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與西學》

2022年全新再版！

新增16萬字，修訂近千處

中學、西學與歷史文化傳統

——序《中學與西學》一書

何兆武

友人方朝暉先生多年來潛心于古今中外經典之哲理，每發之為文輒匠心獨運，多有創見，啟人深思。最近，以其歷年研究之心得匯為一書，題名《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力圖為此百余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作出一份理論性的總結。

（一）

歷史上所謂中學與西學既有其可比性，又復有其不可比性；過去人們所謂的中學與西學與今天人們所謂的中學與西學，其含義有連貫性，又復有斷裂性。簡單說來，這一問題和某些其他類似的問題一樣，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問題，而過去的研究者往往執一以求，但執其為一貫，不知其為兩重，故在理論上每陷于捍格難通，不能自圓。

學或科學，作為純粹理性產物的知識（拉丁文的Scientia或德文的Wissenschaft）而言，本無所謂中西之分，而只有所謂真偽或正確與錯誤之分，也有精粗與高下之異，但無本質之別。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樣的命題，本無所謂中西；或者用通俗的話來說，亦即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過去人們所習慣稱之為中學與西學的，大多并非是什么學術理論本質上的不同，而只不過是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所積淀的價值觀或者思想習慣的不同。歷史文化只不過是一種人為的方便設定，雖則習之既久，似乎也就成了自然（天性），但它畢竟是不斷去改變著的，而不可能是萬世不變的。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即嚴格說來并不存在什么中學、西學之別，而只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習慣的不同。是“學”就有真偽高下之別，東海、西海并無二致；至于不同的歷史文化所積淀的心態，則可以千姿百態、千別萬殊，很難判定其間有什么真偽或高下之別。我們不應把對客觀事物的知識的判斷與對主觀的價值取舍的判斷混為一談。

人們天生的認識能力并無二致，導致他們思想取向不同的乃是后天不同的社會境況。例如，過去有人認為中國人不善于邏輯思維。假若是如此，那么其原因也絕非是由于中國人天生來就拙于邏輯思想，而只是后天的歷史條件未能導致中國的思想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而已。思想上的不同取向并非是先天注定的，而只能歸因于不同的文化導致了不同的發展途徑。另一個爭論多年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為什么沒有出現（近代意義上的）科學，似也應作如是觀。

大抵上，我同意作者所拈出的，過去所謂的中學與西學之別乃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之別，即“是怎樣的”和“應該是怎樣的”之別。但是導致了這一點的卻須歸因于雙方歷史社會背景的不同才導致中國思想文化走上了主德主義而西方則走向了主智主義的道路。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中世紀的中國經學與西方的經院哲學，雙方代圣人立言的精神實質并無二致，就不難找到解答。歸根到底，這個差異乃是時代上的（中世紀與近代），而非本質上的，即所謂中西之別。中國歷史步入近代化的階段，其間，最為關鍵的一端在于她必須要掌握近代科學。我們沒有理由說，中國人的心智就掌握不了近代科學。中國的歷史當然也必定要走上近（現）代化的這條不歸路，所以她也必定要掌握近代科學及其思維方式。至于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乃至個人的差異，并不妨礙其學術思想的（廣義的）科學取向。其間的差異是必然會有的，但學術思想中的真理內涵卻是普遍性的，并不因人而異。如果可以這樣理解的話，那么中學、西學作為學而言，仍然是可以而且應該是通約為一體的，學術思想中的真理是普遍性的，其間的不同，只不過是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某種心態上的不同。也可以說，人的智性能力是先天給定的，并無古今中外之別，但在不同的現實條件之下，則其表現形態便會各不相同。除非我們認為人類歷史上各個民族各自走著其獨特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否則的話，共同的歷史道路就必然會有其共同的科學與共同的思想。各個民族的文化特色當然（而且也必然）會保持下來并不斷地發揚光大。但這并不關乎中學與西學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作者在本書中所論及的中學與西學的不同，關系到中西思維方式不同的問題，我以為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論點。這個問題似也應從其兩重性著眼：一方面是某種特定的思維方式本身是否能被人類普遍的純粹理性所裁可，一方面則是這一特定的思維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歷史文化的積淀所使然。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結果便不免治絲而棼，對一個假問題是永遠不可能給出一個真答案的。我們不可以把倫理上的善惡混同于認識上的真偽或是非。求真是一回事，求善又是另一回事，而人們卻往往執求善作為標準以求真，結果是永遠糾纏不休，而一無所獲。本書對此問題有頗為詳盡的論述，是足以啟人深思的。假若我們能把這個問題加以澄清，把倫理道德的訴求排除于求真的范圍之外，那么歷來的許多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大都不難迎刃而解，而不再成其為問題。進而言之，則古今中外的許多問題之成其為問題，大都是由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背景所使然，而與思想理論的本身并無關系。

這涉及中學與西學的可比與不可比的問題。在哪種意義上雙方是可比的，或者說對雙方進行比較是有意義的，又在哪種意義上對雙方進行比較就是毫無意義之舉。這其實也是真問題與偽問題之別。大抵上，涉及價值觀的不同或文化慣性的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涉及純粹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則是可比的。物質生活的層面是可比的，而精神生活的價值則是難以比較的。什么是生活的方便和舒適是可比的，而什么是生活的美好或幸福則是難以比較的。作者在本書所涉及的這一方面是值得人們深入探索的。本書不僅從理論上探討了上述有關的問題，而且進一步詮釋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幾次大論戰，如中國哲學的特色、國粹與現代化等等，也對近代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如馮友蘭、牟宗三、梁漱溟等人，一一作出了作者本人的評價。

科學和思想都沒有最后的定論，因為它永遠是在發展著的，而不會停滯在某一點上固定不動。哲學也沒有最后的結論，因為人們的認識和理解也是不斷變化和深化著的。沒有最后的答案不等于就應該不去追求最后的答案。本書所探索的是評論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值得讀者的深思，盡管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解答，但這些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

歷史研究者往往喜歡引用一句諺語：歷史決不重演。具體的歷史事件自然是不會重演的。但是某些歷史的精神，即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態卻可以不斷地重演，直到它能自覺地進行一場理論性的自我批判為止。也許純理論的探討要和這種具體的心態研究結合起來，才能使我們對于所謂的中學與西學的理解達到更高一層的境地吧。

摘自《中學與西學》，有刪節。

中學與西學

書號：978-7-5117-3994-0

作者：方朝暉

出版時間：2022-03-20

開本：16開

內容簡介：

本書認為，希臘以來一開始以哲學為代表，后來發展為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西方現代學術，從根本上代表了一種與中國古代學術迥然不同的學術傳統。無論是中學原有的分類體系，還是西學今天的學科體系，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無論用西方今天的學科范疇來肢解中國古代學術，還是用中學原有的分類體系來衡量西學，都是值得懷疑的。進一步看，通常所謂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往往不是同一學科內部的兩種思維方式差異，而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術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正因為學術類型的不同，人為地追求所謂中西結合，有時也沒必要。用現代西方學術和學科范疇來分割和整理中國古代學術，不僅可能包含對西方學術本質的深刻誤解，也可能構成對中國學術傳統的人為摧殘。

作者簡介：

方朝暉，安徽省樅陽縣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主要研究中國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學”與“西學”》（2002）、《儒家修身九講》（2008/2011/2020）、《為“三綱”正名》（2014）、《文明的毀滅與新生》（2011）、《春秋左傳人物譜》（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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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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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對話近百年國內外研究，解析中學與西學思維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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