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期待我們在上海再見面

2022-04-08 13:0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虛度er 好好虛度時光

4月7日，上海新增824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證病例，新增20398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封閉在家20天+。

在這一場幾乎是和平年代我們所經歷過的人生最大危機中，每個人所面臨的狀況不一樣，家庭人口結構不一樣，被封的天數不一樣，所住的片區不一樣，是陰性還是陽性，對疫情的感受是天差萬別的。

或許我們可以從書信和歷史中，找到一些經驗和力量。

以下是祝羽捷與陳嘉映的書信往來，信里陳老師寫道：“倒不是妄想扭轉歷史大勢，但將來的世界，不管怎么發展，總要時時能聽到往昔的回聲，才算得上人類可持續生存。”

祝愿收看這封信的你、你們，能在今日生活中，仍有一些前進的力量。

▲主播/夏憶，配樂/Tom Rosenthal，Busy and Important ；饅頭ZouLiang《愈》

撰文｜祝羽捷、陳嘉映

設計 | 97

陳嘉映老師：

你好！很高興以書信的形式和您交流，這也是我一整年都在努力嘗試和恢復的—能不能回到一種更加古典的方式和諸位老師們溝通。回到魚雁往返是不現實了，但至少不只是在手機上給大家點贊，轉發和評論微博，或者在直播上看到大家，給大家送上虛擬的花束。我喜歡的藝術家馬列維奇說過“人類生發出來的知覺比人類本身更加強烈”，他認為人類造飛機的初衷不是為了把商業信函從柏林運到莫斯科，而是為了滿足對于速度、飛翔的知覺。我想這也能解釋我為什么開始這個通信計劃，并非真得鋪開信紙、貼上郵票，大費周折地投送，而是需要共同找回典雅交流的知覺。

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每個人不能出門，我像只癡情的蜘蛛趴在互聯網上，疾速地緝捕新聞，立竿見影做出反應。為不相干的事情，網友們時不時地廝打成一團，片言難盡，魚死網破，很少人愿意飽含耐心地聽你把話說完，交流變得即時且粗暴，還有一部分人進入“假死”的狀態—他們不再表明自己的態度，曾經不少網上的大V“金盆洗手”，不問網絡，沉默是另一種態度，更是失望的表現。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我沒有見過家人以外的任何一個朋友，有人在網上建了一個直播房間，邀請我進去和大家“云喝酒”，仿佛網絡為我們提供了穿越時空的可能性，可那并不是真正的“在場”，終歸不能感受到彼此身體的溫度，也不能聽見酒杯真正碰撞在一起的聲音。如果空間的改變還只是浮光掠影，我感受到人們相處時的心態、共鳴出現了衰退的跡象。我堅信，與人分享感情和記憶是每個人的本能，比任何時候，我都渴望與人交流。

有個朋友開舊書店，偶然間在收回來的舊物里發現了幾封1982年的手寫信，東西是以接近廢品的價格買回來的，朋友打電話過去問需不需要送還。賣舊物的人回答說，信是父親和朋友寫的，父親在醫院，情況并不樂觀，東西都不要了。朋友把信用堅固的透明文件夾保存起來，恰好被我看到，我如獲至寶地讀，仿佛走進了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寫信人是重慶機械廠的一位工人，寫給上海鋼鐵廠的另一位工人，先是關心了彼此身體的狀況，然后講起喜歡的古典樂，談到柴可夫斯基、約翰·施特勞斯，并拜托對方用錄音機轉錄這些音樂家的磁帶。一紙寫竟，有些字寫錯了，寫信人就劃掉改正。這樣一封信在世上存留了四十年，紙張發黃，薄如蟬翼，再次讀的時候仍覺得鮮活，這樣感染人，喚起了我對于書信的記憶。

我從小過著平靜規律的生活，覺得有人來遞信、大人拆信、讀信、裁下五花八門的郵票都是頂有意思的事情。對書信的興趣被激起，我才驚覺自己書柜里就有不少書信集。奈保爾、傅雷、梁啟超、曾國藩的家書，都頗具智慧；在民國文人的情書里，徐志摩肉麻直白，讀得我雞皮疙瘩起了一身；最喜歡的是朱生豪寫給宋清如的，活潑生動，怪不得大家都說他一生就干過兩件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給宋清如寫情書；谷林與揚之水持續了二十年的百余封通信，內容圍繞約稿、校對展開，談到讀書考證和生活，最讓人心折的是信中流露出的親切古意。

懷著好奇心，我開始閱讀一些針對書信的書籍，得益于英國歷史學家西蒙·蒙蒂菲奧里、學者肖恩·亞瑟等對書信的癡迷，他們收集了女王、皇帝、明星、總統、首相、詩人、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集中營里的受難者、探險家、人權斗士等各色人物的書信，有道歉信、求職信、情書、公開信、公告、家書、決斗書、外事交涉、戰爭宣言等題材，讓我重溫了書信的發展。這些珍貴的書信像琥珀一樣，封存著歷史關鍵時刻背后人的情感和內幕，為世界史提供了另一個維度，更加私密，更加感性。

很可惜，書信的黃金時代已經隨著手機、互聯網普及而結束。我們對科技抱有期待，以為會迎來更加緊密的連接，可惜事與愿違，即便對話框可以隨時跳出，我時常覺得比十年前更加孤獨——交流的工具越簡單，我們越不會交流。西蒙·蒙蒂菲奧里說：“書信是對癥生命無常的文學解藥，當然也是人們面對互聯網的脆弱和不穩定時所需的良藥。”有時候，我想刻意避免一些這個時代給的便捷，能與朋友見面的事就盡量不打電話，能寫一封信就盡量不用微信溝通，用不便利來改變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從中延緩急切以及減少浮躁。

我也是在看嘉映老師書的時候得到一些啟迪，看似交流在高度流通，一切變得急切和脆弱，哲學大師們認為人活著就是對話，荷爾德林說：“人已體驗許多。自我們是一種對話，而且能彼此傾聽，眾多天神得以命名。”“聆聽”在當下尤為困難。現代化讓生活變得簡單容易，簡化后的生活每個人好似在干巴巴地活著，心是孤獨的獵手。我開始寫信，也是因為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以及不斷出現的新事物，常常覺得無力還手，也來不及思考。如果人們越來越干巴巴地活著，缺乏精神活動和深度交流。我常常一段時間不看微博就發現自己落伍了，一些新興的詞匯和熱門事件不知道來龍去脈，更不可能和朋友以此打趣，大家使用著同質的話語，你很容易掉隊，也很容易變成不重要的邊緣人。更可怕的是，被煽動起來的集體意識像癌細胞一樣快速繁殖，只有情緒沒有理性。網上硝煙如云，布滿看不見的狙擊手，稍有不慎你就會被打成篩子，我已經以身試法過了，滋味很不好受——抨擊者并不真正想要說服你，只想迅速壓倒你。

這是我一點粗鄙的思考，我們對這個時代的不適感并不只是因為社會財產的重新分配，更多時候是這個時代的價值標準、評判標準徹底改變了。我常常懷疑手上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義，所謂的“文青”變得有些可笑，對人生的思考和疑惑常常讓自己苦不堪言。跟大家在紙上娓娓談心，用寫信互訴衷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逐漸克服了羞恥心，越來越勇敢地暴露自己的缺點，實際上，這也是我無法回避的必然結果—你寫得/說得越多，就越暴露底牌。如今跟大家交流，我不想抖機靈，也不想為了冒充聰明說一些故作高深的話，我不再擔心被看到幼稚和不夠高明。因為我知道，想要得到真誠的回應，就不能遮遮掩掩，笨嘴拙舌也是因為真實和強烈，就像一個真正墜入愛河的人那樣喪失技巧。比起謀求共識，更重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寬容。華麗的表象總會褪去，希望我們都能接受真實的自己，用最樸素的方式袒露心聲。我承認自己還是有很多困惑：愛、孤獨、隔離、身份焦慮、性別偏見、事業、分別、死亡、信仰、旅行、藝術、倦怠與喪、隔離與宅……這些困惑化作書信流轉，我忍不住感嘆：原來有趣的靈魂跟自己挨得這樣近。

我喜歡陳嘉映老師說過的一段話：“未來之思不是哪個偉大思想家之思，而只能在思想者的交談之際生成。每一個思想者都是謙抑的思想者，思的目標不是偉大，而是真誠。”我們都期望自己可以獲得理想中的生活，心揣著對這個時代的怕與愛，我們能不能再次找回一種對話方式，建立深度溝通的可能性，一起抵達更廣闊的世界。比起獨自在黑暗中踉蹌，我更向往建立你我之間的對話，猶如在黑夜中點燃火把，映照彼此的臉。

附近消失，友鄰形同陌路，近在咫尺的人充滿誤解和敵對，與遠方的人共享恰如一封信的距離，也許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必經之路。日子一天天在手機上劃過，內存里是漂亮的照片和碎片化的感受，我想能不能用對話重現個體，用對話接近真實，用對話獲得見識，最終建構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佇候明教。

祝羽捷上

祝羽捷好！

謝謝你的來信，信中所言差不多我都有同感，我自己也常常想到這些，這里那里談過一點兒。

記得在哪里讀到，考古學家找到古埃及一位富豪的幾封家書，他出差在外，向家人講述他的差旅，指示怎樣處理各種家務，印象不大準確，記得這些家書距今應有三千年了吧。我還模糊記得，發掘出來的漢簡里也有不少是戍卒的家書，如今都是珍貴的歷史學資料。唐詩宋詞里，怎能沒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科學革命開始之后的很長時間，哲學—科學的演變和發展有一半要從思想家的廣泛通信中尋覓蹤跡，萊布尼茨的通訊錄幾乎包括歐洲當時所有重要的思想者。

在我們年輕時候，遠程交流全靠寫信，箱底至今還積壓著大批信件，也積壓著好多古老的故事。1968年冬天，我從插隊所在的內蒙突泉回北京，有朋友從內蒙烏旗來信，附有給秦生的信，要我轉交——這既可省去8分錢的郵票，也有意邀我旁聽兩位親密友人之間的交談。我們那時唱蘇聯歌曲，一句“Kakim dei beil，takim ostaltsia”（“從前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流傳在青春的憂傷里，這封致秦生的信就沿著這句歌詞作結：“從前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將來不會是這樣了。”青春無論多少混亂和迷惘，似乎青春總有未來。我揣上信，暮色中走向鄰樓，樓門口圍著一圈年輕人——秦生在我們這一帶是出名頑主，樓前常有年輕人扎堆。我遠遠地喊秦生，他們轉過頭來，我卻沒有聽到期待中的歡快回音；片刻沉默之后，有幾個朝我跑來，直迎到我跟前，壓著聲音：秦生走了。到哪兒去了？兩個小時之前，一場時不時會爆發的街頭斗毆，一把三棱刀捅進他的后腰。

不多說這些私人回憶，說點兒宏大的。我常說，這幾千年的歷史，就是文字主導的歷史。讀寫是高標特立的精神活動，沒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動可以替代。書信又不同于一般著述，它寫給特定的人，即使寫信人想著將來會公開于世，特定讀信人的影子仍在他的筆端。隨手抄一段舊時來信：

嘉映：

自7月中旬以來，一直忙著給你寫東西，不料又出了一大堆廢紙。“說者容易做者難”，真要讓我辦個專欄，恐怕要誤事。不過，人是逼出來的，也許有了責任也就有了動力亦未可知。眼下我是江郎才盡，差不多已活生生地感覺到頭腦的枯竭。寫了論非暴力原則，論及革命運動中的道義、策略與領袖三者間的關系問題，論及病態的理論興趣問題等等（不止這些，實在不好意思再多說了）。多篇未完成稿，都覺得太臭，提不起興趣來修改。我覺得我也許已誤入歧途：本不是革命者，卻煞有介事地反思革命。與胡君相比較，我現在最大的弱點是下筆不自信，總覺得寫出來的東西都十分可疑。常想起《圣經》上的話（我近來又在反反復復地讀它）：“你不可論斷人，以免別人也同樣地論斷你。”胡君的反思論道精辟，雖然也有有失武斷之處。我的反思就未免像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的“批評家”。我眼下害怕一本正經的腔調，雖然我又已寫了好幾萬字一本正經的文字。且不談它，我想我總會給你寄點兒東西的（我現在覺得除了寫點東西，真不知還可以干什么）。

這些話在你讀來也許平平常常，在我，卻寫著時代的轉折，寫著這一轉折給一代人帶來的困境。這封信來自20世紀90年代初，是我最后收到的長信之一。沒多久，普通人開始用上了fax，私信也沾上了公文的身份。轉眼又被email取代。再后，你們年輕人就更熟悉了，微信，facebook。是的，將來不再像從前那樣了。那是怎樣的將來呢？神經科學最近證實，“數字原生代”的大腦運作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在智商測驗中的表現、反應時間以及工作記憶提高了，同時，共情能力、人際交往能力、進取心降低了很多。

我知道無論哪個時期都有人認為他生活在一個巨大轉折的時代，但我還是固執自己的看法：兩千多年的文字時代正在我們眼前落幕，書信的消失應是一個明顯的標記。常聽人感嘆，現在的年輕人不讀書了，而“書”這個字從前更經常用來指書信。太史公《報任安書》，曾國藩家書，確實像典籍那樣值得反復詠誦。微信的文字則是一個不同的族類，它們只為傳達信息；情感也已轉換為信息，編碼在表情符號里——這些符號不似紙上的筆跡，體現著獨有的經歷和心情。無數的比特在基站之間以光速生滅，與之相比，魚游雁翔的確太慢，受到自然條件的種種限制。書，倒還有幾個人在讀，卻沒誰還在寫信了。

非非叟原本借讀寫討生活，看著文字時代逝去，難能無動于衷；你嘗試重拾這種交流方式，聞知而喜。讀來信，好像是你偶然讀到舊書店淘來的書信而起的因緣，讓我想起陋室的角落里還存著一兩箱恐龍時代的舊書信，上引的那段就是從中翻檢出來的。一直有意整理這些信札，卻一直拖著。現在，我應該會及早去做這件愉快且有益的事情吧。倒不是妄想扭轉歷史大勢，但將來的世界，不管怎么發展，總要時時能聽到往昔的回聲，才算得上人類可持續生存。祝愿你繼續你的嘗試，并得到更多朋友的響應。也希望及早會面，如果不更早，3月份應能在上海相見。

陳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