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由廣東省東方歷史研究基金會主辦，華東師范大學及大連外國語大學等相關單位承辦的第三屆“當代史：文獻與方法”研習營，在大連外國語學院旅順校區開幕。來自海內外30個高校的50名學員，在為期十天的名家講座、論文報告與史料解讀過程中，交流方法，分享經驗。作為學員來說，我們收獲的絕不僅僅是“文獻與方法”，更有前輩學者孜孜以求的學術態度，以及青年學者對后輩學生傾囊相授的學術傳承。就我個人而言，分享與共享是我在學術能力提高之外，最大的啟示。

作為第二屆研習營的旁聽學員，去年8月的研習生活，不僅給我四年的中大本科經歷畫上一個圓滿句號，其產生的“沖擊”也持續影響了我在廈大第一年的研究生活。今年的第三屆研習營重點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而我的研究方向在于華僑華人及中國與東南亞關系，恰于此相合。至于申請材料的準備，從我個人經驗來看，與其苛求學術論文的完美，不如好好思考與擬定研究計劃。因為從我們目前的學術積累上看，論文寫作不可能達到成熟境地，而研究計劃中的資料收集、視角與方法的闡釋，可以讓老師了解你已做的工作及未來的方向，有助于客觀評估你的學術能力與潛力。

由于本次研習營提前至7月，因此通知我們入選時，距離開營只有9天的時間了。從廈門到大連車票緊張，最后我只能乘坐24小時的硬座到沈陽，再轉2小時高鐵到大連。拖著小腿浮腫和腳背起泡的“病體”，跨越2000多公里，來到旅順口讀檔案，我想這可能也會成為日后的美好回憶吧！

本次研習營的主要安排可分為：主講教授報告、隨營講師報告、學員報告三個大板塊，穿插其間的還有史料解讀、檔案收集與整理、教授與學生交流會等。以下我主要從個人興趣和關切問題出發，談談我在這10天里的研習收獲。

主講教授報告

7月10日上午，由章百家教授帶來開營講座——《新中國成長歷程中外交觀念的變遷》。章教授認為，目前針對新中國外交史的個案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如何在此基礎上提出關于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總框架，使其與案例研究相互補充，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而對這一框架的勾勒，是與以下一系列問題密不可分的：新中國外交什么時候轉變為“大國外交”？中國外交的“特色”是從歷史中來的嗎？中國外交中的“變”與“不變”因素有哪些？中國怎樣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圍繞這一系列的問題，章老師從外交視角與外交觀念相互作用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比建國初期及改革開放前后的中國外交，梳理出新中國外交觀念的變遷軌跡：從革命的、民族的視角到發展的、全球的視野。章教授妙語連珠，給學員們留下深刻印象：1、決策一定是在困難的情況下做出的，不會有絕對的收益與損失，損失的積累伴隨決策的調整；2、如果將世界秩序比作一間屋子，那么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則經歷了“拆屋子、建屋子——進屋子——修屋子”的歷程，從舊秩序的挑戰者，到世界體系的融入者，再到如今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推動者。3、今日之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必須要將自己作為國際形勢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預估外部世界對國內變化和外部行為的反應，力圖化解超大國家現代化對世界秩序的沖擊。章教授構建的新中國外交的宏觀框架，有助于我們對新中國外交的整體理解，化解個案研究的不足。

在章百家教授對新中國外交觀念演變做了宏觀勾勒之后，沈志華教授、牛軍教授和戴超武教授，以個案的形式向我們呈現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國與朝鮮半島、印度支那半島以及印度半島——研究的最新成果。

7月11日上午，沈志華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他八年中朝關系史研究的心得與體會——如何利用多國檔案研究雙邊問題。由于中朝關系的特殊性，通過兩國檔案研究雙邊問題，存在很大困難。因此沈老師另辟蹊徑，通過1950年代中蘇合作下的中國和蘇聯檔案，1960年代中蘇交惡后的東歐及蒙古檔案以及1970年代中美緩和后的美國檔案，梳理中朝關系史。沈老師概括了中朝合作的五個方面基礎：意識形態、世界革命、地緣政治、經濟基礎及個人因素等，進而揭示出中朝合作的特點，并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

7月17日上午，牛軍教授為我們作了《冷戰時期中國對印支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座。牛教授首先將冷戰中的印支問題，放在中國對周邊國家與地區關系中予以橫向比較；再縱向梳理中國對印支的政策，指出：中國尚缺乏對這一雙邊關系描述和分析的“概念”，因此沒有豐富的“語言”去解釋我們的政策，進而限制了我們與外界的交流。牛教授進一步提示我們，在中國對印支政策的大框架下，具有研究意義與價值的問題：1、中蘇關系對中國印支政策的影響。如果沒有中蘇合作，會不會有援越抗法？2、援越抗法決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毛澤東“革命民族主義”歷史觀在地區的影響，以及冷戰的特殊環境對領導人冷戰觀念的影響。3、援越抗美這一決策形成的內部環境、動機與動力等。據牛教授的初步研究，中國對印支的政策可以看作中國對周邊國家政策的雛形，正是在這一對政策的互動中，中國形成對周邊國家的基本看法。而在具體的中越關系中，越南對中國的戰略運用似乎更加成功，越方掌握了主動性并成功地牽制了中國。

7月18日上午，戴超武教授以冷戰時期的中印關系史研究為例，與學員們一起探討了檔案文獻、學術創新與研究意義三個議題。戴老師首先概述了中印關系史研究中，多國檔案文獻的基本情況，包括中巴、美印關系中涉及中印雙邊問題的檔案，蘇印、英印軍事與經濟合作的檔案，戴老師還重點介紹了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接著戴老師提出，檔案文獻是學術創新的重要支撐，其主要價值在于：重構歷史敘事，修正已有觀點或彌補既往論述的不足。而在明確檔案重要性之后，針對學員們普遍反映的對外文檔案無從下手，或使用史料堆砌嚴重的問題，戴老師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通則，以利于學員的史料解讀實踐，具體包括：思考政策文件形成的背景和過程，參與決策的不同人物、部門的作用，文件形成的國內政治利益，專門用語的涵義等等。最后，戴老師指出關于中印關系研究的現實意義：除了有助于我們提供分析和評價中國外交思路和外交決策模式之外，還有助于我們總結具體交涉經驗，包括邊界問題的交涉時機和實際控制的重要性。

初入史門的我們，在自我懷疑和他人碎語中，經常反思“歷史的功用”。陳春聲教授所提的“齊白石之蝦”比喻，可以算作是一個簡而妙的回答，而徐堅教授所認為的“完全為了個人興趣的研究，其實是一種自私”也是我們所應該避免的。在民族國家仍然是中國外交史的主流敘事單位的情況下，通過多邊檔案構建雙邊關系史，追溯現實問題的源頭，歷史功用自有評判。無論是沈老師的直言不諱，還是戴老師的眉頭緊鎖，我們都能看到知識分子的堅守與風采。

史料研讀

去年的研習營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楊奎松、馮筱才、姚百慧等老師帶著學員們，一字一句讀史料的過程。因為老師們在期刊文章和講座中，所展現的只是他們思考的成果，而作為學生的我們，更想了解的是，老師們是如何搜集和解讀史料？如何提煉有意義的問題？

本次研習營起初沒有安排史料研讀環節，在我們幾個“頗有經驗”的老學員的建議下，營長韓長青老師迅速征求全體學員的意見，盡量滿足學員的要求。而幾位隨營老師也連續幾夜奮戰，準備研讀材料。如此，大家期待已久的“大家一起讀史料”正式上線了！

姚百慧教授以《周恩來外交文選》中關于1963年10月23日周恩來與富爾的談話記錄這一文本為例，與我們分享閱讀長的檔案文獻并制作卡片的方法。姚老師首先引導學員逐段閱讀，概括文本主要內容；接著提醒我們，要對文本同常識的差異、文本的邏輯矛盾等保持清醒認識，并對可能的線索型檔案加以記錄、整理；最后，達到對檔案整體進行文本的解構，包括探尋文本服務對象、生成機制、總的內在邏輯等方面。姚老師指出，檔案文獻的價值主要在于兩點，即“事實”和線索，此二者，都需要我們通過進一步尋找橫向證據（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以及縱向證據（事件變遷的文獻），來達到對主體檔案史料的證實或證偽。發現文本矛盾的過程，往往就是提煉問題意識的過程。通過將收錄文選的談話記錄與外交部檔案館的原始檔案對比，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文獻對原始檔案的處理，因此姚老師也通過“現身說法”提醒了學員對原始檔案的重視，及文獻匯編使用的注意。

田武雄老師則以中國人民志愿軍撤軍方案這一事件為中心，為我們呈現多重史料的辨析、互證與解讀的過程。這一次史料解讀圍繞的關鍵問題在于：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金日成兩次寫信給毛澤東所提出的兩種撤軍方案是什么？進一步追問的是，中國方面選擇了哪一方案？并作了哪些補充和修正？田老師帶領大家閱讀《周恩來年譜》、《毛澤東年譜》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后，仔細比較不同文獻記載的出入，同時結合中國外交部檔案和俄羅斯解密檔案，對這一組問題作出推測。在辨析與解讀史料之后，田老師進一步引導學員追問：中國方面對方案的補充和修正的原因為何？這一史料解讀的過程，相對完整地展現了如何提煉一個有價值問題的過程。長期困擾學員們的“問題意識”，其實可以在史料的辨析、互證與解讀過程中，得到解決。

學員交流

本屆研習營，學員的主體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尊重和發揮。這一方面是得益于學員的學科背景和學術訓練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所有學員都有機會報告自己的論文和研究計劃。

學員的論文被編排進不同的主題小組，包括“社會群體與政治運動”、“冷戰與東亞”、“冷戰與東南亞”、“冷戰時期中國對外關系”、“冷戰與華僑華人”等。每小組２位學員報告，４位學員評議，然后由隨營老師總結點評，最后再由報告人簡單回應。與上一屆老師一對一評議不同，本次由研究方向相似的同學評議，使得學員們在觀照他人中反思自己。

坦率地說，作為學生的我們，平日里十分缺乏這種鍛煉“看”文章和“評”文章的機會。因為不論是作為學術史回顧，還是作為參考文獻，我們回溯和參考的多是一些比較成熟的，甚至多是大家之作。這使我們很少有機會去反思別人文章的問題，更多地是學習和模仿。而對自己平時練筆文章或課程作業，因為太過熟悉或自鳴得意，而不能客觀評價，出現問題也不自知。論文互評類似“大家來找茬”，學生的身份讓我們比較容易放下思想包袱，不論是研究生還是博士生，都能針對文章本身的問題“評頭品足”。

我觀察到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某位同學的論文剛被批評“沒有問題意識”，下一場他在評論其他同學文章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篇文章缺乏一個明確的問題”。這說明我們是能夠意識到“沒有問題意識”這一問題的。我們在平時的交流中，也普遍感到兼顧“講好一個故事”與“解決一個問題”有相當的困難。受研習營學習的啟發，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似乎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繼續全面地搜集史料，通過不同史料的對比、辨析與互證，來講新故事、補充新情節或修正舊結論，這樣在老問題上的深入，也算是一種問題意識。二是學習和更新史學理論，熟悉諸如文化史、跨國史、微觀史等傳統史學的轉向，以新的框架來重新理解、詮釋和反思舊的歷史敘事。我的這兩方面啟示，主要來源于學員們在以下兩方面的交流：

一、檔案資料收集與整理的交流。

本次研習營的學員們基本覆蓋了中國的東西南北，他們充分利用地利之便或學校的歷史積淀，廣泛搜集各地方檔案及各校特色館藏。學員們就各自掌握的檔案情況與大家作了分享，包括：在地方檔案方面，包括云南、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檔案，以及深入基層的余姚市、饒縣檔案，甚至還有村莊一級的檔案；在外國檔案方面，包括保加利亞國家檔案館、蒙古國家檔案館及美國國家檔案館等地館藏檔案情況；在特色館藏包面，包括美國駐華領事館檔案，北京醫療系統檔案，山西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華東師大地方文獻中心的民間文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專題剪報等。

二、不同學科背景和學術訓練間的交流。7月11日晚，來自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弗吉尼亞大學、東京大學和高麗大學的6位同學，與我們分享了他們在國外的學習經歷，以及國外中國史及國際關系史的研究現狀。而他們的論文報告與講座提問，則給我們以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啟示：比如對外交史研究中“文化轉向”的強調，對文本生成機制的反思以及口述歷史中“集體記憶”影響的思考等。

結語

沈志華教授在開營儀式上說，“我們現在的學生缺乏最基本方法（史料搜集、整理與解讀），所以我們要來辦這個營，給大家培訓培訓”；戴超武老師在講座中也明確表示，“我們的學生，沒有檔案就不能開題”；韓長青老師也提到，沈志華教授舉辦這個研習營的初衷是希望其帶有一定的“學術扶貧”性質，為邊疆省份的研究中心培養人才，進而充分發揮地方的優勢，更好地投入到周邊國家對華關系的研究中來。三位老師的講話是對研習營主旨最好的概括，而作為我們學員來說，10天的研習生活，雖不能解決我們研究過程中的所有問題，但至少能幫助我們找到存在的問題，或提高對已經存在問題的重視。

作為連續兩年參加研習營的我來說，在學術之外，研習營給我最大的啟示是老師和同學們身上所體現的分享與共享的精神。記憶最深刻的是姚百慧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他去年在美查檔89天的經歷：不僅搞清楚了美國檔案館（二檔）的主要館藏與編排方式，拍攝了140多種目錄并整理成表格，還現場向我們演示如何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檔：從樓層分布、檔案柜的方位，到檔案盒號、檔案夾內容，甚至還包括拍檔案的技巧等，儼然一次赴美查檔前的培訓會！在研習營結束之時，姚老師還再三號召大家去首師大利用館藏縮微膠片。而在我們提出要去外交部檔案館時，他還表示有時間可以親自帶我過去。10天的研習營生活，不斷地刺激我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何為“學術共同體”？我想，當我們的學識還不足以推進學術、貢獻學林之時，這一分享的精神是我們首先可以培養的：當我從這里汲取一滴水，我希望它在經過我全身的循環之后，又回到另一片海中。

現代大學體系的創始人紅衣主教紐曼曾說，為什么你可以自己讀書， 還要來大學學習？因為學科精神綻放在老師身上。你看到活著的學科，于是，你去發現有東西也可以在你生命中流淌。我想這句話用來概括我的研習營收獲不能說不貼切。

最后，讓我們回到沈志華教授在開營儀式上的講話：邊疆問題就是中國問題，周邊國家對華關系史就是世界史（一部分）。美國甚至跨越幾千海里來研究我們的周邊國家，我們難道不應該行動嗎？我想10天的研習生涯，我們都應該對這一問題有了自己的答案。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將牽引著我們一屆屆研習營的繼續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