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館！”這是大英博物館的口號。從大英博物館800多萬件藏品中精選出100件（組）展品，向世界觀眾講述人類文明的歷程，令人嘆為觀止。不過話說回來，大英博物館獲得其中某些人類文明瑰寶的手段，卻稱不上光明正大。

捐贈與購買

“Museum”一詞來源于希臘語，原本是用來稱呼崇拜文藝女神（Muse）的宗教團體。公元前300年，托勒密一世在埃及亞歷山大修建了“Museum”，將他多年的收藏放置于此，還招攬了歐幾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等大名鼎鼎的學者。雖然這個由圖書館、動植物園以及眾多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奇珍異寶所組成的學術中心日后在戰火中付之一炬，但“Museum”漸漸與“博物館”等同起來。在16世紀之前，各種奇珍異寶和藝術品都是王公貴族的私人收藏。1581年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捐出辦公廳所，成為后來的烏菲茲美術館，是為近代博物館的濫觴。

至于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館則源自公元1753年。這年，英國醫生漢斯·斯隆爵士去世，享年94歲。此人不僅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更是一位大收藏家，他身后留下的收藏品近8萬件，漢斯想將收藏品捐給國家，但生前未能如愿。他臨終的遺愿是“強烈覺得有保存這些收藏作為一個整體供國家使用的必要性”。也是在這一年，英格蘭議會通過《法案全書》，以發行彩票的方式籌集10萬英鎊作為大英博物館建立的資金，并購買了一座十七世紀晚期的建筑作為大英博物館館址，漢斯的終生收藏才找到最好的歸宿——他的收藏只以2萬英鎊的價格（大約是實際價值的四分之一）售予英格蘭政府。6年以后，大英博物館首次向公眾開放。

經過250多年的苦心經營，大英博物館的展品從7萬余件升至今天的800多萬件。按照官方的介紹，大英博物館的館藏珍品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來自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的捐獻，而另一種，則是由大英博物館在英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下，動用自身資金，大量購進有價值的文物，借此豐厚充實自己的館藏。

被稱為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同時也并不在此次“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之列的“薩頓胡頭盔”正是這樣一件來路頗正的文物。1939年的夏天，在英格蘭東部瀕臨北海的薩福克郡的一個名叫薩頓胡的小村落里，一位女士在一個土墩下發現了一處船葬墓。她隨即把發現報告了政府，然后，整個國家都分享了尋找到巨大寶藏的喜悅。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狂熱的人們依然對此津津樂道——考古人員獲得了20世紀英國最為令人震驚的一次考古發現。在一艘長約25米，中央寬約5米的公元七世紀左右的墓葬船里，發現了武器、甲胄、旌旗、金銀等殉葬品，而其中最為有名的，正是被稱為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的“沙頓福頭盔”的殘片。經過工藝人員的復原，這件頭盔的完整復制品高32厘米，主要以鐵制成，再以薄青銅片覆蓋表面。這件頭盔是斯堪的納維亞樣式，顯示其生前的主人是一名來自古代北歐的武士——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征服者。公元六世紀起，在不列顛島開始形成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七個小王國，這是英格蘭歷史上的戰國時代，“薩頓胡頭盔”很可能就屬于其中的某一個國王。

豪奪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展品的來源都是如此光明正大。在“日不落帝國”的鼎盛時代，正是依靠強大的英國皇家海軍的保駕護航，大英博物館才從拿破侖手中搶來了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1798年，拿破侖率軍入侵埃及。第二年，法國士兵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羅塞塔城拆除一堵舊墻，打通城堡墻基的通道時，偶然發現了嵌在墻體內的石碑。這塊石碑誕生于公元前196年，是由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一群祭司制作的。當時年僅13歲的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為了證明自己王位的合法性，他命令祭司制作了這塊石碑。上面除了寫著自己應該成為國君外，還有不少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內容，并用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草書和古希臘文三種文字雕刻出來。

盡管拿破侖在陸地上戰無不勝，納爾遜帶領的英國海軍從海上切斷了法國同本土的聯系，迫使埃及法軍在1801年投降。作為投降條約的《亞歷山大條約》第16條規定法國人獲得的埃及古物作為戰利品由英國人接管，其中包括羅塞塔石碑、裝亞歷山大遺體的石棺和其它各樣的古代遺存。法國人起初不愿意放棄他們的財富，當明白不得不放棄時，他們便撕去了包裹著石碑的柔軟棉花，將它字面朝下丟棄（所幸石碑沒有遭到進一步的破壞）。1802年，這塊無價的玄武巖（118厘米高，77厘米寬，30厘米厚，重0.75噸）被英國皇家海軍的“埃及號”運回英國的樸茨茅斯，最初由倫敦古物學會保管。同年，英王喬治三世將石碑同埃及第30王朝法老奈科坦尼布二世（公元前360-343年）的巨型石棺一起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就此成立埃及文物部，對博物館的埃及文物集中保存，并加以分類。

在大英博物館埃及館入口處，矗立的是正是這塊對于埃及學的發展至關重要的羅塞塔石碑。自從公元5世紀末期開始，為了消滅埃及的“異教”，基督教會宣布使用古埃及文字是非法的，古老的象形文字被基于希臘字母的科普特文取代，隨著11世紀埃及阿拉伯化的完成，科普特語成為只在科普特教會儀式上茍延殘喘的宗教語言，與古老埃及法老的文字聯系中斷了。而在1822年，杰出的法國歷史學家與語言學家，日后被稱為“埃及學之父”的讓-弗朗索瓦·商博良正是依靠羅塞塔石碑上的互為對照的三種文字，成功破譯了失傳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也使得“羅塞塔石碑”成為“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鑰匙”，成為大英博物館的無價之寶。而在萬里之外的埃及國家博物館，其入口處矗立的卻是這座石碑的復制品。2002 年埃及國家博物館為慶祝建館 100 周年，曾請求大英博物館出借石碑到埃及展覽一下，結果這個要求卻遭到了拒絕。

巧取

相比在戰場上理直氣壯獲得的戰利品“羅塞塔石碑”，大英博物館獲得另一件藏品，“額爾金大理石浮雕”的獲得過程，就實在是有些底氣不足了。1799年，第七代額爾金伯爵托馬斯·布魯斯（Thomas Bruce 1766-1841）帶著家人仆從，乘坐英國海軍護衛艦抵達君士坦丁堡擔任英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

當時正值18世紀中期興起的“希臘熱”在西歐方興未艾之時，古希臘文化被看成是“古代文明的高峰”，“和諧、完善和完美人性的象征”，“科學、理性、民主與自由的代表”，“歐洲文明的先驅和源泉”……這位額爾金伯爵獲得了奧斯曼宮廷的考古許可，帶著帶著建筑師、畫家還有制圖者來到雅典。他們的目標是帕特農神廟——位于雅典衛城坐落的古城堡中心、石灰巖的山崗上的一座巍峨的矩形建筑物，雅典城邦為守護神雅典娜女神而建的祭殿。

額爾金伯爵倒是有些自知之明，因為懼怕自己的行為會引起希臘人的反對，所以只得命令當地工匠在晚間拆分、拉鋸帕特農神殿的山墻和中楣的大理石雕刻，然后分幾批裝船運往英國，用來裝飾他在蘇格蘭的莊園。此人“考古”所到之處，雅典等歷史名城中的古代神廟紛紛遭殃， 許多無價之寶被額爾金野蠻地斬斷截取， 甚至根本不顧危及帕特農神殿的支承結構。

1816年，由于經濟上的原因，額爾金伯爵將這些雕刻賣給了英國政府。在對有關雕刻獲得情況完全知情的情況下，英國議會認為“雕塑系列藏品為合法所得”，并以3.5萬英鎊（大致相當于今天的2100萬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世界上最杰出藝術家的作品”——額爾金大理石浮雕，這也是英國議會為大英博物館花費最多的一筆收藏。

但額爾金伯爵的行徑終究逃不脫欺騙與盜竊的指責，作為異族征服者的奧斯曼帝國政府也無權將古代希臘的歷史象征拱手讓人。就連英國民眾也認為額爾金所為并不光彩，其中尤以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勛爵的罵聲最為尖銳，在名詩《密涅瓦（Minerva）的詛咒》中，拜倫公開指責“一個‘蘇格蘭劫盜者’使得英國蒙恥”。

雖然如此，時至今日，“額爾金大理石浮雕”仍然未能物歸原主。盡管1982 年8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希臘政府向英國追索這件文物，這一要求以多數票得到大會通過（但投票沒有強制力）；1999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參觀帕特農神廟的時候也說“如果是我，我會立即將它們返還”；大英博物館仍以“文物屬全人類共同遺產”和該館具有最佳的保存技術為由，對來自多國的壓力漠然相待。甚至2001年3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接受希臘報刊采訪時，也向希臘的公眾直接表明英國政府的立場。“我知道我的回答會使你們的一些讀者失望，但是必須考慮到這樣的事實：每年參觀大英博物館6千萬的觀眾，能夠欣賞到帕特農神廟雕刻的魅力和希臘對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貢獻”。在如此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的背后，不能擺上臺面卻眾人皆知的原因則是除了文物本身的巨大價值外，一旦開了“額爾金大理石浮雕”的歸還先例，勢必引起各國追索的連鎖反應，屆時，大英博物館還能留下多少其所收藏的數以萬計的來路不正的大量外國文物（包括2.3萬件中國文物中的相當大部分），都是未知之數了。

參考文獻：

謝小琴：《大英博物館：一個帝國文化空間的建構 1800-1857》，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