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冷戰史研究中，政治宣傳和心理戰雖然是受到重視的論域，但是具體到各國、各時期的宣傳畫、漫畫、攝影等藝術種類作為宣傳手段，具有鮮明主題性或問題意識的圖史互證式研究則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他的《圖像證史》（2001年）中認為，“總的說來，有關視覺宣傳的歷史研究關注的重點在于法國革命或20世紀，集中研究了蘇維埃的俄國、納粹的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引起爭端的圖像也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他的這一說法來自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Toby Clark、ZbynekZema、R. Taylor和David Welch等學者的論著。今天學術界的相關研究當然早已超出了這些國家或主題范圍，也出現了以“冷戰與宣傳畫”為專題的研究。例如我手頭上的一本Posters of the Cold War（ V&A Publishing,London,2008），收集了來自15個國家的冷戰題材宣傳畫，涉及到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生活的許多方面，其中也包括畢加索等著名畫家的作品。上周在韓國首爾大學參加由統一和平研究院、韓國冷戰學會共同主辦的“冷戰與和平的圖像”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都是關于冷戰時期、尤其是朝鮮戰爭中的視覺圖像（宣傳畫、攝影、藝術檔案、漫畫等）、電影、都市形象、文學等論題，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國際學界的冷戰史研究中，視覺圖像研究正越來越受到應有的重視。

政治宣傳畫往往以其強烈的視覺感受而在歷史的某種時刻表現出它的力量，給當時歷史情境中的人們以強烈的心理沖擊，以后成為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試舉兩個例子。1949年 2月3日，中共軍隊進入北平之后不久，一個名叫卜德的美國人在這個城市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傳畫，畫面上，蔣介石在一個向他伸出的巨大拳頭面前縮成一團，在他的腳下橫著一堆齜牙咧嘴的骷髏，骷髏的手里握著一把劍，上面是兩個英文字母‘U.S’”。（李夏恩《1949，美國如何被清掃》，《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9期）這仿佛是為了證明宣傳畫在冷戰中的作用，兩年以后另一位美國人又有了同樣的強烈體驗。美國著名外交家、曾被稱為“冷戰之父”的喬治·凱南在1952年5月作為新任駐蘇聯大使到達莫斯科，當他看到莫斯科街頭到處張貼著“惡毒的”反美宣傳海報的時候，感到非常氣憤，親手一張張將它們撕扯下來。（喬治·凱南著、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凱南日記》，275頁，曹明玉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有意思的是，在歷史轉折點的一瞬間，視覺宣傳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種力量的沖突。距卜德在北平遭遇宣傳畫之后不久，上海解放前夕的左翼學生在車廂外張貼反美標語，控訴美軍炸彈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這一情景被拍攝下來，這幅照片與當時應該還高掛在上海街頭的一幅英美商品海報形成極端的對比，又似乎完全是巧合：力士香皂海報上的好萊塢影星葛麗亞·嘉遜與坐在列車車廂窗口上張貼反美標語的那位女生的頭像角度一樣、青春美麗一樣，但是她們卻分別預示著極端相反的兩種政治文化的誕生與死亡。

會后去參觀了據稱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戰爭紀念館。進入展覽大廳后，首先注意到關于朝鮮戰爭的展廳被命名為“6·25戰爭室”，這個展廳名稱一看而知是強調了在6月25日這一天發動戰爭的責任，這一天代表了原罪。幾年前在“韓國戰爭學會”的一次研討會上，圍繞著這場戰爭的“正名”問題產生了激烈的辯論。左派學者認為“625戰爭”這個命名只是目光短淺地突出了戰爭爆發的時間，同時也隱含著強調戰爭發動方的責任，而抹殺了戰爭前后朝鮮半島的歷史狀況與階級矛盾，因此認為應該稱作“韓國戰爭”。有反對者則認為戰爭責任問題不能模糊不清，更不能把雙方的責任顛倒過來；進而對英語國家使用“Korean War”而不是“Korea War”提出了質疑，認為應該用“the 625 War in Korea(1950-53)”或甚至是“the Communist War in Korea(1950-53)”來表述。

美國歷史學家、朝鮮戰爭研究中修正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布魯斯·卡明斯在他的《朝鮮戰爭》（林添貴譯，三聯書店，2017年6月；原著出版于2010年）中強調這是一場內戰，而且認為真正的悲劇并不在于戰爭本身，而是在于這場戰爭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只是恢復了原先狀況，并只能依靠停火維持和平。（26頁）應該說，就基本性質和歷史淵源而言的確是一場內戰，但就內戰中的各方力量尤其是聯合國軍的大規模介入戰爭以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而言，恐怕又遠遠超出了內戰。可以認為，他提出“內戰說”的主旨是反對美國介入這場戰爭，如果以中國的國共內戰為參照就更能明白他的用意。至于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回到原先狀況因而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的說法，我覺得是他過于僵化地看待戰爭的輸贏結局。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雷蒙·阿隆從冷戰中的戰爭與和平的博弈來看問題很有啟發，他說：“‘如果想要和平，那就準備戰爭’”（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不管多么忠實地聽從這一忠告，卻也從來就沒能阻止戰爭。”（《和平與戰爭：國際關系理論》，159頁，朱孔彥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年）換言之，在冷戰格局中的戰爭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在不得已的形式下以戰爭求和平；如果用我們的話說，“讓對方乖乖地回到談判桌上”（尤其是指發動戰爭或越過邊界的一方），實現停火，難道不是對戰爭的一種解決方式嗎？

人們知道，在美國朝鮮戰爭曾被稱作“被遺忘的戰爭”，但這場戰爭實際上卻對美國的體制、軍事體系、外交政策等均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而且與民間的集體遺忘狀況相反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學界對朝鮮戰爭的研究相當熱鬧，這種冷熱反差更凸顯了朝鮮戰爭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卡明斯該書的重點是研究戰爭發生前朝鮮半島南北雙方所面臨的形勢、各自的利益訴求，以及戰爭期間發生在正規的軍事戰斗之外的恐怖殺戮、美國對朝政策的發展變化、戰爭對美國國內政治與文化的影響等議題，而且他強調這是寫給美國人看的通俗著作；而作為左翼學者，卡明斯在書中對戰爭中的恐怖屠殺真相的揭露以及對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思想恐怖氛圍的批判尤為值得思考。

在朝鮮戰爭剛爆發的時候，來自多個國家的記者還可以發出未經檢查的電文，但是隨著韓國軍隊暴行的曝光，美軍宣布所有記者要劃歸軍方管轄，禁止“任何詆毀性評論”；即便能夠通過新聞審查，在美國國內也會經常在麥卡錫主義恐怖氛圍中被封殺。（62頁）在美國國內，“麥卡錫代表了一個極具破壞性的意識形態時代：標簽取代了論據，證據真實與否則毫不重要。”（64頁）因此，自由知識分子在棍棒與胡蘿卜之間集體禁聲。關于爆發于1947年的濟州事件，卡明斯指出“美方文件的保密是對濟州人民殘忍、大規模的侮辱。沒有人曉得有多少人死于這場屠殺，但長期保密的美方資料說，有3萬至6萬人被殺……”。（89頁）卡明斯根據解密材料和多年來各種媒體的爆料揭露戰爭過程中發生的屠殺囚犯、戰俘、平民的暴行，無論是南方或是北方所犯下的暴行，在對照各種受難者數字統計之后他說，“殺害3萬人和殺害10萬人，都不會讓人心安”。（137頁）但是作為歷史學家，他更關注的是追問戰爭與暴行的歷史淵源以及戰后幾十年的歷史記憶如何被壓抑和被還原。屠殺經常發生在軍事撤退的時候，這是南北雙方都有過的殘酷行為，2001年和2005年相繼成立的“朝鮮平民屠殺真相委員會”和“朝鮮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持續地進行調查、公布、道歉和賠償的工作；卡明斯認為這是爭取民主的結果，在獨裁專政下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是“壓抑記憶乃是歷史借以保存、收藏過去的一種方法；情況一有變化，被壓抑的歷史立即傾瀉而出”。（146頁）他甚至把復原歷史真相作為“被遺忘的戰爭”的安魂彌撒，認為這樣或許最后能達成南北和解。（同上）被遺忘的戰爭與不能被遺忘的屠殺，這的確是朝鮮戰爭遺留給后世的最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對金大中當政時期作出的和解努力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不斷批評美國政府和一般人民心目中對于朝鮮戰爭的無知和在意識形態以及種族偏見支配下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如果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與美國人心目中的印象大相徑庭的話，這可以說明為什么美國在朝鮮不可能獲得勝利。（導言）這可以看作是美國朝鮮戰爭史研究中的“修正派”的現實主義觀點。

從戰爭紀念館展廳出來，穿過中心廣場和兩組雕塑群像，在右側角上有一座“兄弟雕像”，它表現的是“各自作為韓國軍和朝鮮人民軍參戰的兩兄弟在戰場上戲劇般相逢的真實故事”。（戰爭紀念館說明書）這座雕塑很自然讓我想起由姜帝圭執導、張東健和元斌聯袂主演的韓戰影片《太極旗飄揚》，它們似乎都是對卡明斯的“內戰說”的藝術表述。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這種內戰史觀及悲情美學是否也應該對我們自己固化的歷史敘事有所觸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