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內舉辦了一場題為“印度的全球化——政治經濟學視角（India’s Globaliz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的講座，本場講座由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辦，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吳暢暢主持，邀請了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傳播學院教授Manjunath Pendakur主講。

曼殊納特·蓬達庫（Manjunath Pendakur） 的研究方向為媒體政治經濟學，已經出版一系列有關加拿大、美國和印度文化方面的專著和文章。蓬達庫教授當前專注印度的全球化和農村文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采用的是政治經濟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調查方法。

蓬達庫教授指出，采用政治經濟學的框架，就是從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媒體。全球化早已經不是一個新詞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變化，而變化又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變化是恒定不變的。蓬達庫教授主要圍繞印度歷史上的六個關鍵時刻來解釋印度全球化這一問題，這六個時間點分別是：1757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王公的普拉西戰役、1947年的印度獨立、20世紀70年代的綠色革命；1975年的國家緊急狀態；1991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政權以及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的被毀。在他看來，這六個關鍵點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都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印度的全球化進程。

1757：東印度公司贏得掠奪權

當前的全球化浪潮始于歐洲對貿易的熱情、基督教的傳播以及最終的征服。1492年，哥倫布在在西班牙王室資助下，率領船隊沿歐洲向西航行進而發現美洲新大陸。不久之后，達·伽馬從歐洲繞好望角到達印度，成為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地理大發現家。自此，葡萄牙開始了近一個世紀的海上航線壟斷，沿西海岸建造了堡壘，但在國內政治上卻沒有太大建樹。直到十八世紀莫臥爾帝國衰落，事情才有所變化。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Plassey）戰役爆發，英國方面由克萊武率領的軍隊以少勝多獲得了戰爭的勝利，同時也完全控制了加爾各答。東印度公司任命克萊武為孟加拉總督，開始統治孟加拉。體制的不健全、財富的大量流失，收支的不平衡，東印度公司一百年的巨大掠奪都造成了印度的長期貧困。

普拉西戰役后，勝利者依靠奸詐，偽造合同、賄賂銀行家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從孟加拉的失利者處繳獲了不下250萬英鎊的財富，按照如今的匯率，克萊夫得到了近2300萬，東印度公司掠奪了2.5億英鎊之多。

1947：非武裝民族主義抗爭

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獨立建國的理念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47年，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才真正使印度得以從英國獨立。作為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國家，印度雖然有著豐富的資源，但大多數人仍處在貧窮、饑餓和疾病當中。新政府面臨的首要政治問題就是如何鞏固一個從次大陸演變而來的民族國家，以及如何養活生活那里的勞苦大眾，再加上印巴分治，問題變得十分復雜。

第一大艱巨任務是為這個現代民族國家創建一個明確的邊界。土邦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建國之初，印度存在過562個有名義主權的土邦，他們先后向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君主繳納了保護費。其中，巴基斯坦進軍并占領了喀什米爾的一部分領土。尼赫魯不得不派遣軍隊到海得拉巴說服納瓦卜（Nawab）與現代印度聯合。至于其他的土邦，每年也能得到了豐厚回報。為了鞏固外交從而構建一個現代化的印度，國家還是得補償這些寄生蟲。不過，當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就任總理之后，這些“投喂”就終止了。

其次就是民生問題。當時印度人口約為3.8億，絕大多數都是貧窮的農民，預期壽命僅為33歲，每年有800萬個新生兒降生。如今，每年新生人口為1.32億，在過去70年中，人口猛增。饑荒，疾病、識字率低、種姓階級矛盾是一方面，另一邊印度人賴以生存的古村落很快被推倒重建以適應印度加入國際社會的步伐?；靵y和流血之上盛開出一朵嶄新的薔薇，隨著憲法的通過，印度共和國誕生了。

1970s：綠色革命

到了20世紀70年代，伴隨著農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印度開始了“綠色革命”。最早印度有85%的農民都入不敷出，因此這場革命至關重要。“綠色革命”之后糧食產量急劇上升，印度結束了對歐美國家的糧食依賴，尤其是在大米和小麥的產量激增，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印度的饑荒問題。

然而，不利影響也十分顯著。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和殺菌劑污染了水和土壤。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必然要求大量的水，這就需要修建大量的水壩，挖很多井，這不僅破壞了土壤結構，也對經濟提出更高要求。隨著時間的推移，綠色革命導致了印度深重的經濟和生態雙重危機，債務之高、自殺率之高都是史上之最。

Pendakur教授強調，這一時期遺留下的水資源問題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1975：國家緊急狀態

1975年，印度總統艾哈邁德按照英吉拉·甘地總理的勸告，根據憲法第352條第1款宣布實行的緊急狀態，以應付國內政治危機。它通過不斷修改憲法條文和法令，頒布了一系列措施：暫停議會、抓捕反對派領導人入獄、禁止罷工、節育絕育、實行新聞檢查，給警察和間諜機構更大權力等等。這些措施的實行，改善了印度的經濟情況，但也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那個時候推崇個人崇拜，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腐敗也因此滋生。最終，甘地扼殺民主的行徑則使她在政治上失去人心。加上其子桑賈伊·甘地推行的強制絕育運動和用暴力拆毀貧民窟的做法，最終導致國大黨在1977年大選中失敗。

此后，印度右翼崛起，右翼政治的形成，一方面是極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是親資本主義試圖重新定義印度。但是，地下工作常常為國大黨所禁止。直到新自由主義在印度落地，事情才有了根本的轉變，人民黨及現任領導人莫迪，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進印度改革。

1991：新自由主義

1991年以來，印度的經濟政策發生歷史性轉向，由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的經濟學家主導經濟改革，全面擁抱新自由主義，向全球經濟接軌。這場由財政危機引發的戲劇性轉變，對國家的戰略發展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全國上下為一套親西方的、親市場的極端民族主義所籠罩。印度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因此發生根本性變化，貧富分化進一步加?。撼壐缓莱霈F、腐敗扶搖直上、工會沒落、城市擴張……

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4億印度人生活在1美元每天的標準之下，與此同時，新中產們卻邁入了宏大的全球化潮流之中。他們吃著麥當勞、必勝客，可以在寶萊塢進行各式各樣的娛樂享受，如同一只只蜷縮在空調中的繭。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是右翼的堅定支持者，與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印度僑民關系匪淺。

1992：巴布里清真寺的毀滅

巴布里清真寺原本是宗教圣地，但在1992年12月6日，被印度教極端組織強行拆毀，當時曾引發嚴重的宗教流血沖突，導致數千人喪生。這場15萬人參與的政治集會最終演變成暴動，德里和孟買等印度大城市隨后都發生暴動。

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被極端民族主義者錯誤煽動，將我們與他們、印度教與穆斯林和基督徒、信教者與世俗主義者對立，成千上萬的磚瓦粉碎、成百上千的生命遠逝，這真是一場損失慘重的政治鬧劇。

各種宗教派別或多或少地存在原教旨主義的成分。在印度，牛的屠宰問題是印度教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爭議的熱點之一，因而還出現了與牛相關的義務警員。關于結婚和離婚的法律在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也存在分歧，另外，印度教右翼內部還出現了分支。在國際上，他們被稱為世界印度人理事會（VHP）。在印度當地則是濕婆神軍（Shiv Sena），Bhajrang Dal或其他的武裝塞納斯（Senas）。

最后， 在暢想全球化的未來時，蓬達庫教授說，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的迅速變化，全球化已經脫軌。因為未來的戰爭是全球性的，而且仍然是由美國和歐盟聯合發動的。但美國內外都存在著強大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就是內部的實例。而在美國外部，歐盟陷入了嚴重危機。北約似乎也困難重重。中國和印度試圖填補美國在霸權擴張中遺漏的真空，通過“金磚四國”來提升自己的國際影響力。

不過，腐敗的蔓延，人民的低幸福感，社會關系的緊張和潛在的暴力對抗，克什米爾的暴動，東北部的騷亂都暗示了印度難以成為全球化中的決定力量。

活動結束后，記者對蓬達庫教授進行了一個簡短的采訪。

澎湃新聞：您在講座中有提及印度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蓬達庫：現代社會不該有那么大的貧富差距，印度有很多窮人，但是國家不窮，印度在教育、基礎設施、技術上都表現不俗。所以印度政府應該關注的是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這些福利，然而我們并沒有在做這些。

澎湃新聞：所以您的意思是，政府的缺席加深了貧富分化？

蓬達庫：一定程度上是的。政府對外借了很多錢來擴大投資、發展商業、開拓市場，這個市場包括進口和出口兩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發展速度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事情就會變得很嚴重。我在講座中也有提到的，印度有四億人每天的生活標準是在一美元以下的，可以說極度貧困，并且這也會影響下一代，他們的孩子也會沒鞋穿沒學上。

澎湃新聞：印度無法承擔起如此沉重的外債？

蓬達庫：這些錢不一定都是印度政府主動借的，現在很多外企到印度來投資，像硬件軟件、天然氣、木材，這無論是對印度本土還是外企都是有利的，很多印度人可以實現就業獲得生活來源。就拿高科技行業舉例，比如說，你去美國的Facebook、Google之類的公司工作，你一年可以拿到十萬美金，但是如果在印度類似的企業工作，你每個月只能拿到兩千美金，只有你在美國工作的四分之一。

澎湃新聞：在我的觀念中，印度的物價應該會比美國低一些，那么折算下來，在印美企業工作的生活水準是不是差距沒有那么大呢？

蓬達庫：其實不是，美國的通脹率平均在百分之五六左右，奧巴馬時期降到過2%。而在印度，通脹率高達25%。所以在印度每樣東西的花銷更大，像氣、電、通訊的價格很高。普通家庭根本沒錢買房，只能每天工作，工作了就有錢買食物，不工作就什么都沒有。而且在印度，沒有工會來保障你的合法權利，那里的人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做六休一，工作強度非常大，而且無法同工同酬。兩千美元一個月看上去一個可觀的收入，但是物價很高，你還是無法買車買房。我之前有和印度的一些年輕人接觸，他們從事軟件業，也還是住在出租屋里。

澎湃新聞：那您認為印度如今的當務之急還是發展問題嗎？

蓬達庫：印度是要搞好各方面的發展，但我認為有一個更完善的分配制度也很關鍵。現在印度的發展已經很快了，GDP每年能增長十個百分點左右，印度現在也有很多富豪。

澎湃新聞：人口的過快增長是否也為解決問題增加了難度？

蓬達庫：確實印度的人口增長太快了，建國初期，印度有3.8億人口，現在是過去的4倍！另外，印度從來沒有過一個農業部門來處理過土地問題，土地上的農民日耕夜作收入低微，有時遇上疾病或者家中的女兒出嫁這些緊急情況，他們只能出售土地賣錢或者通過借錢來解決。失去土地的農民喪失了謀生的來源，而且印度民間的貸款利率也高得驚人，這些都加重了農民的貧困。所以我想到的幾個方法就是：一是解決土地問題，二是建成工會等組織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三是安頓好孩子，四是解決好水質問題。

澎湃新聞：印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您覺得當前印度遇到的這些問題能不能從過去的歷史中得到一些啟發？

蓬達庫：當然，至少過去我們善待自然，沒有污染。人類現在遇到的污染是史無前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先進的技術確實能夠解決現代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尤其在醫療領域，古代人別說癌癥了，他們連一些常見的感冒都無法戰勝，而這是我們現代人能做到的。但是碧海藍天這些，我們好像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說，很多事情都是相伴而來的。

澎湃新聞：您能談談現在印度的媒體狀況嗎？

蓬達庫：這就說來話長了，在印度，商業報紙數量繁多。由于印度地區人們操著各種各樣的語言，所以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報紙、電視臺、廣播。就國家層面而言，電視至關重要，印度雖然沒有那么多的智能手機，但電視卻十分普遍。不過，閱讀報紙的習慣在印度仍然得以保留，并沒有下降，印度家庭普遍認為報紙比電視有更高的可信度。而電視上卻是各種論戰充斥著噪音，所以印度人寧可選擇收看BBC、CNN而不是印度本地生產的新聞。由于智能手機的出現，社交媒體也有一定的市場，人們開始在手機上瀏覽信息，謠言也產生了。之前，我有個學生問我，為什么美國人那么討厭黑人？我想他是從互聯網上看到的一些只言片語才下這個結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