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大英博物館的100件文物，帶著“濃縮世界史”的巧思，從北京國家博物館移師上海博物館，甫一開展，“又火了”！

于是，在我們的這個“自”媒體或“新”媒體的時代里，關于這一社會熱點話題的追逐與蹭刮、關于100件來自“大英”藏品的解讀與誤讀、關于展覽敘事的謬贊與亂棒也層出不窮。展覽收獲了全社會的關注，多角度的聲音也從不同的平臺傳出，其中不乏捧殺與棒殺。對于“展覽以傲慢的西方歷史觀來構建”的觀點，該展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策展人閆志就此撰文進行了回應。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獲閆志授權，刊發《傲慢的歷史觀與偏見的打開方式》一文，呈現這位對“大英展”投入極多“理智”與“情感”者關于“大英展”敘事的質疑與解答。

作為今年現象級的展覽——“大英展”（由于北京上海兩地博物館展覽命名各異，故統稱為“大英展”），在北京和上海不僅收獲了海量觀眾，也招致了不少輿論的批評。無論好評如潮還是惡評滾滾，都說明這個展覽至少在引起社會關注方面取得了成功。相比較于觀眾的熱情，關于展覽敘事的尖銳批評還是很少。盡管如此，這些批評值得認真對待，哪怕批的很離譜。

關于展覽的批評有很多種類和層面，關于形式設計、參觀環境、具體細節的批評，我已經在國家博物館展覽期間向公眾做了回應，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有很多東西也盡量加以修正。對于一個展覽更加重要的是內容敘事的批評，這一層面的批評我看到過幾篇，大多是針對敘事的角度而言。這些批評者不謀而合地認為，展覽是典型的西方敘事，充滿了“傲慢的歷史觀”。比如一位評論者的文章中指出，展線對于歐洲近代的殖民主義輕描淡寫，對于20世紀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潮視而不見，貶低紅色蘇俄文物的意義，國博提供的參考書目只重西方歷史不重視廣大亞非拉等等。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帶有濃郁英國視角和歷史觀的展覽敘事，而且帶有強烈的帝國日暮的酸楚。該作者的文章似乎在告訴我們，英帝國主義分子們還在對日不落帝國無限懷戀。

且不說這種對于“自家曾經闊過”的戀舊情節中國人似乎更加濃郁，敏感到看誰都像阿Q，就說作者批判的“西方或英國中心主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兒，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搞清楚。細看那位作者的文章，一半篇幅在替觀眾梳理西方歷史：從農業革命到希臘羅馬，從封建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從地理大發現到殖民主義，最后以兩次世界大戰收尾。另一半篇幅在歷數展線上的缺環：古代部分對十字軍東征語焉不詳，近代部分不講文藝復興，現代部分缺少兩次世界大戰。事實上，作者是以自己羅列的西方歷史線索為參照系，來品評展覽敘事帶有西方中心論，而且論述中多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在評論《貿易與侵略》單元時作者這樣寫道：

“這是典型西方視角下的章節，……東西方以唐王朝與阿巴斯王朝為交互的兩端，忽略了羅馬帝國的分裂，也忽略了中世紀歐洲的分裂和割據，同時對十字軍東征語焉不詳。”

既然是西方視角，為何不提羅馬帝國分裂、歐洲分裂和十字軍？提及這三點就是東方視角了么？看來到底什么是西方中心論，還需要捋一捋。

從基督教歷史學的普世主義以來，一直到湯因比的“挑戰-應對”理論，以及費正清的“刺激-反應”理論，西方中心論從來都是將西方歷史的發展置于優先地位，認為西方的歷史是引導性力量，其余地方的歷史只不過是這條主線的補充和跟上。20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逐漸開始反省自身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時至今日這種反省已經在各個人文學科成為研究的基本前提。以史學領域為例，雖然以戈德斯通、彭慕蘭、王國斌師徒為代表的該學派仍然以“為什么西方超越東方”為課題，但是他們的研究對于揭示1500年之前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有著巨大貢獻。在他們的研究中，西方一舉超越東方是一個偶然事件，并非帶有必然性，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才是過去歷史的主流。作為費正清學派的第三代代表柯文，不惜以另一個極端——“在中國發現歷史”（用他的話講是中國問題研究的“中國中心主義”）——來對抗、糾正西方中心歷史觀。英國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開宗明義地講中東是世界的中心，整本書也是從這一核心地區鋪陳展開，并重新審視歷史的。珍妮特·L.阿布-盧格霍德的《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把歐洲、中東腹地和亞洲三大區塊的貿易體系完整地呈現出來，揭示了13世紀整個世界范圍內三大貿易中心的互動。更不用提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并流行的全球史理論，是如何將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到底了。

為什么展線的敘事沒有如那位作者所愿，加入十字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這些我們熟知或略有耳聞的重大事件，無一不是以西方為主導發生的，那樣一套敘事，正是策展方所反對的西方中心主義。這里可以透露一個小的細節。原展品清單中，在《邂逅與連接》部分有一件展品是乾隆題詩玉璧。這件玉璧是乾隆收藏的新石器時代齊家文化古董，但乾隆并不知道這件玉璧的文化屬性，因而冥思苦想探索其功用。終于，憑借“理性”思考，乾隆認為這是一件碗托，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古體詩的形式刻寫在玉璧上。策展方選用這件玉璧是為了說明，只要運用理性思維方式去探索未知領域，就是啟蒙的體現。因此，啟蒙并非西方專有，在西方開展啟蒙運動的同時，東方也有啟蒙的思想和需求。兩者是各自發生的，雖然結果完全不同。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件展品被換成了胡克復式顯微鏡。這樣一來，卻變成了純粹介紹西方啟蒙運動成果，顯然是違背策展方初衷的。

我們回到展覽本身，看看展覽敘事究竟是如何盡力避免西方中心主義視角的。

首先是展品出處的選擇。100件組展品中（不算第000件木乃伊內棺），來自非洲的展品13件，亞洲43件，美洲15件，大洋洲3件，歐洲26件。如果按照人們熟知的文明中心來劃分，古埃及文明4件，兩河流域古文明7件，中國8件（原清單有9件），日本6件，古代印度文明6件，伊斯蘭文明（含印度莫臥兒帝國以及現當代伊斯蘭國家）8件。還有很多我們其實無法標明其所屬文化，例如希伯來星盤，本身就是猶太、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混合體。從這些展品的出處來看，展覽策劃者盡可能在展現文明多樣化和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之間尋找平衡，在各個不同文明之間尋求平等。為了這種平衡，甚至出現在局部犧牲了展線敘事完整性的現象。例如為了保持美洲古代文物的數量，不得不相應減少其他文明的展品，而前者的文明聯系又有點語焉不詳。這種問題恰恰反映了策劃者過于執著于展品的平衡。

其次是近代殖民主義的反思。批評者認為，展覽提及殖民歷史輕描淡寫，甚至用帶來文明掩蓋血腥統治。國家博物館大英展的展線上有一組展品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來自尼日利亞貝寧王國的浮雕銅版和同處一柜的50枚馬尼拉錢幣。銅版是用這些歐洲人帶來的馬尼拉銅錢幣熔融重鑄而成的，策展人的表述是從非洲人的視角來看待歐洲這些不速之客。同時，排列整齊的50枚馬尼拉錢幣明確地告訴觀眾這是一名非洲奴隸的價格。展版上還有表現販運奴隸的大船，讓觀眾能夠直觀感受到奴隸的非人待遇。如果這不過癮，那么在表現北美印第安蘇族兒童服裝時，展板說明告訴觀眾，蘇族人之所以將美國國旗表現在服裝上，是為了紀念在某次戰斗中擊敗了美國軍隊。這不是從正面表現印第安人的抗爭么？況且單元說明中也明確提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人的到來伴隨著剝奪么？按照批評者的意思，恐怕要把大英帝國如何打敗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建立全球殖民地的過程表述一下，再列上各種數據，展現其血腥，最后痛心疾首一番。這樣才算檢查過關。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倒是懷疑策展方的居心了：你們究竟是來謝罪還是來炫耀的？

據我所知，即便是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奴隸貿易不僅僅盛行于歐洲殖民者，在阿拉伯商人那里也隨處可見。而且后者不僅販賣奴隸，還通過戰爭等形式掠奪奴隸。相反，最早發起廢奴運動的卻是英國人，盡管這一運動從開始直到立法取得勝利過程長達百年。如果展覽敘事對于歐洲人的奴隸貿易反省不夠，那么對于其他國家和文明的奴隸貿易只字不提，又算什么呢？

第三，最后一章的反思。批評者認為，印尼生產的球衣、阿聯酋的信用卡、中國的太陽能燈等等，貌似多元化，實則是“后起的國家文化上依然沒有擺脫殖民文化的百年影響”。不錯，現代足球是英國的，信用卡是美國發明的，太陽能充電原理是法國人發現的，這些的確都隨著殖民主義傳播到全世界。但是這些究竟是技術還是文化？概念范疇不同，結論當然不一樣。如果非要混淆概念的話，我們是否更應該反思：為什么近代以來我們沒有這樣的原創性技術？何況，展覽本意并不在此，而是希望觀眾通過對20世紀以及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人造物品，看到人類社會最根本的最嚴峻的問題所在，那就是戰爭、暴力、貧窮、能源危機與環境惡化。如果今天的問題全部都是殖民文化導致的，那么隨著二戰后國際體系的建立，殖民統治在全世界范圍內已經終結，絕大多數國家早已實現民族國家意義上的獨立自主。但是上述問題卻依然存在，有些甚至愈演愈烈。難道不值得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么？

第四，古代歷史部分可能是批評者不太熟悉的領域，因此僅僅簡單地說了從權力與哲學和儀式與信仰部分就“開始采用西方視角”，沒說出這一部分究竟哪些地方屬于西方視角。其實如果仔細閱讀展品和展牌會發現，權力與哲學是緊緊圍繞“權力如何變成權利”這個古老的政治學命題展開的。權力正當性問題雖然是古希臘人最先提出的政治哲學問題，但是“證成”權力的正當性卻是所有國家形態文明須臾不可離的任務。不管是“以經術緣飾吏道”的儒家文明圈還是用印度教統合社會鞏固權力的吳哥王朝，盡管表達方式不同，但正當性來源問題始終是他們關心的核心。因此，這個展區分布的展品，通過奧古斯都與索?？死账沟牟⒘?，通過阿馬拉瓦蒂佛塔石雕，通過亞歷山大頭戴埃及神明符號的銀幣，以及中國的青銅镈、哥倫比亞的金盔等，向觀眾傳遞的信息是，隨著帝國權力的增強，個體與權力之間的張力日漸增大，而權力正當性的證成壓力也就日益迫切。這種人類普遍而基本的問題，不管古希臘人是否將其理論化都是至今仍然存在的，不需要區分東方還是西方。

我曾經在大英展國博展覽期間寫過系列小文章，總題目是“為什么沒有……”，目的是為了揭示該展覽的整體構思，同樣也可以回答批評者對于展線缺失的質疑。展品中沒有古典時期希臘雕塑，是為了突出早期希臘文明中多元文明的匯入；沒有十字軍東征，是出于對宗教的尊重，而避免談論其沖突；沒有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淡化啟蒙運動，是努力淡化西方中心主義，更多地揭示其他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這些“缺失”恰是體現展覽用意的地方。關于這些“沒有”也是批評者津津樂道用以展示自己歷史記憶的談資。然而可能他們不太清楚，從展覽策劃的知識邊界角度而言，有很多東西也必須是“缺失”的。任何展覽都應該像一篇文章或是一本專著那樣，具有知識邊界。一個鴉片戰爭展覽，內容信息不可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這是基本常識。而一個號稱世界史的展覽，知識邊界在哪里？如果作為一個策劃者，試圖通過一個展覽（無論展品數量有多大）全面揭示世界歷史的方方面面，那么其知識邊界是無限的。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要加進去，缺了哪一個環節，都無法符合世界史這一指稱。同樣，有些批評者的確是站在這個角度，指點缺環的。然而，大英展并沒有那樣的野心。策展人只是選取了文明的連接這一視角，希望表達文明的互動共進這一美好愿望。這樣一來，大大縮小了知識邊界，加上盡力避免西方中心論，使得展品的選擇標準簡化為能夠表現文明之間相互關系的范疇。而敘事則可以圍繞著聯系、全球化以及交流展開。至于沖突、分歧、對抗，也是納入交流和連接這樣的概念下來闡釋的。如果非要說這種敘事策略是為了掩蓋什么、暗示什么，那么這只能是“誅心之論”，大可以自說自話。但是否有助于理解展覽，就不得而知了。

誠然，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說，學術研究不可能不帶有偏見。大到學科差異、學術機構組織的不同，小到個人所受學術訓練以及當下學術研究興趣與方向的影響，每個人、每個學術群體對于歷史研究總不可避免陷入某種理論預設，或者視角當中。關鍵在于，學者自身對此有足夠的認識和警醒。一個帶有學術意味的展覽也是如此。對于旁觀者而言，過度夸大這種預設或視角的作用，忽略其反省的努力，既不公正也無法從中獲益。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批評，與其認為別人“傲慢”，不如說是自己“偏見”。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策展人，本文首發于微信公號“博物館有得聊”，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獲作者與首發平臺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為《驕傲慢的歷史觀與偏見的打開方式——關于“大英展”敘事的質疑與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