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荒野上的大師》講述的是1920年代中國考古初創的故事。作者以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營造學社四大機構的發展為主線，描繪了中國考古的誕生經過。這四大機構走出了包括李濟、趙元任、吳宓、賈蘭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等諸多考古名家，通過書中的講述，作者意在重溫先行者的精神和品德，希冀今人再創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本文摘自該書前言《大發現的時代》，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魯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許并不是文學。

1927年4月8日，他到黃埔軍校演講，標題雖然叫《革命時代的文學》，入題卻是從挖煤開始的——“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p>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開場，但他其實沒有開玩笑。當還是個少年時，他確實曾對探尋礦藏心向往之，并為此下過苦功。

魯迅十八歲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到日本弘文學院留學后，依然對礦物情有獨鐘，記錄了大量筆記，手抄、臨摹過許多海外礦業的專著。他甚至下過礦井，踩在半尺深的積水里，頭頂仍有水不斷漏下，在他周圍，礦工們“鬼一般工作著”。魯迅讀書的時代，地質學仍被稱為“地學”，礦物學則被稱為“金石學”，不明就里的人或許會以為，這兩門功課探討的仍是輿地和鐘鼎碑版這些古老的學問。

魯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礦產，富有既如是。故帝軒轅氏，始采銅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鑄金銀鉛鐵。逮周而礦制成……”

當然，那時他還叫周樹人，那本書也不是小說集或雜文集，而是《中國礦產志》，但其流行程度并不亞于他的那些橫眉冷對、嬉笑怒罵的作品集。

《中國礦產志》是魯迅和他的同學顧瑯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學部定為國民必讀書。他們期望國人重視并了解自己國家豐富的礦藏，不要總是依賴外國人去研究和轉述；他們更希望未來的中國能自主開礦，發展實業，尋求富強之道。

不過，兩人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

留學回國后，顧瑯輾轉于教育、實業和政治領域，但并未放棄田野考察，他后來走訪了漢陽、大冶、萍鄉、六河溝、臨城、井陘、開灤、中興、本溪湖、撫順等地，在1916年出版了《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書名由張謇題寫。

魯迅選擇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發表《狂人日記》時，他已經三十七歲。人們記住了三十七歲以后的魯迅，卻淡忘了那個曾經企盼尋求礦藏的少年。

由于那段癡迷礦藏的經歷，魯迅一直對困守書齋的所謂“國學家”頗為不屑。1922年11月，他在《晨報副鐫》上撰文嘲諷道：“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書來了?！弊掷镄虚g皆是悲愴的冷嘲，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

魯迅的評判，其實不算苛責。自19世紀后半葉李?；舴乙云淦叽芜h征為海外漢學家、探險家踏勘中國揭開序幕，這片遠東的土地就因為極其豐富的自然、歷史與文化資源，吸引著沙畹、奧勃魯契夫、斯文·赫定、桑志華、謝閣蘭、斯坦因、伯希和、柏石曼、伊東忠太、鳥居龍藏、大谷光瑞、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海外學人紛至沓來，探索地理、礦藏、生物、建筑、文物，他們的足跡縱橫南北。

當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他在中國搜羅的古籍，尤其是敦煌遺書時，官員和學人無不扼腕嘆息。羅振玉百感交集，感嘆這是“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兩江總督端方更是早早地認定這是“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他們深感事態嚴重。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愿意像海外學人那樣，親自動身尋訪一番。于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而尷尬的局面：來自海外的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在中國各地奔波，探訪藏匿在深山荒野間的礦藏、古跡、墓葬、洞窟……不斷地調查、攝影、發掘、整理、分析，而中國學者卻有意無意地對這些珍貴的遺跡視若無睹，或忙于欺世盜名，或甘愿囿于書齋。一面是海外學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調查，卻又因中國之大，夙愿難成，只能感嘆“大業的完成，恐不是吾輩人能夠等到的”，凡事盡力而為；一面卻是中國學人始終無動于衷，沉溺于“‘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時代”。

不過，當魯迅宣泄著滿腹牢騷時，一個充滿轉折意義的時代其實已經來臨，那時，年輕一代中國學人正躍躍欲試。他們大多在海外接受過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試圖重新發現古老中國的真相，重估文明的價值。他們不憚走向荒野，甚至樂在其中。在這波浪潮中，地質學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建筑學家前赴后繼，終于在二三十年間造就風氣，蔚為大觀。

他們是各自領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書齋、走向曠野的第一代中國人。這本書希望重述的，正是他們的探索以及他們開創的新紀元。

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創立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為代表的中國地質界先驅，就與葛利普、安特生、步達生、德日進等海外學者鼎力合作，一面努力培養專業人才，一面堅持不懈地進行田野考察，調查礦藏，勘探石油和煤礦，挖掘恐龍骨架和各種古脊椎動物化石，發掘史前文明遺址……無論是在地質學、地震學、土壤學，還是古生物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堪稱成就卓著。

1936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十五次發掘殷墟，主持者從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變成了更年輕的石璋如、劉燿、王湘等考古學人。大批甲骨和各種文物陸續出土，殷商時代得到證實，中華文明信史被向前推進了數百年。根據考古發掘，史語所的學人們陸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架構，諸如董作賓的“貞人說”、梁思永的“三疊層”、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等，皆極富開創意義，影響深遠。到1937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將在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演講中盛贊史語所的考古發掘： “這是近年來全亞洲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中國學者一下子獲得了耶穌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國歷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其實，不獨考古組，史語所語言組的成就也不遑多讓。趙元任等人歷時十年，走訪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統地進行方言實地調查，初步勾勒了中國語言變遷的軌跡，而這些尋訪與研究的意義，正如傅斯年所總結的那樣：“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p>

加入史語所之前，李濟和趙元任皆任教于清華國學研究院，并在各自領域發起過具有首創意義的田野考察——西陰村的考古發掘和吳語方言調查。清華國學研究院存世雖然只有四年，卻網羅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兩代名師，不僅為未來中國學界樹立了典范，亦可被視作史語所的“前傳”：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都是史語所的主事人，而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沒有參與田野考察，但以各自的遠見卓識和影響力，為學人走向荒野掃清了障礙，更奠定下思想根基，其中，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影響尤為深遠。

地質調查所和史語所考古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國營造學社追索的則是地上的古跡。魯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擺著一幅從山本照相館購買的佛像照片，據說，他把這尊河北正定隆興寺的佛像譽為“東方美神”，盡管他畢生都沒見過它的真身。近代中國學人中，最早見到這尊佛像的，或許是中國營造學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1932年，梁思成一行就冒著戰火，對隆興寺做了詳細的調查、測繪和研究。他認為，這尊塑像雖然遭到后世篡改，但“顯然是宋代原塑”。當然，他關注的不只是造像，更是建筑風貌，并盛贊隆興寺的牟尼殿為“藝臻極品”。

魯迅去世時（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創建只有五年，卻已經考察了上百個縣市的兩千余處古建筑，其中的佼佼者，如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西大寺的三大士殿、佛宮寺的釋迦塔、華嚴寺的薄伽教藏，以及善化寺、廣勝寺等遼金以降的古建筑經典，都是通過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人的考察報告昭示于國人的。這些大地上的遺構，為破解北宋“天書”《營造法式》提供了大量直觀的證據。與此同時，一部中國建筑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氳成形。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北伐”到“中原大戰”，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家不斷裂變，時代疾速轉捩，總統和內閣總理走馬燈般更替，登場謝幕，兒戲一般。但在這亂局的夾縫里，以上述機構為代表的學人共同體，被愛國熱情激勵，默默耕耘，不懈奔走，勠力與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無數個第一：

中國人獨立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西陰村遺址發掘（李濟、袁復禮主持）；

第一份礦產資源調查和田野考察報告—《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丁文江）；

第一本地質學講義—《地質學講義》（翁文灝）；

第一張著色全國地質圖—《中國地質約測圖》（翁文灝）；

第一幅地震區域分布圖—《中國地震分布圖》（翁文灝）；

第一部石油調查報告—《甘肅玉門石油報告》（謝家榮）；

第一部石油研究專著—《石油》（謝家榮）；

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中國北方之嚙齒類化石》（楊鐘健）；

第一部恐龍研究專著—《許氏祿豐龍》（楊鐘?。?/span>

第一篇古建筑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頒布的文物法規—《古物保存法》；

……

他們發現了“北京人”頭骨、“山頂洞人”頭骨、龍山文化黑陶，還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遼、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運動”“三門系”“三疊層”“貞人說”“夷夏東西說”等理論。中國第一座地震臺（鷲峰地震臺）、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第一條獨立發掘并裝架的恐龍化石（許氏祿豐龍），同樣由他們全力促成。

他們大多誦讀“四書五經”長大，隨后到海外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他們中有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人類學博士（李濟）、第一位考古學碩士（梁思永）、最早的商業管理碩士（曹云祥），還有“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中國科學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中國恐龍之父”（楊鐘健）……

他們是荒野上的大師，新學術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當然，他們也是第一代世界主義者，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

即便橫眉冷對如魯迅，雖不時會在日記、書信或文章中對他們揶揄一二，比如他認為史語所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精義少而廢話多”；說梁啟超工資太高，而且“西學不大貫”，要配上李四光才能“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嘲諷丁文江陪著胡適去“覲見”蔣介石—“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不過，毋庸置疑，魯迅未竟的夢，的確已在他們腳下逐漸變成現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民國時期注重田野考察的當然不止這四家機構。事實上，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魁閣”等機構同樣云集了一批不憚走出書齋的學人，他們致力于動植物、礦產、考古發掘、民族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本書決定聚焦于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國營造學社，因為它們既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間又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形成了相對穩固的學術共同體；它們的發展歷程也足以折射出從1910年代到1940年代的不同階段，中國學界走向田野的渴望與困惑、構想與曲折、困境與探求。正因他們的努力，一個大發現的時代終于在近代中國的土地上顯露崢嶸。

《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張泉著，一頁folio｜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