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抓好試點對改革全局意義重大。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五次會議上如此強調。

6月13日起，澎湃新聞推出“中國試驗田”專欄報道，就十八大以來的部分改革試點進行調研與分析，以展現各方對改革實現路徑和實現形式的探索之路。

“家事案件不能‘一判了之’。”今天介紹的，是北京試點家事審判改革的法院在改革過程中的經驗。

結婚38年，當事人6次起訴鬧離婚。說起去年剛結案的這起離婚案件，北京西城法院家事審判庭的法官張爽記憶猶新。

1995年，兒子的離世讓一對夫妻的婚姻出現了裂痕。自2000年起，男方前后6次起訴要求離婚，均未獲法院支持。2015年，該案被發回西城法院重審。

“沒有家了，活著也沒意思?！迸浇浭懿蛔∈鹤优c家庭的雙重打擊，一度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問題，向法官直言對生活失去信心，拒絕參與訴訟。

張爽調查發現，這對夫婦的感情確已破裂，離婚或成必然。問題是，一紙落判后，如何化解女方“心結”？為此，張爽特意邀請專家上門為其做心理疏導，“一連去了3次，終于讓她慢慢走出陰影，配合完成了訴訟程序。”

然而，在這起“棘手”的案件之外，還有著更多清官難斷的“家務事”。這些從家長里短衍生而來的糾紛，正日益增多，且類型多樣、處理難度持續增大。

在此背景之下，家事審判制度改革被推至臺前，改革目標愈加明晰：既要審理“法結”，也要化解“心結”。

法官的壓力：家務事難斷，化解糾紛不能只靠法律

2017年7月6日，廣西人龍建才又一次站上了法庭。22年前，他曾被妻子起訴要求離婚。而這一次，他被指控殺害廣西陸川縣退休法官傅明生。

據玉林檢察院指控，1994年，龍建才的妻子陳某以龍婚后參賭并打罵自己、雙方感情破裂為由，起訴離婚。時任陸川縣沙坡法庭庭長的傅明生經審理依法判決二人離婚。龍建才不服，提出上訴，被二審法院駁回。

龍建才為此心生怨恨，多次欲報復傅明生未果，直至今年1月將其殺害。

一場家事糾紛最終導致如此后果，讓法官群體開始進一步深思：家事案件，是否依法裁判就能化解矛盾？“只依靠法律手段解決不了家事糾紛?！北本〇|城法院家事審判庭法官王鵬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常言道，自古清官難斷家務事，這種“難”是基于：它不僅涉及家庭成員之間的身份關系紛爭，還涉及身份人之間的財產關系爭議；不僅涉及成年人之間的爭執，還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護；不僅涉及法律上的爭議，還可能涉及當事人情感上、倫理上的糾葛等等。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家庭糾紛處理不當，極易引發極端刑事案件。

東城法院家事審判庭法官王秀文告訴澎湃新聞，家事案件的基礎法律關系源自血緣親情或是婚姻，因此區別于其他民事糾紛。在處理矛盾激烈的家事案件時，法官可能會遇到“暴跳如雷”的當事人。更嚴重的，有的當事人可能會因為一紙判決，認為被法院毀了家庭，“逮著法官報復法官，逮著身邊的人就報復身邊人?！?/p>

“但肯定不能因為怕被報復就不判了?！蓖貔i補充說，這樣的擔心帶給法官壓力，也促使他們在審判實踐中持續思考：怎樣改變家事審判思路，才能真正化解矛盾，讓當事人能恢復到正常的生活狀態。

2016年6月起，改革開始在全國鋪開。最高人民法院決定開展為期2年的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工作，從審判組織、財產申報、證明標準、調解工作、制止家暴、訴訟程序等多個方面，探索家事審判專業化之路。

在北京，東城、西城、房山法院成為了首批試點單位。改革一年間，幾家法院都慢慢摸索出了各自的“招數”，并形成了一致的理念：家事審判改革的目的在于“治愈家庭”，家事案件不能“一判了之”。

離婚冷靜期：讓當事人回歸理性，制度設計仍需完善

今年3月8日，四川省第一份“離婚冷靜期”通知書在網絡上引起熱議。法院限定一對起訴要求離婚的夫妻冷靜3個月，期間不得再向對方提出離婚。

事實上，“離婚冷靜期”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

2015年12月，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在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就曾提到“冷靜期”的概念。他指出，經當事人同意可以設置一定的冷靜期，防止沖動離婚。

“化解家事類糾紛的目標是修復情感與維護家庭穩定，進而促進社會和諧?！睆埶忉屨f，法院設置“冷靜期”，正是希望能通過調解、法律宣傳、心理疏導等方式，幫助當事人選擇理性的方式來解決糾紛。

在北京西城法院，當事人前來起訴離婚時，首先會由立案法官引導起訴人同意接受立案前“冷靜期”調解，由西城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在法院家事庭派駐的調解員專門負責調解和制作人民調解協議書，并指導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對涉及身份關系不能以人民調解協議方式解決糾紛的，在達成一致意見后及時立案并由法官出具法院調解書。對于確實不能在“冷靜期”達成調解協議的，再依法立案。

數據顯示，西城法院家事案件訴前“冷靜期”調解機制試點2個月時，就已累計收案213件，其中調解和撤訴比率達32.9%。

北京房山法院的做法是給當事人一個月的“冷靜期”，希望最終“以和為貴”。“有些人起訴離婚不是因為感情破裂，而是因為金錢利益或是其他矛盾?！狈可椒ㄔ杭沂聦徟型シü冽嬃⑿抡f，對于有“危機”但又不致“死亡”的離婚案件，法院會給予雙方一定期限的冷靜期，在此期間，通過法官、調解員與當事人的積極溝通，調解平撫雙方之間對立情緒，緩和雙方矛盾，讓彼此理性地對待感情問題。

“我們希望找出當事人要離婚的真正原因?！狈可椒ㄔ杭沂聦徟型ネラL馮永良表示，家事案件特別注重調解，因此需要當事人冷靜看待問題?！懊恳黄痣x婚案件，法院宣判之前都會詢問原告對離婚的請求是否已經考慮清楚，雙方是否有思想準備承擔可能造成的后果。”

龐立新認為，實踐表明，“冷靜期”的設置使一些爭議不大、矛盾不深的當事人能夠自我調適，在立案前即以撤訴等方式解決糾紛，成功挽救婚姻的同時也緩解了訴訟壓力。但他同時表示，法院在適用這一制度時仍存困惑。

“審限”問題就是繞不開的一道坎。龐立新說，“冷靜期”制度還在試行階段，尚未有明確法律依據，在審理此類案件時仍需遵循民事訴訟中關于審限的一般規定，“額外設置的冷靜期，可能容易與審限產生矛盾。”

對于這一問題，最高法民一庭庭長程新文曾在題為《改革我國家事訴訟程序的思考》的文章中提出，在家事審判中應當轉變單純強調審限內結案而忽視矛盾糾紛化解的審判理念。除對涉及家庭暴力等受害人身處困境急需解決的案件優先審結外，對其他爭議財產較多、矛盾較深、當事人情緒激烈以及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家事案件均應適當放寬審限限制。

家事調查：助法官“診斷”案情，職權干預解決舉證難

在家事審判工作中，調解先行是法院的共識。但若雙方當事人的矛盾已經無法緩解，必須通過訴訟來解決時，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取證難、舉證難、認定難。

今年3月，北京二中院發布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在離婚案件中，出軌、婚外情、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類過錯行為具有很大的隱蔽性，當事人通過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極為不易，導致事實難以認定。

取證難的困境在財產糾紛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半S著社會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繼承案件中訴訟標的額越來越大，夫妻共有財產也從以往單純的金錢和實物，發展為房地產、公司股權、基金債券等多種類大額財產?！睆埶榻B，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當事人轉移、隱匿財產和不主動向法院提供的情況也愈發常見。

這就導致，家事案件審理中需要查明和處理的財產越來越多，且相對集中在銀行、房管、工商、證券等單位，當事人難以獲取，需要法院主動采取措施。

對此，房山法院確立了訴前財產申報制度。對涉及離婚分割財產的案件，在立案時向當事人送達《家事案件當事人財產申報表》，要求如實填寫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夫妻共同財產以及依法取得的個人財產的有關情況，以防止當事人隱瞞財產。同時，法院也會明確告知不如實申報財產所應承擔的訴訟風險。

除了財產問題，一些當事人礙于情面不愿意在法庭上講明的案件情況，也需要法院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在家事案件的審理中，一方當事人與他人同居、重婚等重要案件事實的查證、舉證對當事人來說往往十分困難，但這些事實又直接影響案件審理結果。”在前述文章中，程新文還指出，應積極探索建立區別于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審理程序的家事審判職權探知制度。對于上述證據，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及線索，依職權向有關單位調查取證，查清案件事實。

東城法院已經開始實行這項制度。該院授權“家事調查員”針對個案開展有針對性的調查工作，對當事人身心狀況、家庭關系、經濟狀況、居住環境等特定事項進行調查，充分挖掘案件背后當事人的矛盾根源，再將調查情況向主審法官匯報，幫助法官“診斷”案情，為調解工作做好鋪墊。

案后回訪：并非“一判了之”，防止矛盾重浮水面

走完了調解與訴訟程序，一起家事案件是否就此了結？

在家事審判法官們眼中，這顯然并不意味著結束。判后當事人狀態怎樣、家庭情況如何、矛盾是否已化解……種種問題，仍然牽動著他們的心神。于是，“案后回訪”制度在各家法院應運而生。

“在法律程序上已經結束的案件，我們會更關注當事人的情況和情緒?！睆埶f，作為家事案件判后的司法延伸服務，案后回訪制度旨在聯合社會力量，解決實際困難。比如，針對一些積怨較深或有特殊困難的家事案件，西城院會邀請調解員或社區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回訪，關注當事人的案外需求，力求真正化解糾紛。

但有的糾紛卻不那么容易平息。不少家事糾紛經過調解、訴訟程序后，表面上是解決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或許又會浮出水面，甚至使弱勢一方當事人面臨家暴或是家暴的危險。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實施首日，房山法院即發出了北京首份人身保護令。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被丈夫家暴30余年后，終于起訴至法院要求離婚，并申請了人身保護令。

根據規定，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的，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被申請人實施家庭暴力、責令被申請人遷出申請人住所等。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法院共發出了1284份人身安全保護令。

“人身保護令對保護弱勢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重要意義，但相關規定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張爽告訴澎湃新聞，此類案件往往具有發生地點相對封閉、不易于第三人知曉等特點，致使家暴事實難以認定，易導致當事人情緒激化。此外，法律對出具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證明標準尚無確切規定。

張爽還說，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常和離婚、人身傷害、物權案件相互牽連，申請方希望憑借人身安全保護令中確認的事實，作為其他案件實現訴訟請求的依據。若該目的無法實現，當事人容易產生對立情緒，間接影響其他案件的審理。“這一問題在實踐中應如何妥善解決，還應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