曾大舉入侵漢地。《史記》記載了文帝時匈奴兩次深入內地的戰事，一次是文帝十四年，匈奴燒回中宮，離長安不過三百余里；第二次是軍臣單于繼位不久，“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朝臣也曾就抵御匈奴上疏，但始終沒有脫離和親和贈物的框架。

公元前135年匈奴控制范圍

（來源：https://spooksrus.tripod.com/barbarians/xiongnu.html）

（二）“匈奴”消失于史書典籍

漢匈爭鋒的轉折發生在武帝一朝。漢武帝剛登基時依舊遵循漢匈交往的舊制，但此時雙方實力已悄然轉變：匈奴內部不再像冒頓單于時期那樣團結，許多匈奴貴族降漢；侵擾邊民的匈奴規模也逐年減小；漢朝則經過五十余年的休養生息，人口增長，國力殷實，且善戰的良將頻出。

公元前133年，武帝在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實施了一次伏擊匈奴的戰役，可惜沒有成功。但此事之后，漢匈和親一事就此斷絕，雙方的軍事沖突日漸頻繁。此后十幾年間，在上谷、云中、代、雁門、漁陽等地，雙方多有摩擦；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朝收復河南地，筑朔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收復河西，設武威、酒泉郡。

公元前119年爆發的漠北之戰是漢匈沖突的轉折點。漢軍分東西兩路，由衛青和霍去病分別統帥，向漠北進發。衛青部出定襄（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后，令李廣、趙食其從東路迂回策應；自己則率軍穿越大漠，與單于本部正面交鋒，將匈奴驅趕至顏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南面的一支）趙信城，共殲敵一萬九千余人。霍去病部出代（今河北蔚縣東北），同右北平郡（今內蒙古寧城西南）太守路博德部會師。在尋找匈奴主力的過程中，消滅匈奴左賢王部主力七萬余人，追擊匈奴至狼居胥山與姑衍山，分祭天地，臨翰海（北海）而還。漢軍在漠北之戰中取得大勝，“封狼居胥”，而匈奴人唱著“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倉皇北逃。

內蒙古地區長城分布圖

（來源：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上）2003年版，第64-65頁）

此后的匈奴，雖然實力遠不能和漢朝抗衡，但并不愿意就此向漢朝臣服，仍時不時在邊境劫掠，還想控制西域諸國，同漢軍多番爭奪西域。公元前101年，隨著李廣利破大宛，西域諸國多親漢，匈奴更加孤立。

匈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作戰都離不開牲畜，一旦失去對土地的控制，其經濟、軍事實力都將大打折扣。經歷了漢軍在河西、漠北、西域多方面的打擊后，匈奴的生存空間大大壓縮。除了失去土地，匈奴還遭到了連綿的天災，其生活雪上加霜。從兒單于到虛閭權渠單于時期（公元前105-公元前60年），史書多次記載匈奴遭受的雪災和饑荒，最嚴重時他們損失了十之六七的牲畜。

力量式微就會產生異心和分裂。虛閭權渠單于在位時，匈奴內部已有分裂的跡象。他死后，顓渠閼氏（單于妃子）與都隆奇不顧繼承順序，改立握衍朐鞮單于。原本繼位的稽侯珊也在幾年后稱呼韓邪單于，逼死了握衍朐鞮單于，但隨后又被都隆奇所立新單于屠耆單于擊敗逃走。屠耆單于手下的三位王將，相繼自立為單于，分別稱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 “五單于爭立”就此形成。這種局面并沒有持續太久，不久，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共輔車犁單于。后經過戰爭，屠耆單于兵敗自殺，車犁單于率部歸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的統一局面沒有持續太久，不久匈奴又經歷了一次分裂，最終只剩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兩支。因為呼韓邪單于的領地更靠近西漢，也稱南匈奴；郅支單于一支則稱北匈奴。

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有意歸漢，后至甘泉宮謁漢宣帝，被安置在光祿塞（昆都侖溝后口子）。因為漢朝和南匈奴聯手，北匈奴一度西遷。公元前36年，甘延壽與陳湯共同誅滅了郅支單于，并留下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壯語；匈奴重新統一于呼韓邪單于麾下。

呼韓邪單于死后，繼任的單于繼續遣使入朝覲見漢帝；漢朝每次也給予豐厚的財物。除了單于來朝，許多匈奴貴人和他們的家眷也來朝，所圖不外是漢朝豐厚的賞賜。基于這樣的經濟和政治環境，漢匈關系在宣帝至哀帝時期可以用融洽來形容，偶有的分歧在書信往來中便可化解，不必訴諸武力。

新莽時，匈奴上層不滿王莽干涉匈奴內部事務。烏珠留單于得知王莽用財物分化單于兄弟一事后，不再承認新莽政權，并對其宣戰。公元13年，烏珠留單于去世，繼承者的確立受內部貴族的角力和外部王莽政權的干涉，矛盾頻出，再次引起了匈奴的分裂。這次分裂后，南、北匈奴再也沒有統一。

公元48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比（比為名字，上任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單于之子，承襲祖父稱號）率部歸漢稱臣，被安置在河套地區，后遷于今準格爾旗地區與神木地區。遷居內地的南匈奴最終在民族融合的大浪潮中逐漸銷聲匿跡。在安撫南匈奴后，東漢改變從前的消極防御政策，積極向北匈奴發起了進攻。隨著班超安定西域各國和胡漢聯盟建成，北匈奴徹底失去了與東漢一爭高低的力量。公元160年左右，北匈奴西遷到錫爾河流域的康居國，此后它的命運因為史料缺失便不得而知了。雖然目前沒有明確證據表明西遷北匈奴和日后擊潰羅馬的匈人帝國有關，但二者之間存在聯系卻是中外學者的共識。

（三）消失的匈奴遺址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匈奴遺址在北方多省均有發現，集中分布在內蒙古、陜西、寧夏三地。在陰山一帶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匈奴遺址。在桃紅巴拉墓群，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橫排成列,死者均頭向北,隨葬品僅有隨身用具和裝飾品,地表無封土之類的痕跡。出土的銅短劍、銅鶴嘴斧、小銅錘以及銅馬具等,都呈現出早期匈奴遺物的風格。在裝飾品中,多見銅環狀帶扣、銅環飾和動物形銅牌飾，而且經常成組出土。

早期匈奴遺址判定沒有準確的依據。人們根據武器、陶器確定了遺址的大致年代，隨后結合史書記載和地理考察來論證在那時那地生活的族屬為匈奴，最后驗證這些是否符合匈奴的文化特征。

戰國時期的匈奴遺址基本分布于今內蒙古自治區，見于杭錦旗、涼城縣、和林格爾、阿魯柴登等地。這些遺址出土了非常多造型精美、風格突出的金銀器。在內蒙古南部匈奴遺物分布十分廣泛，品質也較為優良；遺憾的是，其中相當部分來自征集或者大水沖刷暴露出土,缺乏背景信息。我們只能結合文獻推測，戰國早期匈奴在這一地區頻繁的活動，可能給秦、趙兩國的邊境帶來不小的壓力。到了戰國中晚期，這一地區成為秦、趙兩國與匈奴爭鋒的前線。隨著兩國軍事擴張和長城北移，這一地區的匈奴遺址數量銳減。

阿魯柴登出土黃金鷹形冠飾

（來源：上一圖來自內蒙古博物院官方網站，上二圖來自田廣金,郭素新《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遺物》，載于《考古》1980年04期第334頁）

從遺址來看，從戰國中晚期開始一直到西漢末年，在中國北方幾乎尋不到匈奴的身影，零星發現的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遺址也是混雜的，無法分辨是否屬于真正的匈奴人。這與我們所知的歷史是沖突的。從戰國末年到漢武帝收復河西之前，是匈奴發展最為鼎盛的時期，幾乎每代單于都曾對漢發動過大規模戰事，侵略燕、代，襲擾邊境更是家常便飯。為什么沒有發現匈奴遺址呢？

這里存在幾種可能性：匈奴在冒頓單于時期較為迅速地完成了領地擴張。面對擴張后遼闊的土地，作為游牧民族匈奴是否有能力鞏固占有的領土？鞏固領土的行為是否是游牧民族慣常的統治措施？從學者整理的分布圖來看，匈奴遺址在今蒙古國境內中北部（單于王庭大致所在）高度集中，而在更大地理范圍內呈零星分布，靠近邊緣的地帶則分布更少，那么是否因為在非中心區原本就少人居住，所以才難以發現明確的匈奴遺址？

匈奴遺址示意圖

（Lastest compilation of Xiongnu period sites by TS.T?rbat and B.Miller.來源：Brosseder, U. & Miller, B. K.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 2011，page24).

另外，秦、漢兩朝最初沒能在武力上徹底戰勝匈奴，而采取修筑長城抵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匈奴軍隊的機動性更強。換言之，攜帶大量輜重的漢族軍隊很難追得上迅速靈活的匈奴騎兵；在戰爭不利于匈奴時，他們會迅速撤退；而漢族軍隊行動遲緩，難以有效追擊。這從側面證明了匈奴人生活的流動性，沒有常駐設施可能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

要尋找西漢時期匈奴的蹤跡，必須將視線移向更遠的北方。位于吉達河流域的德列斯圖伊墓地（Дэрестуй）年代與西漢早中期相當，墓葬形制已與早期匈奴聯盟遺址相去甚遠，可能吸收了周圍草原民族的文化因素。墓葬出現了明顯的分等級和分區現象；地表出現了圓形或方形封堆。棺槨數量隨著身份等級發生變化，材質有石質、木質兩種。墓室北側放置馬、牛、羊等犧牲的頭骨或肢骨，墓內隨葬日用陶器、武器、珠飾、帶扣等。大墓周圍通常環繞較小的叢葬墓。

圖瓦Terezin 9號墓平面圖及隨葬品

（來源：Brosseder, U. & Miller, B. K.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 2011，page 532).

西漢后期更是出現了以查拉姆墓地（Царам）、伊里莫瓦墓地（Ильмовая）為代表的“甲”字形大墓，封堆和積石的規模也較之前更大，封堆邊長達32米，梯形墓道將近20米。在中小型匈奴墓地如納依瑪·托勒郭依（Наима толгой）發現的圓形石堆墓，封堆規模達到了4-13米。“甲”字形大墓彼此距離較遠，在這些大墓周圍分布有叢葬墓。叢葬墓的規格、隨葬品豐富程度、叢葬者年齡自南向北、自東向西逐漸增加。“甲”字形大墓出土了較多的漢式車馬器、漆器、玉器、銅鏡等，犧牲情況則與早期墓葬一致。

高勒毛都2號墓地M189發掘現場圖

（來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蒙古國烏蘭巴托大學考古系編.《龍出漠北顯華章》2020年版第58、74頁）

高勒毛都2號墓地M10 馬車彩繪

（來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蒙古國烏蘭巴托大學考古系編.《龍出漠北顯華章》2020年版第172頁）

當匈奴遺址再次出現在中國北方時已經是東漢時期了。南匈奴內遷以后，漢朝統治者選擇在上郡的長城沿線，在神木、榆林、靖邊等地安置他們。史書稱他們為“保塞蠻夷”，其職責就是幫助漢朝防御其他北方草原民族，同時又受到邊境漢朝軍隊的監管。這時的匈奴遺址因為與中原葬俗的結合已經很難辨別了，目前判定南匈奴遺址的依據基本是出土官印這種性質明確的遺物和人骨的體質人類學鑒定。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遺址出土匈奴銅印

（官印文字為“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圖片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

陜西神木大保當遺址是典型的南匈奴遺址，分為城址和墓葬兩部分。在已發掘的29座墓葬中，26座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16座墓葬出土畫像石；高級貴族墓葬更是模仿戰國時期高等級的豎穴木槨墓。從葬俗來看，單人葬傳統消失，家族墓地、合葬等漢式的埋葬方式出現；生活器具除了傳統匈奴特有的陶罐之外，更多的是象征鐘鳴鼎食的盤、杯等物。

大保當M23墓室外部

（來源：王煒林,邢福來等人《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載于《文物》1997年09期第30頁）

大保當M11墓門左、右門柱畫像石

（來源：岳敏靜.《陜北神木大保當M11畫像石賞鑒》，載于《文物天地》2019年10期第13頁）

神木大保當的居民就是當時萬千南匈奴的縮影，草原文化傳統在漢文化的沖擊下走向衰弱，甚至消亡。南遷的匈奴人最終適應了長城以內的農耕生活，解下了腰間的牌飾，系起了帶鉤，逐漸喪失了其游牧民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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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顧，頡剛領銜點校；趙生群主持修訂. 史記 修訂本 平裝本 全10冊 名家印章本[M]. 北京：中華書局, 2014.08.

[2]陳序經著.匈奴史稿[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08.

[3]余太山主編，馬健著. 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 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M]. 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1.07.

[4]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J].考古學報,1976(01).

[5]趙生琛.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匈奴墓[J].文物,1979(04).

[6]曹向珂.神木大保當漢代墓葬所反映的若干南匈奴問題研究[D].鄭州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

[7]王煒林,邢福來,康蘭英,李崗,孫周勇,徐雍初.陜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7(09).

[8]田廣金,郭素新.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遺物[J].考古,1980(04):333-338+364+368+394-396.

[9]岳敏靜.陜北神木大保當M11畫像石賞鑒[J].文物天地,2019(10):10-13.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蒙古國烏蘭巴托大學考古系編. 龍出漠北顯華章[M].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0.08.

[11] Brosseder, U. & Miller, B. K.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 2011).

來源：世界考古 公眾號

原標題：《一度咄咄逼人的匈奴帝國，消失在了中國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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