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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那場牽連唐寅的弊案,吳寬在手札中是如何為他求情的
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同時出版的展覽圖錄《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總計收錄了82通手札精品,下文詳述的《吳寬致歐信札》即收錄其中。吳寬的這件書札又稱《乞情帖》,是吳寬為受科場弊案牽連的同鄉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請其通融照顧的信札。曾經吳湖帆收藏,定名為《唐寅乞情帖》,上有“吳湖帆珍藏印”“梅景書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吳寬的這件書札又稱《乞情帖》,是吳寬為受科場弊案牽連的同鄉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請其通融照顧的信札。書法作小行書,墨色淡潤,字距緊湊,點劃微腴而提按自然,具有吳寬典型的書風。曾經吳湖帆收藏,定名為《唐寅乞情帖》,本幅上有“吳湖帆珍藏印”“梅景書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吳湖帆鑒藏印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春闈,發生了一起震動朝野的弊案,戶科給事中華昶彈劾會試考官程敏政徇私鬻題,收受江陰考生徐經及唐寅的賄賂。科舉取士,國之根本,舞弊一說既出,天子震怒,令禮部議處,禮部以“風聞”立案,華、程、徐、唐皆下獄,數月審理質問,官員猜疑攻訐,察無實證,終不能定論。案件的結局兩敗俱傷,華昶以“言事不察”,調南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以“臨財茍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議”,令其致仕,出獄僅四日即因癰毒不治;徐經、唐寅則以“夤緣求進”黜充吏役1。這場是非的因果緣由,數百年來眾口紛紜,莫衷一是,惟對於唐寅,盛名遭妒,高才受黜,士流多同情惋惜。
弊案結定時為弘治十二年六月,吳寬這件《乞情帖》,按其款署及考其札中言事,當作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細考其中內容,可對史料記載稍作證實補充。全札如下:
自使斾到吳中,不得一書,聞敕書已先到,亦未審何時赴浙中,極是懸懸。茲有□今歲科場事,累及鄉友唐寅,渠只是到程處,為坐主梁洗馬求文送行,往來幾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毀謗。言官聞之,更不訪察,連名疏內,後法司鞠問,亦知其情,參語已輕,因送禮部收查發落。部中又不分別,卻乃援引遠例,俱發充吏。此事士大夫間皆知其枉,非特鄉里而已。渠雖嘗奏訴數次,事成已無及矣。今便道告往浙省,屠老大人惜其遭此,定作通吏名目者。如渠到彼,切望與貴寮長楊、韓二方伯大人及諸寮友一說,念一京闈解元,平生清雅好學,別無過惡,流落窮途,非仗在上者垂眄,情實難堪。俟好音到日,或有出頭之時,諒亦不忘厚恩也。冗中具此,不暇他及,惟冀心照不備。眷末吳寬再拜履菴大參大人親契執事。八月十九日具。
“南京解元” 朱文印 唐寅《行書為史君書舊作詩卷》故宮博物院藏(弘治十八年(1498)29歲的唐伯虎中應天府鄉試第一,即“解元”)
信的前半段,是吳寬對事情原委的簡要敘述,說明唐寅被牽連其中是由于為“坐主梁洗馬”到“程處”“求文送行”。“程處”即程敏政;“梁洗馬”即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一年前(弘治十一年)任應天府鄉試考官,錄取唐寅為解元。同年年底,梁儲奉命充任正使,持節往安南,代表皇帝封安南世子黎暉為安南國王2。所謂“求文送行”即指此事。繼而有“妒其名盛者”加以毀謗,及至下獄充吏。吏即胥吏,明初以來,官與吏涇渭分明,身份地位別如霄壤,胥吏不得任御史,不得任知府,不得考進士。這就意味著吏員永無出頭之日,進入高級官僚階層的途徑完全被堵死,一旦為吏,再難翻身。甚至“自明中葉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隸為之,盜賊待之”3,這是自視清高的文人無法忍受的折辱。因此,士大夫們多對唐寅表示同情,此時的吳寬正任職吏部右侍郎,他所接觸與感知到的應該是士流對此的真實態度。
信的后半段,是吳寬向唐寅即將充吏的地方長官乞情,請他與同僚善待于他。唐寅被判充吏役,至于到何處為吏,正史中并無記載,祝允明為唐寅所撰墓志銘中說被“黜椽于浙藩”4,吳寬此札可以證明這一點。札中有“未審何時赴浙中”“今便道告往浙省”之語,既然是為唐寅乞情,對象應該是當地的地方長官。確定了受信人任職的地方,就可以進一步考證此人的身份。吳寬對受信人的稱呼是“大參大人”,“大參”即參政,明代職官,各地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下有左右參政若干。又札中言“聞敕書已先到,未審何時赴浙中”,可知此人即將赴浙江任參政之職。查《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一百五十三,弘治十二年八月“升戶部郎中歐信為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浙江參政的職務都沒有調動的記錄。因此,吳寬的這封信,應當就是寫給歐信的。
《吳寬致歐信札》局部歐信(?-1506),字孚先,順天府薊州人,成化甲辰(1484)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有能吏之稱5。此外,信中又提到請歐信向其“寮長楊、韓二方伯大人”說情,這兩人就是時任浙江左右布政使的楊峻與韓鎬6。吳寬愛重唐寅的人才,乞情的信中遍托同僚,唯恐他到了地方上境遇難堪。最終,心高氣傲的唐寅意料之中地拒絕充當吏役,吳寬的一番好意也并沒有派上用場。不過,祝允明為唐寅撰寫的墓志中說,對于吏役,有人“或勸稍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吳寬作此札時是八月下旬,離弊案結定已有兩個多月,尚有乞情之舉,或者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里,唐寅并非沒有考慮過那個人的建議,而與他親厚的友人如吳寬等也在積極地為他的將來籌謀。唐寅最終的選擇雖然于他自己的生活很難說是幸抑或不幸,然而確在明代藝壇成就了一位造詣非凡、人格高尚的藝術家。這樣的結局,他的友人們,包括曾為他作過另一番打算的吳寬,必定是滿懷欣慰的。
注釋:
1,《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一百五十一。
2,《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五。
3,《日知錄集釋》卷十七。
4,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銘》。
5,《明實錄·武宗實錄》卷十七。
6,明清時,方伯為布政使的別稱。另,按《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一百四十二:弘治十一年十月,原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楊峻丁憂服闕復任原職;卷一百六十六:弘治十三年九月升為南京光祿寺卿。卷一百五十三:弘治十二年八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韓鎬為本司右布政使。據此,吳寬寫信時的浙江左右布政使即為楊峻與韓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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