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盧溝橋事變中的抗戰英雄，很多人都知道何基灃、吉星文還有金振中，但說到馮治安，恐怕就沒幾個人知道了。當時駐守盧溝橋和宛平城的部隊是29軍37師110旅219團3營，何基灃是110旅的旅長，吉星文是219團的團長，金振中是3營的營長，而馮治安則是他們三人的上級——37師的師長。面對日軍的挑釁，真正下命令堅決抵抗的正是馮治安。

堅決抗日派

馮治安，原名治臺，字仰之，1896年出生，河北故城縣人。因為家境貧窮，家里竭盡全力才讓他上了兩年私塾。1912年3月投軍，并改名馮治安，最初在馮玉祥的備補軍前營當伙夫。馮治安從最底層的伙夫、哨兵開始，因為他身體魁梧，精力充沛，勤奮好學，又粗通文墨，所以很快就當上了排長；后因帶兵有方，一路晉升，先后歷任連長、營長、衛隊旅旅長。1926年9月，馮玉祥五原誓師響應北伐，馮治安時任國民聯軍第五師師長。1927年5月，升任第十四軍軍長。北伐戰爭后，馮治安進入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后任第一師師長。接著追隨馮玉祥參加了中原大戰，結果馮玉祥的西北軍在中原大戰中失敗，其殘部被張學良改編為29軍，由宋哲元出任軍長，馮治安任第37師師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東北。1933年1月，日軍又相繼侵占山海關和熱河。29軍隨即奉命到河北的通州、三河、薊縣、玉田一帶布防。3月初，日軍繼續進攻長城各關隘，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29軍被編為第三路軍，以張自忠為前敵總指揮，馮治安為副總指揮，率部星夜奔赴喜峰口、羅文峪一線迎擊日軍，與日軍展開激戰，29軍的大刀隊也正是在喜峰口一戰成名。經過多日苦戰，日軍始終未能越過29軍扼守的長城各關口，馮治安也因此獲得南京國民政府頒發的青天白日勛章，當時青天白日勛章是國民政府的最高榮譽，含金量極高，馮治安是第二十六位獲得者。

馮治安戎裝照，胸前就是青天白日勛章

1935年，華北地方實力派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29軍軍長宋哲元任委員長。馮治安任29軍37師師長兼河北省主席，駐守北平及西苑、八寶山、盧溝橋、長辛店一帶。當時在平津駐防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經常向29軍挑釁，馮治安要求部下毫不退讓，堅決以牙還牙。日軍為炫耀武力，不斷舉行演習，馮治安針鋒相對，每當日軍演習后的第二天，他必定命令部隊進行同等規模、同樣內容的演習。

日本當時積極策劃華北自治，因此對29軍及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主要人員都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分類，將他們分為“親日派”、“知日派”和“抗日派”三類，而馮治安不僅被劃為“抗日派”，而且還是“頑固抗日派”。在日本出版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作戰主要目標指向29軍抗日意識最強的馮治安37師……”；“采取下列強烈措施……處罰責任者包括罷免馮治安……”日軍當時完全是把馮治安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可見馮治安的抗日態度之堅決。

當時29軍下轄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衛隊旅，總兵力約10萬人，其中37師是實力最強的，所以馮治安的這種態度對宋哲元的對日態度自然也有影響。1937年5月，華北局勢危急，宋哲元在多方壓力下借口“回鄉修祖墳”，離開北平回到山東樂陵老家暫避風頭。臨行前他將軍事大權交給馮治安，外交政務大權交給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可見宋哲元在軍事上對馮治安的倚重，以及馮治安在29軍中的威望。

1937年春，29軍高級將領在北平時合影。前排左起：張維藩、張自忠、宋哲元、劉汝明、石友三，后排左起：鄭大章、馮治安、趙登禹、佟麟閣

而當時擔任29軍38師師長兼天津市長的張自忠——1940年5月在湖北宜城市板橋店鎮南瓜店壯烈殉國的33集團軍總司令，中國軍隊在抗戰中陣亡的最高級別將領——此時卻是公認的“親日派”，不但平日和天津的日軍高層來往密切，而且在華北局勢最緊張的時候，帶著女兒、侄兒、侄女以及隨從共20余人，接受日本方面的邀請，從1937年4月23日到5月27日，在日本整整游歷了35天，拜訪過天皇，觀看過日軍的天長節閱兵，并且分別和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關東軍參謀長、后來的首相東條英機等日軍的核心人物舉行過會談。日方對張自忠的接待完全超過了他的職務標準，回國時他的女兒和侄女居然穿著日本和服走下船來。

盧溝橋事變后，29軍高層在對日軍的態度上戰和不定，宋哲元一直在搖擺，從來沒有明確的態度；馮治安始終堅決主戰；而張自忠此時卻是主和，甚至有張自忠對宋哲元“逼宮”，要求宋哲元辭職的說法（張自忠在日軍占領北平后還擔任了北平市長）。正因為這些行為，張自忠在當時被責罵為“漢奸”，甚至一度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好在他很快就意識到日本侵略整個中國的野心，迅速從北平逃出。后來在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擔保下，張自忠才得以重新執掌兵權，但一直背負著漢奸罵名，因此他每戰都抱必死之志，率部奮勇作戰，決心以死明志，因此功勛卓著，從師長、軍長一路升任集團軍司令，最終在南瓜店殉國。

張自忠（左）和馮治安（右）

名副其實的抗戰英雄

7月7日上午，日軍又在盧溝橋北側進行演習，何基灃旅長立即向馮治安報告，馮治安隨即召集何基灃、吉星文等布置應變措施，并下達了堅決抵抗的命令：“盧溝橋為平津咽喉、華北鎖鑰，關系至重，務必固守，不準日軍一兵一卒進入，不許放棄一尺一寸國土，彼如開槍，定予迎頭痛擊！”他還直接打電話給盧溝橋駐軍的金振中營長：“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正是在馮治安這樣堅決的態度和明確的指示下，盧溝橋和宛平一線的37師部隊面對日軍的進犯最終奮起抵抗，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

在盧溝橋打響全面抗戰第一槍，馮治安功不可沒

在當時，馮治安是當之無愧的盧溝橋抗戰英雄。“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我們應該贊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贊揚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這不僅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正面抗日戰場斗爭的首次明確聲援，更點名肯定了是馮治安和29軍37師的愛國之舉。

7月28日，29軍撤出北平。8月中旬，29軍擴編為第1集團軍，宋哲元任總司令，馮治安任副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和第77軍軍長。隨后率部南下參加徐州會戰，馮治安率第77軍駐守淮河北岸，阻截由津浦路北上日軍，有力配合了臺兒莊戰役。臺兒莊大捷后，馮治安升任第19軍團軍團長，榮獲“三等云麾勛章”及“海陸空一等勛章”。1938年10月，59軍和77軍合并組建第33集團軍，張自忠為總司令，馮治安任副司令。

在此后的抗戰中，馮治安又先后率部參加了武漢保衛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等。1940年5月，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湖北宜城南瓜店壯烈殉國后，馮治安接任33集團軍總司令。

1941年2月，由于在鄂西會戰中戰功卓著，馮治安榮獲“二等寶鼎勛章”及“一等云麾勛章”。1943年馮治安又率部參加了常德會戰，1945年參加豫西、鄂北會戰等戰役。1945年8月，馮治安升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33集團軍總司令。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馮治安始終都率部奮戰在第一線，屢建戰功，抗戰英雄的贊譽名至實歸。

湮沒在歷史塵煙中

1945年10月，抗戰剛剛勝利，在抗戰中建立了卓越功績的33集團軍被改編為第三綏靖區，馮治安任司令長官。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開始后，第三綏靖區所轄的59軍全部、77軍132師及37師一個團共2.3萬名官兵在副司令長官何基灃、張克俠的率領下，在徐州賈汪戰場起義，使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得以迅速通過第三綏靖區防線，直插隴海路以東的宿羊山、八義集一線，切斷了國民黨軍第7兵團的退路，為殲滅第7兵團、取得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馮治安雖然沒有參加起義，但第三綏靖區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隨后馮治安出任有職無權的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副總司令。1949年馮去了臺灣，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閑職。公余之暇，他開拓田園，養雞種菜，但一直郁郁寡歡。1954年12月，馮治安因腦溢血在臺北榮民醫院病逝。

故友秦德純送挽聯：“喜峰口論第一功，盧溝橋肇千秋業，北門鎖鑰，我也沐榮，叨竊未先常自愧；三十年敦同胞誼，九萬里勵據鞍心，大樹飄零，君在何處，凄涼旅櫬有余哀。”其中的“盧溝橋肇千秋業”正是對馮治安在“盧溝橋事變”中的歷史功績的充分肯定。

何基灃（右）與張克俠（左）

照理說像馮治安這樣的抗戰功臣，應該是被廣為宣傳的，但他卻逐漸淡出了世人的視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盧溝橋事變”中的貢獻，甚至連他的名字都鮮有人知。這又是為什么呢？

原因就是馮治安在淮海戰役中的表現，讓他里外不是人。共產黨方面，馮治安沒有聽從何基灃、張克俠的勸說參加起義，最后又追隨蔣介石去臺灣，自然是將他視為敵對營壘中的一員；國民黨方面，認為馮治安對長期潛伏的何基灃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不可能不知情，對張克俠（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平日里流露出的親共思想也沒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對自己部隊中一些思想左傾甚至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軍官也是不聞不管，最終導致部隊臨陣倒戈，直接影響了整個淮海戰役的進程，甚至有人認為他是淮海戰役國民黨失利的主要責任者之一，所以自然也不會對他過去的功績大加贊譽。

另外，馮治安對同僚和部下素來寬仁，人緣極好，所以無論是共產黨陣營的，還是到國民黨陣營的同僚和部下，都不愿意說他的壞話。肯定贊譽的好話不能說，貶損指責的壞話又不愿意說，那么時間一長，馮治安就逐漸被邊緣化，在世人的視線中淡出了。

但是，無論怎樣，在1937年7月7日，在彪炳史冊的“盧溝橋事變”中，他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