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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120年|張元濟為何傾注《中華民族的人格》
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建館120年、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年,商務印書館近日推出張元濟編著的《中華民族的人格》特別紀念版。
張元濟是中國著名出版家,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參與維新運動被革職。后“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主持商務印書館,以開明開放的胸襟廣納人才,使商務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
出版于1937年的《中華民族的人格》象征了民族救亡的時代精神。書中記述了中國古代八位義士的故事,其中出自《左傳》的有兩篇,《戰(zhàn)國策》有一篇,《史記》有五篇;分別為公孫杵臼(含程嬰,出自《史記》),伍尚(出自《左傳》),子路(出自《左傳》),豫讓(出自《史記》),聶政(含聶榮,出自《史記》),荊軻(含田光,樊於期,高漸離,出自《戰(zhàn)國策》),田橫(含二客,出自《史記》),貫高(出自《史記》)。這些人,或為忠信孝義的貞臣如公孫杵臼、武尚、子路、田橫,或是知恩圖報的刺客如豫讓、聶政、荊軻、貫高。本文介紹了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的背景。
《中華民族的人格》藏書票一、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張元濟首先想到的是給青少年編一本書,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以決死之心抵御強暴,抗拒橫逆。
1937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叫做《中華民族的人格》小冊子,這是一代出版家張元濟親手編寫的。當時,盧溝橋的槍聲即將響起,上海也已在風雨飄搖之中,面對民族危機,他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書生報國一支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給青少年編一本書,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以決死之心抵御強暴,抗拒橫逆。他從《史記》、《左傳》、《戰(zhàn)國策》中擷取8篇故事,對原文作了適當?shù)膭h節(jié),譯成白話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評點。8篇故事包括《公孫杵臼程嬰》、《伍尚》、《子路》、《豫讓》、《聶政》、《荊軻》、《田橫》、《貫高》,所涉及的人物卻不止上述九人,比如《荊軻》一篇就記錄了田光、樊于期、荊軻、高漸離四個人的慷慨就死。張元濟在《編書的本意》中指出:
我現(xiàn)在舉出這十幾位,并不是什么演義彈詞里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里。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xiàn)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復仇,歸根結(jié)底,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夫子說是大丈夫,孔圣人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
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還有一個原因。他在1937年9月應《大公報》胡政之的約稿寫過《我國現(xiàn)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一文(現(xiàn)已收入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華民族的人格》“附錄”部分)中說:
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nèi)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yè),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逸]、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jié)果。
他認為這是當時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扶植、德性的涵養(yǎng),都放在腦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張教育要培養(yǎng)“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jié)操”,從這個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敵人的炮聲恰好震醒了我們。很顯然,張元濟之所以編寫這本小冊子,就帶有對癥下藥的意圖。他的這一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弟于三年前輯有《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選自《左傳》、《國策》、《史記》,凡十余篇,譯為白話,意在供中小學校學生之誦覽。頗慨嘆近來人格之墮落,思從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來墮落日甚。
所以他編撰此書不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轉(zhuǎn)社會風氣、抵抗人格墮落的宏愿在內(nèi)。這兩者往往是難以分開的。
二、張元濟在書中選取了歷史上十幾位慨當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義的人物,倡導一種“浩然之氣”張元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里所選擇的十幾個人物,幾乎無一例外都屬于慨當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義,他們的人格也是在他們的死亡中得到升華。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評”是全書的亮點,幾句話就點出了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孫杵臼死于忠,程嬰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對父親盡子道,對弟弟盡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祿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勸說、阻止因此都無效,他認為這是子路的“見義勇為”,所以子路才會“結(jié)纓而死”,那么的從容不迫;以報仇著名的豫讓報仇有道,寧可舍易就難,顯示出“正直的精神”;聶政之死乃是“士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荊軻刺秦王不成,千古流傳,殉難者中田光為守信而死、樊于期為仗義而死、荊軻為盡職而死、高漸離為復仇而死,他們都是“雖死猶生”;當天下已定于一,田橫英雄末路,雖也可不死,但他知“恥”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難,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恥”字;貫高九死一生,忍受無數(shù)重酷刑,僅是為主人辯誣,一旦達成目的,立馬就死,決不茍且,因為“吾責已塞”。
三、張元濟本人一直很看重此書,他認為:國難日深,復興民族,必先提高人。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張元濟曾無比感慨地在好幾本《中華民族的人格》書前題辭:
“一二八”后,敵軍欲亡我國,嚴禁此書,妄冀消滅我國人之人格。豈知消滅不,反益發(fā)揚。欣喜之余,書此記痛。
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記的。9月4日,盟軍“在東京灣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書前題辭: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書,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國人無忘此恥。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書前寫下:
孔子曰殺身成仁。所謂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擲而人格不可失……
張元濟自己一直很看重這本小冊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寫信給住在廬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戰(zhàn)決心的蔣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還送了《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信中說:
國難日深,復興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濟近撰小冊,冀喚醒一般民眾,附呈一冊,并期裁教。
到1940年他還要給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寫信,“乞賜小序,當俟再版時錄入簡端,借以增重?!敝敝?949年改天換地之后,他應邀北上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開國盛典”,期間還不斷地將這本書送人。僅從他日記中不完全的記錄,就可以得知他曾先后將此書送給張治中、邵力子、高汾、張難先、吳玉章等人。
四、張元濟所倡導的“中華民族的人格”是幾千年來史不絕書的英雄人格,雖不能成為普遍的人格底線,但仍有一定的現(xiàn)實啟示?!爸腥A民族的人格”是張元濟何時都不敢忘懷的。早年他投身戊戌變法如此,主持商務印書館、編印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如此??箲?zhàn)八年間,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先遷香港、再遷重慶,而他則以董事會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當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的鐵蹄踏進租界后,他也堅持不向日偽當局注冊,為防止日偽勢力滲入董事會,他托故不開股東大會,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業(yè)務苦苦支撐下來。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說的那種“浩然之氣”。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泵献诱f:“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張元濟說這些“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無論如何的世變滄桑,這些人格底氣、做人準則都是不會隨著時間而化為灰燼,而卻會在新的時代里獲得新的內(nèi)涵。一部二十五史從來都不乏慨當以慷的英雄,“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志士,無論面對外敵入侵還是專制壓迫,我們并不是沒有拍案而起的憤怒,長歌當哭的生命情懷,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義、毅然決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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