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煥庸線”是個地理書上的概念。

中國著名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35年發表了《論中國人口之分布》。文中，他連接黑龍江璦琿與云南騰沖，指出兩邊人口密度差異顯著：東南邊，全國96%的人口，生活在全國36%的面積上。而西北邊，在64%的面積上，只生活著4%的人口。

這條虛擬的人口地理分界線，至今仍然穩定地存在著。人們可以通過交通路網、農牧業分布、QQ在線人數等，清晰地把它辨識出來。

這條線的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澎湃記者前往南京，在胡煥庸1934年所建的住宅里，對其孫胡復孫進行了采訪。

除了1937年7月隨中央大學西遷重慶，和去美國考察研究之外，胡煥庸在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工作期間，就居住于此。

胡復孫在這棟三層小樓里住了大半輩子。《論中國人口之分布》中的那張中國人口密度圖，應該有一部分工作是在這里完成的。胡復孫把這張圖墊在寫字臺的玻璃下。

求學與教育

澎湃新聞：為什么想要研究自己的祖父？

胡復孫：我的老家是江蘇宜興。宜興歷來有尊師重教的傳統，出了很多知名的專家教授。祖父有七個子女，多數人從事理科或工科。沒有人研究地理。1953年以后，祖父調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工作，父母親和我們在南京生活。

這些年，我深深感覺到，關于人文地理，關于祖父的研究，越來越風生水起。社會這么重視。作為家屬，我們理所當然要關心和參與。

這些年，我和東南大學、南京大學、蘇州中學、中國氣象博物館等祖父在南京工作過的地方多有交流。祖父早期的故事，我逐步了解了更多。

我父親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教授，也是長子。關于家庭的事情他經手的比較多，以往他也和我說起過一些。我們家里還留存有少量祖父的書籍，社會上更有許多報道，我也收集了不少資料。隨著對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我的興趣也越來越濃。

澎湃新聞：對祖父的青年時代，您有哪些了解？

胡復孫：祖父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也受到各種運動的沖擊。對這些，他也不太愿意多說，我們也不太敢多問。

祖父是1998年辭世的。他去世之后，我們把一些材料連貫起來，逐步對他有了更多了解。

祖父出生在宜興農村。我的曾祖父是私塾先生。祖父是獨子，但生下來二十個月，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們母子二人在農村生活，艱難可想而知。全靠我的曾祖母縫紉衣服，補貼一點家用。

但是即便家境如此困難，曾祖母也沒有放棄對祖父的教育。曾祖母先教祖父認字，六歲即送入私塾讀書。祖父讀書非常努力，念到初中并考入以全英文教學和要求嚴格而聞名的省立常州中學。

我聽到的故事是，他多次想輟學，早點工作補貼家人。但他的老師和母親都讓他一定要繼續讀書。高中畢業之后，老師鼓勵他報考師范學校。當時師范不要學費，還給生活費。所以當時貧困學生的首選就是師范。

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普通師范還不一樣。郭秉文校長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博士，聘用了很多從美國和歐洲留學回國學有專長的學者從教。雖然這所學校很難考，錄取比例是十取一，祖父還是考入了南高師文史地部。

祖父入學當年，南高師文史地部共錄取36人，全部是家境貧寒、艱苦學習的青年。他們知道，只有勤奮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求學心切日夜苦讀，畢業不到十年，就有12人患肺結核病死亡。

當年南高師地學系的主任，正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氣象學博士竺可楨。竺先生和國學大師柳翼謀是祖父最敬仰的兩位老師。在地學系學生中，祖父和另一位學生張其昀，是竺可楨最看好的。他們二人后來都成為卓有成就的地理學家。

祖父從南高師畢業后，去了揚州中學做了兩年史地教員。一九二六年回到南京，補足了東南大學的學分畢業。當時他和三個同鄉商量好，以互助互濟的方式，去法國繼續讀書深造。兩人先去，另兩人在國內掙錢支持，待先去的二人學成回國，再支持另二人就學。祖父和日后成為民族學家的凌純聲是先去的兩個人。

在巴黎大學，祖父師從國際知名的地理學家，不僅勤奮苦讀，還不斷將大師著作翻譯寄回國內，傳播先進的學術思想。后來國內戰亂不止，他很牽掛母親安全，經竺先生同意就回國了。竺先生還匯了他一筆錢，買了精密氣象儀器用于籌建中的國立氣象研究所，還要求他考察了歐洲部分天文臺氣象臺。

回國之后，27歲的祖父就被聘為中央大學的地學系教授和中研院國立氣象研究所研究員。不僅在中央大學地學系講課，同時用一半的時間和竺先生一起籌建氣象研究所和欽天山（今北極閣）氣象臺，成為竺先生最為得力的助手。自此，祖父在中央大學任教長達21年。

胡煥庸的畢業紀念冊中，有南京高師文史地部第一級的同學合影。最上一排左四為胡煥庸。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胡煥庸在學術研究以外的工作？

胡復孫：祖父不僅是一位學者，他在教育、行政方面的工作，也不應被忽視。

1931年，祖父在擔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時，應江蘇省教育廳多次要求，兼任了省立蘇州中學校長兩年。在這兩個學校，他對所負責的工作，應該說是做得非常優秀。

在蘇州中學，他本來只是答應任職一個月，但開學不到半個月，“九一八”事變發生，人心浮動，教育廳找不到合適的人。如此，他一做就做了兩年。當時，他還把家從宜興搬到了蘇州。那時戰亂初起，很多學生被家長帶走，教師也想走。而校長把家搬到學校，還掏錢買了家具。人心很快穩定下來。

蘇州中學的男女同校，就是在祖父任內開始的。他在蘇州中學還建立了化工科，類似現在的職業教育。另外，他還對很多畢業生的求學、就業方向進行考察，以改革高中教育。

1933年夏天的全省會考，前一二三名都是蘇州中學的。在前十名中，蘇州中學還占了六名。當時這也是非常轟動的事。在蘇高中任校長兩年后，祖父回到南京。

蘇州中學的校長，一直是他比較滿意的經歷。一直到祖父晚年，許多學生和他還都有聯系。我多次到過蘇州中學，學校對祖父的這段工作評價也很高。

而中央大學地理系，當時各方面條件非常艱苦，但聘用了許多盡職敬業的優秀教師。他們一起擔起了中國地學研究的重擔。一九三四年，祖父和翁文灝、竺可楨、李四光、黃國璋、張其昀等四十多位地學界人士，發起成立了中國地理學會。他長期擔任總干事，后來還接替翁文灝擔任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就設在中央大學地理系，地理學報就是中大地理系編輯、出版的。

中央大學曾經被稱為亞洲最好的大學，當時全國大部分優秀學子考大學的首選就是中央大學。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還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中大西遷重慶后，雖條件受限，仍有重慶沙坪壩、柏溪、成都、貴陽四處校址，七個學院、56個系科、一個研究院、9個研究部、一個專科學校和一個中等學校等65個單位，教師400多人，學生4000多人，按照教育部的規定，開具課程近千種。

祖父自一九四三年起，在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任職近兩年的中央大學教務長。在當時極為艱苦的戰爭年代，辦好這樣一個規模的大學，教務長壓力之大、困難之多，今天難以想象。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記載，是祖父把中央大學的主要工作都挑起來了，足見其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管理團隊的高效獻身精神。

以前他給蘇州中學做校長，在畢業生致辭里說到一句話：“國家多難，前途珍重，作為全人，有厚望焉。”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作為校長，我希望我培養的人，各方面都成才，我對你們有厚望。

我認為，這句話他自己就做到了。

澎湃新聞：除了胡煥庸線，能否請您說說胡煥庸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

胡復孫：當時中央大學地理系承擔了很多國民政府的研究項目。比如，在重慶期間，祖父受國民政府委托，做了劃省計劃報告，進行縮小省區研究。這個研究1941年左右完成。抗戰勝利之后，國民政府曾在東北試點，但實行不下去，各地的地方利益影響太大。

蔣中正比較重視教育。國民政府要求大學的名教授、校長等，一定要參加國民黨。所以祖父參加國民黨比較早。祖父做教務長，是蔣中正的親筆手諭。

蔣先生的祖籍也是江蘇宜興，只是家里早年就移居浙江奉化。1948年，蔣先生專門回去祭了一次祖，當天就走了，沒和地方上的鄉紳有任何來往，只是請族人吃了一頓飯。

1949年之后，關于祖父的研究工作，治淮是值得一提的。1950年，淮河發大水，整個蘇北成了一口鍋，洪澤湖是鍋底，死亡人數非常多。

淮河流域水利設施落后，淮河幾乎每年都泛濫。國民黨也治淮，對應的機構叫做導淮委員會，陳果夫是主任。

早在1934年，祖父也帶隊考察研究過淮河，寫了《兩淮鹽墾實錄》這本書。這本書和陳果夫的治淮思想完全不一樣。陳果夫要把水引到黃河去入海，雖然當時黃河河床沒有那么高，但黃河能接受的水量沒有那么大。而祖父的想法是，把淮河的水導入海里。他的想法和國民政府的思想不同，出了那本書，國民政府就把他的書幾乎全部收回，不讓賣，也不讓寄。祖父當時很奇怪，書寄出去了，怎么都沒人收到。實際上，書是被沒收了，留下的很少。

到了1950年，為應對這次水災，水利部成立了治淮委員會，設在蚌埠。國務院召集了多次會議來研究治淮。為治理淮河，國家拿出了水利經費的80%。當時，有人想起了胡煥庸的那本書，推薦了他。祖父到了治淮委員會擔任技術委員，負責治淮的技術設計。今天看，這個職位就相當于總工程師。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后，他確定，應開挖蘇北灌溉總渠引水入海，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蘇的眾多河道，還要修建很多輔助水利設施。治淮委員會當時的這些成果，基本解決了困擾多年的淮河水患。

前年我碰到一個同學，是江蘇水利廳的干部。他說，蘇北灌溉總渠現在起的作用可大了，自從建完之后，一般的洪水都沒有問題，直接出海了。而且對當地的航運、經濟發展起到很大作用。

我覺得，祖父的前半生成就也就到此為止。他1953年到了華東師范大學。凡是運動，他一定是挨斗的。1979年平反后，他對八十年代的人口研究又做了大量工作，也出版了許多專著和培養了很多學生。但應該說，那些成就主要還是前期成果的發展。

一個人與一條線

澎湃新聞：之前對祖父是什么印象？

胡復孫：我們家住在南京。我小時候和工作后，都多次去上海看祖父。但那個時候，祖父不太講過去的事情。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太說自己的事。祖父生活很有規律，晚上看完電視新聞，是一定要睡覺的，和誰都不說一句話。清早四點多起床，開始研究他的學問。我們過去看他，最多是簡單說幾句，然后飯桌上簡單說幾句，他給我一本書或一個地圖，就忙他的去了。我們和奶奶說說話，打打招呼就撤了。

他把一切的時間都用于他的學問研究。有一個說法，“文革”中紅衛兵抄家的時候，他都還在看他的書。

而且，我們家的人，一貫比較自立。特別是男孩子，更認為自己應該獨立，不要依靠別人。所以，我祖父沒有給我什么直接的教育。另外，我是1954年出生的，當時祖父已經在上海了，并沒有和他長期居住過。對祖父的更多了解，也是這些年陸續得到的，有些甚至是從父親在文化革命中寫的數百份檢查里知道的。

我最難忘的是，文化革命之后，祖父得到平反，恢復工作，一九八一年乘坐火車去北京出席全國第三次人口會議，火車在南京火車站過站停留時，我去看望。晚上十點多鐘，祖父難得改變了早睡的習慣，等著見我。但軟臥車廂封閉不讓上車，祖父也下不來，我們只能隔著車窗對視。看到受盡磨難劫后余生的老人，想到全家在那些年里受到的屈辱和煎熬，我熱淚盈眶難以自制，祖父更是激動不已連連招手。我們沒有說上話，但我們都知道祖父渡過了生平最大的劫難，我們的大家庭和祖父，和全國人民一起開始了新的生活。

澎湃新聞：這兩年，胡煥庸線越來越多地被提到，作為胡煥庸的后人，您怎么看？

胡復孫：我們覺得很意外。

當時中華民國的地圖集，還有申報地圖等其他出版物里，都有這張人口密度圖。當時這就是他的一項研究成果。他那時三十多歲，按照今天的話說，還是個青年教師。當然，當時的中大地理系，已經承擔了很多學術任務，也有應國民政府要求而進行的研究。

這些年，這條線在各方面的實踐中，演變成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的基線。比如，氣象、農業、地質、互聯網等問題，都能拿它說出一些道理來。

我的祖父當年做這條線時，一定不會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盛況。現在來講，是非常了不起的。

澎湃新聞：您如何理解胡煥庸線？

胡復孫：當時大學教育對學生知識要求很寬。地學研究是包括氣象的，地理、地質、氣象、生物都不分家。祖父也研究氣象，講授氣象課程，在氣象學會里也有職務。中國的第一本《氣候學》教材，就是他編寫的。當然，他的老師竺可楨是氣象學家，對他也有很大影響。

以我的理解，這條線還是和氣象有關。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氣候條件。這條線的西半邊，無論怎么改造，人不可能勝天。氣候條件過于惡劣，人的生存代價太高，經濟發展就非常之難。

澎湃新聞：這條線是怎樣畫的，您有哪些了解？

胡復孫：當時這個課題怎么來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祖父當年做這條線，用的是國民政府的統計資料，兩萬人一個點，標在地圖上。

國民政府當時也搞人口統計，但沒有那么好的條件。不像我們現在的人口普查那么及時，那么大規模，有那么多數據。當時有個別地方缺少資料，時間上也有先后。所以很難說是高度精確，但應該基本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人口分布。

當時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人口統計資料沒有列入，而現今的蒙古國當時在中華民國版圖內是列入統計的。當然，蒙古國當時人口稀少，對統計資料的準確性沒有大的影響。

澎湃新聞：胡煥庸線當初是怎么被認識的，您是否了解？

胡復孫：這個研究成果，1935年在《地理學報》發表時，沒有受到像現在這樣的重視。按照我父親告訴我的，祖父1945年到美國馬里蘭當訪問學者時，才發現美國地理學會和歐洲的一些著名地理雜志早已將他這張圖和這篇《中國人口之分布》全文翻譯分送各方參考，并提出了“胡線”這個說法。那時國內還沒有人這么說。所以，“胡煥庸線”還是一個進口的說法。后來國內研究人口學，這個最早的研究成果自然得到大家的共同認知。

澎湃新聞：關于胡煥庸和張其昀，您肯定看到了很多耐人尋味的故事。

胡復孫：前幾年，我逐字逐句看了24本《竺可楨文集》，把每一個涉及胡煥庸的地方都摘錄下來了。

胡煥庸和張其昀，當時同在南高師史地學部，關系非常親密，是很要好的同學。很多文章、著作也是兩人一塊兒署名的。早年兩人同為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他們都是當年地理界的中堅。

1936年，蔣介石讓竺可楨當浙大校長，竺可楨不愿意。很多人勸他，他都拒絕了。竺可楨在回憶錄中提到，是“肖堂（胡煥庸）及曉峰（張其昀）來勸余就浙大事，余允擔任半年……”。當然，竺先生對教育部提了幾個條件，校長要有人事權，要有充足的經費等一一得到允諾后方才上任。

后來，張其昀就跟著竺先生到了浙江大學，做地理系主任。胡煥庸當時在中央大學做地理系主任。二人從此不在一處，但來往很多。

我覺得，以1949年分界，胡煥庸最大的成就是之前在大陸，張其昀最大的成就是之后在臺灣。到了臺灣后，張其昀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秘書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黨多屆中常委，以及教育部長。臺灣的許多改革政策，都是在張其昀任上推出來的。張其昀晚年做了總統府的資政。

以前講中國地理，很有意思的是，大陸方面認為，胡煥庸跟國民黨有很多千絲萬縷的聯系，盡量少提不提。臺灣方面認為，胡煥庸沒有去臺灣，跟國民黨對著干，也盡量少提不提。張其昀到了臺灣，大陸也不提。在大陸和臺灣地區，人口地理分界線，都是大中小學地理教材的內容，但大家不知“胡線”，尤其是在臺灣地區。

澎湃新聞：我們在胡煥庸線上的報道，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胡復孫：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到0615報道中，關于中國科學院首席科學家、著名理論地理學家牛文元所說：“胡煥庸線搞好了，中國就好了。”這些年，胡線兩邊經濟發展，的確就像牛先生所說。“過去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認為人的本領太大了，可以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很豪邁，但你去征服自然，恩格斯早就講了，你每征服自然一次，自然就要給你一次報復。這個報復讓你吃不消，所以我們講不要干這種傻事。一定要順應自然發展的規律，然后來部署我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這個沒有錯。因為人本身就是自然孕育的一個產物，人哪來的？不就是自然界慢慢演化、進化出現的嘛。人反過來要把自然作為自己的奴仆，這本身就不合理。”

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汶川地震。其實四川我也沒去過。但地震畢竟比較近，牽動了那么多人，損失了那么多生命。還有一篇講到，大同的煤礦開完，上太陽能，大片大片的太陽能電池板。那個印象特別深。

就我而言，還沒有把胡線連起來的概念。也很正常，自己不能每一處都走到。我以前出差，北京上海深圳比較多。河北和河南走過。關于胡線上的城市，我多次去過西安，已經強烈感受到西部和東部文化的明顯差異，但胡線經過的其它城市幾乎沒有去過。

但這兩年我會去騰沖。前兩年知道，要在騰沖和黑河，各做一個胡線紀念公園。我也看到了他們的設計資料。騰沖的公園已經建好了，祖父最大的銅像在那里，我也很感動。

我不但要去，而且要把抗日的遺跡都仔細看一看。

騰沖是一個我們非常崇敬的地方。在抗日史上，騰沖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美國在當年開辟了駝峰航線，運送了大量物質支持國民政府抗日，也犧牲了數以千計的優秀飛行員。駝峰航線意味著，中國和美國的關系自此就是鮮血凝成的，是分不開的。（編者注：騰沖是駝峰航線的主要機場，如今騰沖唯一的民用機場以駝峰命名）。我的祖父當年從重慶去美國學術交流，坐的是美國軍用飛機，從重慶經過駝峰航線，到了印度加爾各答，然后去美國。所以，對騰沖這塊地方，我有極其特殊的向往。

（本文感謝東南大學檔案館和校史博物館的資料支持。速錄整理：邢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