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巴拿馬]瑪麗薩·拉索著，扈喜林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328頁，78.00元

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歷史學系的瑪麗薩·拉索在2019年出版了《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以下簡稱《被抹去的歷史》）。拉索曾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現在還兼任了巴拿馬文化部下屬研究部門總管，是一位學術研究與社會活動能力兼具的杰出學者。在運用了豐富的一手檔案及私人記錄基礎上，拉索淋漓盡致地揭示了美國主導修建巴拿馬運河這一宏大工程背后當地居民付出的生態與社會代價。作者認為，巴拿馬的悲劇不僅在于美國掌控運河造成了當地財富與環境的重大損失，更在于英語學界主流歷史敘事忽視這些歷史代價，只是贊嘆運河工程及其象征的現代化。這樣一本討論小國歷史的學術專著在問世一年多后就推出了中文版，令我由衷感慨當前我國世界史閱讀市場的繁榮。在此，我試圖從學術史的角度分享些許閱讀心得，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歷史語境中的“現代化”

通讀全書，可以發現《被抹去的歷史》一書的關鍵詞是“現代化”。這是我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一，盡管最近年來熱度有所下降。今天學界所說的“現代化”這個概念與半個多世紀前出現的“現代化理論”密切相關。它勃興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社會科學界，相當程度上塑造了冷戰中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戰略，進而也影響了亞非拉地區無數人的命運。對史學家來說，它還表現出一種對普世主義歷史觀的迷思。因為經典現代化理論家們宣稱，從經濟層面到政治領域，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不僅是進化的，而且是線性的。在一種可以由坐標軸表達的歷史發展圖景中，美國處于最高點，其軌跡也是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需要遵循的。毫無疑問，即便不考慮冷戰中意識形態的對立，這種簡約化的理論也注定招致批判。誠如北京大學牛可教授在長文《歷史對發展意味著什么》中所清晰展示的，在現代化/發展理論的學術史上明顯存在歷史主義（historicism）對非歷史主義（ahistoricism）的持續抗辯，圍繞現代化理論的爭辯是一種學術史的延續。這對亞非拉史學者而言格外重要，因為他們的成果更有助于讀書人理解世界歷史的多樣性，而史學研究的初心始終是反對用抽象的、普世的規律去剪裁復雜的歷史進程。

從這個角度來說，《被抹去的歷史》成功地承繼了拉丁美洲左翼學者以經驗性研究批判現代化理論的事業——巴拿馬運河區被抹去的歷史凸顯了美國在海外推進現代化的錯謬。不過，在對現代化理論的持續否思中，發掘新鮮的個案（比如巴拿馬的歷史）只是一種最基礎的路徑。因為從具體的時空到特定的人群，實證史學的探索或許永無止境，而前人的經驗性研究不斷積淀，則同一思路下后續研究的學術創新力將大打折扣。顯然，除了新史料的發掘，學術突破更依賴于研究視角和問題意識的創新。對此，瑪麗薩·拉索也做出了具體的貢獻。

現代化的“鄙視鏈”

《被抹去的歷史》開門見山地拋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西屬美洲的現代性”被忽視和矮化的問題。作者憤憤不平地舉例“西屬美洲在共和政治史上扮演的先驅角色已經被人遺忘，被從西屬美洲人的‘歷史體驗’中抹去。學者和觀察家們把拉丁美洲描繪成現代政治方面一直落后于歐洲和美國，正在盡力追趕的地區”（10頁）。在這里，作者的自信不僅僅源于玻利瓦爾及圣馬丁等領導的拉美民族獨立運動，而是“1821年以來，……巴拿馬人就已經開始參與共和制下的政治選舉，而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是君主政體”（第6頁）。

作者顯然把“共和制下的政治選舉”視為一種現代性，是一種必然先進的事物。在現代化理論家看來，現代性是一組衡量現代化成效的指標集合，歸根結底是西方國家及其人民所共有的一些行為與制度特性，尤其是市場經濟及自由民主政治等等。但是如同薩義德提醒大家警惕“東方”這個術語一樣，“西方”也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所謂西方國家，從社會制度到文化傳統都不盡相同，而真正掌握現代性定性權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北大西洋世界，絕非操西班牙語的地區。因此作者要疾呼的是，現代性的鄙視鏈條不僅是根據人種差異來的，也是根據文化和地域歧視展開的，比如英語人口對西語人口的歧視。令作者倍感受傷的是，西屬殖民地明明同樣具有英美社會標榜的政治現代性，但被刻意忽視，進而被湮滅在歷史記述中。

事實上，《被抹去的歷史》第二章在不遺余力地說服讀者：作為溝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陸上咽喉，巴拿馬港及地峽腹地城鄉不僅早就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區，更重要的是，早在被美國染指之前，它已經擁有整套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先進基礎設施、密集化農業生產以及種族平等的民主政治體制下的社會生活。美國爆發淘金熱時，正值當地最為激進的政治時代之一：廢除奴隸勞動、實施男性普選制。“在戈爾格納這樣的地方，權力最大的政治人物是市長。在十九世紀中期，這一職位經常由黑人來擔任，對當地人和成千上萬的過路客行使行政管理權和治安管理權”。這恰恰讓種族主義的美國旅客不滿，牙買加的觀察者評論說：“美國佬對黑人有著強烈的偏見，而地峽的黑人很多，市政機構的辦公人員幾乎都是黑人，他們在各個崗位都是一把手。”（58頁）而當有媒體將運河區的一座大農場描繪為美國發展當地農業的成果時，農場最初的巴拿馬主人投書抗議：“我十九年前就在耕種的農場，現在卻被說成是屬于巴拿馬鐵路公司。那些橡膠樹，那些人工植草而成的牧牛場，那些建筑、帆船、帶刺鐵絲網等設施是我十九年辛苦工作的成果。”（89頁）但是，僅僅因為這些是西屬殖民地的，就被美國輿論一筆抹殺。換言之，如巴拿馬這樣的拉美國家，即便達到了關鍵的現代性指標，仍然不會被認為實現了現代化。

這令人不得不想起馬克斯·韋伯。一個多世紀前當他提出以“傳統”和“現代”的分野來理解歷史進程時，未必像后世擁躉那樣將這種分野如此等同于“落后”與“先進”的二分。而韋伯很敏銳地意識到現代化的制度保證絕不僅是政治經濟層面的，也涉及文化層面。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試圖從宗教倫理與社會文化角度說明西北歐世界為什么更能引領現代化，也就暗示了現代化在南歐步履蹣跚的必然性，因為后者還頑固地“保守”著天主教。盡管數十年后，美國哲學家邁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用《天主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反擊韋伯推導的這種論斷。但是，信奉天主教倫理的西班牙文化圈相對更缺乏現代性這種印象已經根深蒂固。西班牙全球帝國助力了現代性的傳播，但卻被抹去了，為此作者心不甘，意難平。

“熱帶想象”與鄙視鏈的構建

如果拉索沿著傳統的比較政治學與發展經濟學的路徑批駁現代化的鄙視鏈，那她的研究會不可避免地落入左翼史學家批判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俗套。為此，拉索一反之前的典范，拋出了一個更耐人尋味的概念——“被想象的熱帶”。她認為，英語世界對巴拿馬為代表的香蕉共和國乃至整個西屬美洲“傳統”“落后”的判斷，是通過對熱帶的簡單化渲染和歪曲實現的，“溫帶與熱帶”的對立，成為“現代與傳統”“發達與落后”之后新的等義詞。“這種抹掉拉丁美洲現代性的做法是大規模文化改換（cultural transformation）的一部分。……這種改換的關鍵，是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將很多地區籠統地轉化、歸入熱帶地區……熱帶是一個與歐洲和美國截然相反的地方，如果歐美是技術進步、文明開化的地方，那么熱帶地區就是技術落后、不文明不開化的地方。”（11頁）

有跡可循的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曾思考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但將氣候環境作為一種文化標簽引入學術研究的歷史并不長。歐美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它開始將熱帶環境作為“他者”的標志性符號使用，盡管這不只是為了確立自身文化的優越感。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就是聚焦亞馬遜雨林原住民的研究，馬林諾夫斯基和馬歇爾·薩林思則是依托熱帶南太平洋海島確立起自己偉大的事業。而將熱帶這個概念引入現代化歷史的思考，近年來最具彰顯度的還當屬哈佛大學的戴維·蘭德斯。在《國富國窮》一書里，他將熱帶自然因素對社會制度文化的影響引入對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分析，系統討論了熱帶地區何以普遍缺乏發達國家的現實問題。這類研討大概也是“熱帶地區根本沒有現代性”（12頁）這一論斷的學理來源之一。這深深刺激了拉索。她在書中指出，即便是熱帶，也不僅僅是熱帶叢林景觀，而是包含了包括荒漠、草原在內多樣化生態體系，其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各不相同。在二十世紀之前，巴拿馬雖然地處熱帶，但早已因為通道優勢而形成產業多元、經貿活躍、建筑密集的現代人類聚落。至晚在19世紀中期，“身處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條線路中心的戈爾格納人，處在世界人口大流動、技術變革的核心……這是連接美國東西海岸最為省力、最受歡迎的交通路線之一……除了來自加州的蒸汽船，還有從秘魯以及其他南美地區駛來的蒸汽船”（58頁）。“男人靠行船、趕騾子賺錢，女人們則給當地旅館或飯館當廚子做早飯和午飯……經常接觸跨國貿易也影響了這里房子的裝修風格。”（62頁）可是美國在構建巴拿馬運河區的歷史形象時，從文、史、哲各個層面都將這里簡化為蠻荒的熱帶叢林，生活在其中的人類則是生產落后、思想蒙昧的。

總之，《被抹去的歷史》揭示出了“現代性鄙視鏈”具有的復雜內涵與構建邏輯。“傳統落后”與“現代發達”這樣的傳統話語不僅來自科學與文化的種族主義，也可以溯源到歐洲內部的地域文化歧視及其海外延伸，更來自于掌握話語霸權的溫帶人群對熱帶居民塑造的刻板印象。

1913年，巴拿馬運河，一艘美國軍艦通過庫萊布拉島航道。

解構“美國典范”

《被抹去的歷史》的三至六章分議題詳細描述了美國接手管理并改造巴拿馬運河區的方案及其實踐過程。作者認為美國建成運河是克服了一系列困難的，但這個困難并不是資金、技術甚或流行病問題，而是如何能最低成本地鏟除當地既有的現代景觀，確立符合美國標準的現代景觀。因為當局“實際無力控制和管理運河區，無法在運河施工期間在中美洲打造一個熱帶地區的模范文明。最終它實現了在運河區打造一個理想城市空間的目標，不過這是在驅逐了運河區四分之三的人口、拆掉了那些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巴拿馬城鎮之后的事情”（96頁）。

顯然，看似科學理性的進步背后是根除式的原住民搬遷與社區摧毀計劃。本書第五、第六章展現了這個計劃造成的后果，即當局一方面不顧當地文化傳統與環境特性另建新城，而其選址具有重大自然災害（洪水）隱患的，另一方面它又獨斷地管理運河區，將騰空的原址改造為符合美國精英審美的熱帶宜居地區。在這里，作者強調了美國的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如何合力根據自己篤信的現代化標準肆意決定他人的生活與居所。他們以為可以在“中美洲核心地區打造一個美國治理的范本，為南美和中美各個共和制國家提供一個‘模范標桿’”（97頁）。

對于樹立“模范標桿”這樣的措辭，稍通美國對外關系史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在美國的海外干涉歷史上，它一方面將自己視為樣板，試圖將目標國復刻為自己的鏡像，另一方面，它會選擇特定國家作為周邊國家的標桿加以重點扶植改造。這種干涉活動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殖民霸權——它不是單純的政府行為，不只是要榨取財富，而是號稱要傳播自由國際主義以及領導人類文明共同進步。這是在二十世紀美國經濟精英、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備受追捧的理想。其根源包括地緣政治與種族上的優越感，也包含天定命運與全球傳福音的自我期許。

不過，如雷迅馬（Michael E. Latham）在《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一書中所展示，美國政府在冷戰中才利用現代化來包裝自己對第三世界事務的干涉，比如“爭取進步聯盟”就是針對拉美地區的經典方案。而《被抹去的歷史》一書則顯示，作為國家行為的美國海外現代化建設方案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現端倪，即通過現代建設工程帶動“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全面改造被干預的傳統社會。巴拿馬正是美國這種自命不凡的思想最早也最直接的犧牲品。修建巴拿馬運河不僅關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更是徹底改造一個國家的抓手。這里最具諷刺性的是，美國強行驅趕了運河區的原有居民，然后在此建立模范現代城鎮。背井離鄉的原住民被剝奪傳統生計，被迫在環境逼仄的新家園建起貧民窟。“巨大的反差讓人們很自然地感覺到美國是象征進步、先進、舒適的國度，而巴拿馬是一個永遠需要跟上時代、需要技術援助的落后地區。”（241頁）作者再次展示出，慵懶、落后、不潔的熱帶巴拿馬不僅是一種美國恣意想象的結果，更是一種被其強行創造的產物。美國在巴拿馬樹立的現代性典范其實跟巴拿馬人毫無關系，它僅僅成為美國自我陶醉并進一步擴大海外干涉的里程碑。

批判的再批判：作為現代化試驗場的熱帶

《被抹去的歷史》注意到了1898年英國社會學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小冊子《掌控熱帶》。基德相信，熱帶地區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稟賦最豐裕的地區，其出產能力可能超出人們的想象”。然而熱帶地區的非白人原住民，即該地區的“自然居民”（natural inhabitants）無法開發他們的資源，甚至無法實現有意義的自治：“在我們實際關心的任何時間里，就歐洲的標準來說，熱帶地區從未擁有、也永遠不會擁有一個由當地土著管理的好政府。”所以，溫帶的白人有必要也有資格來“掌控熱帶”。

圍繞這種邏輯展開的殖民擴張及對這種擴張的批判構成了熱帶世界近現代史的核心敘事。《被抹去的歷史》最大的貢獻在于充分展現了這種歷史的復雜面向。盡管運河建設工程啟動前，巴拿馬的居民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黑人及華人勞工移民，但這里首先是一種克里奧爾人主導的生態，各種制度也以歐洲標準為基礎。熟料美國為了確立自己的宰制地位，竭力隔斷這里的歷史連續性，特別是通過歪曲簡化熱帶環境來抹除西屬殖民地的歷史意義，證明了不是所有“白人”都有資格掌控熱帶。

為此全書無處不現對美國改造運河區的激烈批判，但正是因為這個預設的價值立場，《被抹去的歷史》也暴露出一些明顯的缺憾。首先是作者頻頻就環境因素分析并評價美國對巴拿馬歷史的影響，但似乎回避了類似主題上美國環境學界豐碩的研究成果，進而失去了從更深層面批判美國扭曲巴拿馬歷史的機會。因為環境史學者們早就證明，溫帶白人雖然斷言自己掌控熱帶的合法性，但他們根本就難以在熱帶定居。比如基德都無法否認的是，對于脫胎于溫帶地區的白人來說，“熱帶是身體和精神狀況最不健康”的地區。他們無法適應巴拿馬持續的濕熱環境，更難以抗拒陌生的熱帶傳染病。環境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早已指出，歐洲人得以征服溫帶新大陸的基礎在于帶入了原住民生態無法抗拒的傳染病以及新物種，但是，新大陸的熱帶地區的挑戰性氣候以及黃熱病、瘧疾等傳染病嚴重阻礙了歐洲人拓殖擴張的腳步，而來自年均積溫更高的南歐地區的移民恰恰相對更能適應熱帶。不僅如此，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在《蚊子帝國》里更是通過對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長時段考察，說明大加勒比海地區（當然包括巴拿馬地峽）對白人“傳播文明”的掣肘與刺激。如果《被抹去的歷史》能充分重視這一類研究，就能發現美國大規模改造中美洲環境，不僅是為了展示或檢驗所謂現代科技與文明的進步，更是為了生存本身的需要，是“高端人群”為了適應新環境，需要竭盡所能彌補自己的生理短板。相比之下，巴拿馬的原住民，無論是來自南歐、非洲、華南亦或祖居于此，都已形成了與熱帶病共存的生態。如果承認這一點，現代性的鄙視鏈可以被進一步瓦解。

與此相關的是本書的第二個缺陷，即對現代化/現代性這種概念本身缺乏反思。《被抹去的歷史》的不滿是直沖美國的，作者憤慨的是美國對巴拿馬西屬殖民地現代化歷史的污蔑，她絲毫沒有質疑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目標的現代化本身是否就是幻象。如同她反復強調巴拿馬在1821年后就已出現了共和政治與市場經濟，認為這就算是實現了現代化。可是，如果站在真正的原住民立場上看，也就是印第安人的立場上，西屬殖民地的現代化建設又有什么值得頌揚和感念呢？1501年至1821年，西班牙帝國在三個多世紀中殖民統治巴拿馬。如果像作者展示的那樣，這期間巴拿馬已經開啟現代化，其代價就是印第安人生命財產的慘痛損失、本土生態體系的分崩離析以及原住民文化的灰飛煙滅。從這個角度上講，西屬殖民地的現代化與美國治下的現代化沒有本質差別——都是外來勢力在根據自己的意志踐踏本土社會、抹殺本土知識。

不僅如此，共同書寫了巴拿馬現代史的還有黑人奴隸及其后裔的歷史，更有數以萬計的華人移民勞工的命運。與歐洲移民不同，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都不是不請自來的，而是被強行輸入的。從開發密集型農業、修筑鐵路再到修建運河工程，如果這些算現代化，那非洲人與華人才是真正支撐起熱帶巴拿馬現代化的主體。本書作者寥寥幾句指出他們也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卻沒有意識到，歪曲熱帶環境也好，懼斥熱帶環境也罷，巴拿馬乃至熱帶世界的現代史絕不僅僅圍繞“白人”展開。被時代命運所裹挾、身不由己地被榨干剩余價值卻依然煢煢孑立的人，才是真正被抹去了歷史存在感的人。熱帶，還有多少不應該被抹去的歷史值得我們去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