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魯先生：

弟以羈旅職務，久疏音訊，思慕之忱，未嘗或忘也。屢辱雅望遠寄大作等，深滋感幸。現當救國急切之時，知仁兄愛國，熱誠不后他人，向學生及民眾宣傳。國難臨頭，敵人已打到常州、嘉興，我們未亡的西南人士在此非常沉痛的時候，該怎樣含著淚、撐著氣、埋下頭，堅定了意志，討論“此后怎樣工作”的方針？愿昭通每個機關，每個團體，每個個人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決定在最后方實行之。各省避難來滇及移廠商的日多一日了。

遙祝

新年聽捷音！

弟黃警頑13/3

黃警頑信札

這是黃警頑先生寫于抗戰期間的信。作為商務印書館的老人，黃久已被世人遺忘。今年是商務創建一百二十周年，也沒見到特地紀念他的文章。

這倒也不奇怪，學徒出身的黃警頑，由店員進階為交際科科長，若論資排輩，在商務群英中恐怕在一百名開外。但在陳原對胡愈之的訪談中，胡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位商務人，一位是王云五，一位就是黃警頑。胡愈之幾乎終身對王云五看法不佳，而對1907年入行、1947年離職的黃警頑則非常欽佩。

胡愈之說，“那時商務印書館在四馬路的門市，隨便可以去看書，看書不要錢的。售書時黃警頑就站在旁邊，新書出了，黃也在新書旁邊。時間長了，甚么人來看書，甚么人買書，買甚么書，黃都曉得.....那時開架賣書，容易被偷，黃在場時，書是不容易丟掉的……黃警頑記性特別好，他聯系了很多很多讀者作者”；“他是商務最特別的一個人”，而“別的書店沒有這樣的人”。

黃警頑（1894-1979）大概是這樣一類人，在世時交游滿天下，也常常和朋友言及家世、一訴衷腸，但考較其生平，又沒有多少旁人能道明白。幸而黃警頑生前留有兩篇自傳，其一為《良友》第五十期（1930年）所載《二十年社交經驗談——交際家黃警頑自述》，黃時年三十六歲；另一篇是曾收入《商務印書館九十年》的《我在商務印書館的四十年》，此為七十歲時口述。黃的文字極其平實，就算是運動頻頻的年代所作的口述，也從不菲薄故人，實在難能可貴。文章不需轉述，這里只談這封信。

信的落款為3月13日，信中提到戰火殃及常州、嘉興，回顧戰事，1937年11月19日，嘉興淪陷；11月29日，常州城破，此信當為1938年3月寫成。常、嘉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嘉興，淞滬會戰爆發后躍升為交通咽喉，后成為南京保衛戰初期的戰略核心。寫這封信時，當地戰事已過四個月，想必遠在云南也必有耳聞，為何仍在此間提及？

這與商務印書館的人事有關。商務的一哥張元濟，籍貫就是海鹽；其他舊人如平湖徐調孚，桐鄉陸費逵，桐鄉茅盾、金仲華等，都隸屬嘉興府。常州就更為人才鼎盛了，1916年，二十歲出頭的茅盾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他的舍友謝冠生向他介紹商務的人事說：“編譯所中的國文部（部長莊俞，武進人）專編小學和中學教科書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幫。”據統計先后進出國文部的常州人有近百人，如蔣維喬、莊俞、陸爾奎、謝觀、謝仁冰、孟森、惲鐵樵、呂思勉等，這就是所謂的商務“常州幫”，當然，其時被恭稱為“陽湖耆宿”。

受信人“希魯先生”又是誰？黃警頑人脈極廣，沒那么好考證。文中提到“西南”，蔣君章在抗戰時期著有《西南經濟地理》，“參酌各家所說，及國防經濟上彼此相依的特點，定川黔桂滇康五省為西南”，范圍依然很大。幸而提到“滇”，又及“昭通”，可知為張希魯先生(1900-1979)。

張是昭通南城人，時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學（也在昭通），一位云南的中學老師，怎么就和上海聞人聯系上了呢？一種可能是郵購圖書，包括訂購教材等業務產生的聯絡；另一種可能性也存在，考張希魯生平，1934年，他用積攢的薪水加上云南教育廳的資助，取道四川，沿長江東下考察文物，后又北上訪學，歷時一年半，其間曾抵浙江，可能于此時與黃警頑謀面。據鄭逸梅回憶，商務發行的教科書，銷路很廣，利潤很豐，當時的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紛紛參與競爭，而教育界人士對助銷有很大幫助，“交際博士”黃警頑作為這方面最突出的人才，凡外地學校的校長及教務主任來滬，他不知則已，知必躬自招待食宿，引導游覽，盡數日之歡，談笑間“順便”請他們下學期多多采用商務課本。

張希魯雖在中學任教，但實是極有才學之人。他畢業于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云南教育落后，據潘洵主編的《抗戰時期西南后方社會變遷研究》統計，1912-1938年間，云南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學子僅兩千五百七十五人，畢業于省立大學的只有十分之一。省立中學也只有二十九校(其中十三校有高中)，教職員共計六百一十七人，其中受過高師教育的很少。張少年家貧，多受當地師長資助，回昭通任教應存報效家鄉之念。此外，張希魯多次在昭通等地主持考古發掘，東游期間也曾去蘇州拜訪章太炎及云南名宿李根源；后去北平拜見容庚，并參與容氏主持的“考古學社”，《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上就載有張撰寫的《跋楚雄新出土高公墓志》。信中提到張希魯屢次“遠寄大作”，應包括張于1937年成書的《滇東金石記》和《昭通漢金石》，或許張希魯希望經黃警頑引薦，謀求出書？可惜抗戰爆發，恐怕商務也無暇他顧了。

張希魯1937年著作兩種

據文意這應是覆信，抗戰軍興，遠在昭通的張希魯致信給這位上海的朋友問候平安并了解軍情。1937年，黃警頑自淞滬會戰爆發第二天起就投身前線搶救傷兵，后又在后方救濟難民，自述“出生入死，倒也遇難呈祥”。到了1938年，上海成為孤島，商務印書館的業務直線下降，工作清閑，他把大部分時間轉用到社會救濟上。由于善交際，耳濡目染的資訊極多，黃警頑在信中體現出極佳的見識。寫此信前一周，即1938年3月7日，陳立夫在重慶就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上任伊始，他即對戰時教育發表系列講話如《告青年書》等，簡而言之，可用“戰時須作平時看”概括。同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把這個意見寫入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教育為立國之本，整個國力之構成，有賴于教育，在平時然，在戰時亦然。” 由于抗戰的客觀局勢，所謂“立國之本”的教育，其根基只能立足于大后方。黃警頑對張希魯提到的“含著淚、撐著氣、埋下頭，堅定了意志”，可以說是綱要的形象化。

信尾提到“各省避難來滇及移廠商的日多一日了”，據《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通告遷都后，不僅宣布把西南作為抗戰后方基地，同時也給廣大內遷民眾指明了方向。人口真正大規模涌向西南自1938年開始，滬寧杭及沿海沿江輕重工礦企業面臨被日軍摧毀、占領的威脅，“工業西漸”的工廠內遷也隨之展開，昭通自古為四川、貴州兩省通往云南的門戶，其時也是紛亂異常。

鳥瞰國破后的山河，寫信后的第二天，臺兒莊戰役開始，龍云組編、盧漢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在隴海路蘭村、民權一帶集結，其中182師由昭通子弟組成，一個月的惡戰，三千三百九十八名昭通籍子弟兵犧牲，陣亡人數為滇軍之首；信寄出的下一月（1938年4月），西南聯大遷入昆明；而早在1937年12月，“筑路抗日救國運動”開始，云南軍民開始修筑滇緬公路（昆明至畹町）；而以昭通為樞紐的川滇鐵路也在加緊勘探中。

抗戰才開始，之后的漫漫歲月黃警頑與張希魯如何度過？張仍在昭通誨人不倦，同時繼續學術研究。有一封1939年魏建功寫給李邁先、劉重德的信，多次提到張希魯，如“轉下張希魯先生大著，亂離中猶獲助益，感愧何如”、“張先生跋漢建初器與蟲魚器，形制究應何稱，頗感興味。手頭無圖錄可資參證，殊悒悒爾”，可知張仍與一流學人保持密切往來。《昭通教育志》有“張希魯”條目，提到他抗戰期間擔任語文、歷史老師，多講民族英雄抵御外侮的史實，鞭撻賣國求榮的奸臣，以此激勵和培養學生。

而黃警頑就沒這么幸運了，也是由于結交三教九流的關系，一些被日軍逮捕的人所交代的口供牽涉到他，1944年初，時為《申報》社會服務處處長的黃警頑被憲兵隊從報館帶走，在北四川路關押了一個多月，多次嚴刑拷打；不到半月，又因當年春節時游擊隊員寄給他一張賀卡，再次被關押三天、痛打兩次，此后長期住院，直到抗戰勝利。

黃張二人，一好交際，一好學問；一身處都市，一偏居西南，實無類同之處。但細究兩人生平，竟多有相似之處：父輩均是科舉之家；家境都貧寒，學業難以為繼；同為晚婚（黃三十九歲，張四十一歲）；都從事著最合自己天性的職業。

黃警頑小學畢業后，去商務印書館附設的書業補習學校面試，時主其事者如張元濟、蔣維喬、陸費逵諸先生，都認為黃生性活潑而于交際上有幾分天才，就此錄用；在張早年的同學鄧象華、蒲漢英以及老師袁嘉谷眼中，張希魯學生時就極嗜考古。

兩人都身無長物，據浦漢英作《西樓年譜摘要》，1941年6月6日，張希魯曾備好遺囑寄給他：“當此寇機肆虐之際，禍福不測，不特我應立遺囑，即眾人亦應如是，以免身后親族糾紛。余平日治學所藏多書籍，次則古物。今日處此危局，若余意外發生，書籍煩各位知交開一聯席會議，估價出賣，將其代價以印余之作品；古物請各知交貢獻與政府。”黃警頑也是留不住錢的人，他自奉甚儉，完全沒有交際家西裝革履的派頭，只是個“常年布袍一襲，布鞋一雙，其貌不揚的人，有幾分像個鄉村教師”。但他心存墨子兼愛之念，并自言“居常仰慕晏平仲為人，勉尚俠義”，對朋友盡力幫忙，不分畛域，無論老小貧賤。許多人自南洋或遠省來求助于他，甚至如“淪落上海的白俄”、“熱心復國運動的高麗人”，他都不惜解衣推食。每個月的進款，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是拿去助人，以至父喪幾不能盡禮，后蒙李拔可、王仙華提請公司賻贈百金，才得以渡過難關。

1949年后，黃警頑去了北京，張希魯仍留在昭通，但都在教育系統（中央美術學院，昭通專區第一和第三中學）工作，黃已全無用武之地，張尚能春風化雨，只是不知二人是否還有聯絡；兩人舊時代著作頗豐，新社會再未有出版物；歷次運動中，黃1957年被打為“右派”，被迫退職，回上海蝸居；張1966年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夫人梁紹美自殺；1978-1979年，兩位身心俱疲的老人相繼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