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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思想周報|“歐洲穆斯林問題”的論戰;絲綢之路圖像考古
“歐洲穆斯林問題”的論戰
自2015年因敘利亞戰爭升級、難民大批量流出而引發的歐洲難民危機以來,伴隨著歐洲接連不斷發生的恐怖襲擊,中東問題和歐洲穆斯林問題進入了中國公眾的視野,引起接二連三的爭論、誤解和恐慌。近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在其公眾號“秦川雁塔”上發出《歐洲穆斯林政策的兩大弊病》一文,引出署名為北大飛的作者發文商榷,兩個回合的論戰(還在繼續),不失為學界和公眾理清歐洲穆斯林問題的一次良機。
第一回合:
秦暉:歐洲對伊斯蘭極端主義過于寬容 VS 北大飛:社會分裂才是“歐穆問題”背后的癥結
在《歐洲穆斯林政策的兩大弊病》一文中,秦暉旨在指出歐洲在盲目“政治正確”的導向下,對伊斯蘭極端主義一再放任。西方左派在“后現代”語境下,以多元文化主義替代了老左派對進步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追求,傾向于把制度當作文化,甚至把“世俗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資本主義化”。在這個意義上,激進的左派反而和極端保守的非西方傳統產生了共鳴。
秦暉以其2009年在德國游歷時的見聞為參照,他在柏林紐科倫土耳其移民聚居區看到極端派清真寺,“它的門前赫然貼著當地政府專為保障移民維權發布的鼓勵‘文化多元’、保護信仰尊嚴的‘護身符’,而傳道的內容卻是如何不擇手段地消滅基督教!”,進而指出歐洲穆斯林政策的虛偽之處:歐盟一再拒絕土耳其進入,而土耳其移民社區在德國則享受甚至高于在土耳其領土內的“信仰自由”——到德國紐科倫當局對土耳其移民區中極端教派圣戰宣傳聽之任之,而這樣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卻是被嚴禁的。德國政府對“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之理解在秦暉看來匪夷所思:德國地方政府曾經趕走土耳其的主流溫和教派來德國土耳其社區傳教,理由是這些教派親土耳其政府(當時的世俗民主政府),違反“政教分離”,他們進入德國境內的土裔社區會影響土裔“信仰自由”,然而德國境內土耳其社群內部的極端教派宣傳圣戰對于德國政府而言卻是“信仰自由”的體現。
跳出德國,秦暉進一步指出西方一些教會領袖,對基督教過去的不寬容“過度反省”,唯恐在“文化多元”方面不夠時髦。比如,英國國教最高教職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在2008年甚至有過為歐洲不斷增多的穆斯林考慮改革法律,“部分接受沙里亞(伊斯蘭法)”的說辭。秦暉認為,這種欲把“伊斯蘭法”這種“嚴格排他的宗教戒律”作為民法,是要讓西方回到中世紀政教合一神權政治。在秦暉看來,文化無優劣,制度有高下,而歐洲目前盲目的“多元文化主義”熱,正反映出“文化”與“制度”的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錯亂關系。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署名為北大飛的作者在公眾號“北大飛”上發文質疑秦暉對歐洲穆斯林問題的理解,認為秦暉穩重的描述正是國內網絡空間常見的對穆斯林問題的歪曲,與事實相去甚遠。北大飛否定秦暉一文的核心論斷:自911后德國通過的“反恐法案”在若干年后仍在逐漸追加,目前德國公眾的一般擔心是這些日趨嚴厲的法條可能會侵犯到公民自由/隱私,并非秦暉所以為的德國政府因困于“政治正確”,對于極端組織不敢打擊。并指出,比起“政治正確”,社會分裂才是“歐穆問題”背后的癥結。
作者指出了秦暉若干例證的事實錯誤:
首先,秦暉對極端派的理解有誤。按照秦暉所言“不擇手段地消滅基督教”的極端派,只有伊斯蘭薩拉菲派有此種說法,而薩拉菲派在穆斯林世界中是絕對少數。在秦暉老師到訪柏林的2009年,全德國薩拉菲派人數更是微乎其微。極端主義清真寺在柏林紐克倫區只可能是一座叫做Al Nur的隱藏在一座不起眼舊樓中的清真寺,這座清真寺只是后來因有人參加ISIS才著名起來。作者進而懷疑秦暉只是給其2009年所見的清真寺無端扣上了極端主義的帽子。
Al Nur清真寺
其次,即便是確實存在的極端派清真寺,也并不像秦暉所言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庇護下,敢于在德國公然傳播“不擇手段的消滅基督徒”的極端教義。作者舉出德國吸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教訓,所制定的刑法第130條第一款,“任何人不得發表針對其他國民/種族/宗教群體的仇恨言論,不得號召針對群體使用暴力手段。違反者將入刑三個月至五年。”這條法律既適用于新納粹,也適用于伊斯蘭極端派。因此,德國的薩拉菲派教士在言論上一直小心翼翼,絕不敢說出“不擇手段消滅基督徒”。事實上,幾次極端組織小心翼翼的宣講活動都被德國官方立即取締。所以,秦暉文中指出的“宣傳圣戰”的“傳教自由”并不存在,德國對極端言論的打擊相當嚴厲。
作者進而闡述了恐怖分子形成的動力學。比起清真寺,互聯網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傳教的主要場域。年輕化的薩拉菲派“網絡傳道大師”們善于利用在主流社會中受到歧視與排斥的穆斯林青年,不斷發布視頻,宣講一些反西方價值觀的“三綱五常”,在網絡上點贊的“狂歡行動”使這些身份焦慮的青年獲得集體認同的快感,發泄對社會的怨氣。薩拉菲派在利用點贊背后的心理擴大自己的聲勢,同時主流媒體也在利用這種心理制造流量、挑動情緒以帶動廣告利潤。這反而使極端主義布道者增加了知名度和粉絲,進一步加固了其它群體對穆斯林的偏見,反過來讓穆斯林青年在社會中更加被排斥,社會分裂也因此不斷加劇。如此循環下去,可以說電視臺/極端派教士/極右翼政黨/伊斯蘭國四方得利,穆斯林(移民)和其他普通民眾兩敗俱傷——而穆斯林作為少數派受傷害又是最嚴重的。所以,比起“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社會分裂才是歐洲穆斯林問題背后真正的癥結所在。更進一步,“因為懷疑清真寺在搞恐怖主義,就禁止穆斯林建清真寺”等政策反而會加劇這一社會分裂,更加把有宗教需求的人群逼到網絡上各個極端化角落。
最后,作者反駁了秦暉對威廉姆斯大主教以及“伊斯蘭法”的誤解。在近代國家產生后,“伊斯蘭法”在各伊斯蘭國家都僅僅被限定在民法中的家庭管理方面。只有原教旨主義的薩拉菲派伊斯蘭法具有秦暉所理解的性質。而威廉姆斯主教所說的,絕不是要對英國一般公民在任何意義上實行沙利亞法的意思,他指的是以英國1996年“仲裁法案”(Arbitration Act)為基礎,為英國穆斯林提供正規的宗教服務而已。威廉姆斯大主教希望促使穆斯林社區內的各種調解正規化,透明化,在保持文化特色情況下向現代標準靠攏。這類“宗教法庭”在英國早已廣泛存在,甚至已經運行了幾百年。比如猶太教正統派的Beth Din宗教法庭在17世紀克倫威爾允許猶太人返回英國之后就一直在運作。在作者看來,這才是真正符合秦暉老師說的“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原則的思維。
第二回合:
秦暉:生產恐怖主義的絕不止薩拉菲派 VS 北大飛:輿論空間彌漫的仇穆情緒和言論的不負責任有關
秦暉教授很快發出《關于“歐穆問題”的再思考(上)》一文,回應“北大飛”的質疑。秦暉的回應主要圍繞著德國的清真寺問題,他指出,“北大飛”所說柏林的紐科倫只有一所Al Nur清真寺在宣傳極端是不對的,僅就北大飛文中提到的一所,和秦暉在德期間看到的三所就已經至少有四所了。并且,北大飛文中認為薩拉菲派之外就沒有恐怖主義的說法在秦暉看來也有待商榷——把“文化”與“制度”混為一談的表現之一,正是人們往往把恐怖和極端行為只與某一宗教或某一教派相聯系。
秦暉介紹他親眼所見的三所極端清真寺,經市政廳的朋友介紹和后來根據所拍照片在網上的檢索,基本可以判斷它們是極端主義。其中一所“伊瑪目禮薩清真寺”(圖)屬于土耳其的少數教派什葉派,就并非北大飛所認為的唯一生產恐怖主義的薩拉菲派(薩拉菲屬遜尼派)。
秦暉提供的論據之一:“伊瑪目禮薩清真寺”據報道與土耳其真主黨關系密切,土耳其真主黨則是土耳其確定的“恐怖組織”。
論據之二是:媒體“德國之聲”披露該清真寺傳道內容包括:仇恨雅茲迪、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信徒明確被告知要在“民主主義者和什葉派、世俗派和穆斯林、人文主義者和先知家庭的朋友”之間劃清界限不能騎墻,要作為穆斯林、什葉派和“先知家庭的朋友”去打倒世俗派、民主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
德國之聲評伊瑪目禮薩清真寺論據之三是:從該清真寺的facebook主頁上就能看到它組織了多次關于“伊瑪目-馬赫迪”的活動,而在什葉派神學理論中,伊瑪目馬赫迪就是“末日救主”,他的出現意味著末日審判,世界人口將死掉三分之二,而異教徒將在血海中滅亡,并將從中誕生一個“純凈”的伊斯蘭世界。顯然這就是一種極端的圣戰宣傳,雖然可能沒有“消滅基督徒”的字句。
伊瑪目禮薩清真寺宣講馬赫迪降臨秦暉表明其對西方左派持同情立場,并認為當地左派政府對移民和貧民的善待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接納穆斯林和可憐的難民必須防范“伊瑪目馬赫迪的末日審判”降臨歐洲。秦暉擔心的是,歐洲現有的政教分離、信仰自由、世俗政治成就會因為大量習慣于政教合一、信仰集體化和“政治伊斯蘭”的群體進入而受到侵蝕。
最后,秦暉提出,現代社會要求信仰個人化。穆斯林群體若不經過宗教改革,即便沒有恐怖主義問題,也難以真正融入現代社會,而“穆斯林人口比重增加會使現代體制蛻變”的擔心也不可能消除。穆斯林個人的信仰必須切實地保護,但“信仰集體化”則要逐漸淡化。
北大飛繼而發出又一篇回應《秦暉老師對穆斯林問題的幾處誤解》,指摘秦暉論述中的若干硬傷。限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引述作者對秦暉教授所指控的一座清真寺的核實與澄清。
首先,北大飛指出,秦暉在指控“伊瑪目禮薩清真寺”是極端主義清真寺的論據之二中所引用的媒體“德國之聲”,根據秦暉的截圖顯示,并非“德國之聲”,而是德國極右翼新納粹黨派NPD的網站,而所引用的具體報道《揭下面具的伊斯蘭》,則帶有嚴重造謠和煽動仇恨色彩。秦暉找來的關于極端伊斯蘭的證據,卻來自危害并不亞于極端伊斯蘭的新納粹魚目混珠。
真正的“德國之聲”網站其次,北大飛指出,在論據三中,秦暉把馬赫迪等同于要在末世消滅異教徒的恐怖分子頭目是天大誤解。對于什葉派來說,馬赫迪是歷史上真是存在過的偉人,秦暉在facebook上看到的什葉派清真寺所組織的“紀念馬赫迪”相關活動,是正值五月的“馬赫迪誕辰紀念日”——一個有著千年歷史的傳統宗教節日。秦暉的這一指控是把全世界三億多什葉派穆斯林一網打盡。這個錯誤等價于,把基督徒慶祝圣誕節當成要搞十字軍圣戰的證據。而把“末世審判”與“圣戰消滅基督徒”劃上等號更是不可思議。這個末世審判的故事在三大宗教中都有,更不用說按照什葉派的神學,以馬赫迪的再臨為標志的這些事件發生在“時間之外”——而不在可預見的將來。
“馬赫迪誕辰紀念日”在什葉派伊朗的日歷中是全國假期對于秦暉給出的論據一,所引述的材料經北大飛查證,是以色列一家右翼智庫。真主黨(還有哈馬斯)搞過自殺爆炸不假,但和“伊斯蘭國”不同的是,他們的行動更有具體的目的性——反對以色列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占領。同情真主黨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對以色列對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占領感到氣憤的。以色列右翼的宣傳政策正是把因為對其占領巴勒斯坦等地區不滿而同情哈馬斯/真主黨這類武裝組織的人,一股腦的說成與ISIS無差別的宗教極端人士。
北大飛最后指出,穆斯林遭受的歧視和仇恨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和其他人對自己的言論不負責任有關。
絲綢之路圖像考古:武則天時代的G20峰會
本周,倫敦大學藝術考古博士毛銘在一席的講壇上以《武則天時代的G20峰會》所發表的演講在朋友圈好評如潮。演講通過絲綢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撒馬爾罕古城”的壁畫考古,勾勒出一幅盛唐時期歐亞大陸上交融通達的“全球化”畫面。
絲綢之路地圖撒馬爾罕古城在1220年被成吉思汗燒毀。它的北面是突厥草原,南面是印度,東邊是漢唐帝國,西邊是波斯。希臘、波斯、印度以及唐朝的文化都滲透到了位于十字路口上的撒馬爾罕。撒馬爾罕駝隊的鈴聲一響,羅馬人就知道,東方的絲綢就來了;駝鈴在另一個方向響起,長安人便知道,波斯的珠寶、印度的珍珠來了。在盛唐時期,撒馬爾罕人被稱作粟特人——安祿山便是粟特人。粟特人屬東波斯人種,使用東波斯語言,他們是成功的商人,后來這一族也來到中國,做使臣、音樂家、藝術家或者能工巧匠。
撒馬爾罕古城的考古場地跨越兩千年,從粟特本土的青銅時代到亞歷山大東征的希臘城堡,再到前伊斯蘭時代的清真寺,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撒馬爾罕古城考古場地的大使廳中,東墻是一個印度的史詩場景,西墻是一些突厥的武士和八國使臣,南墻是粟特王新年出行的一個圖景,而北面的墻上就出現了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形象,這也是大唐的帝后在盛唐時期第一次出現在境外。
大使廳壁畫彩色復原圖盛唐時期,中亞五國盡歸大唐版圖,粟特地區被稱為康居都督府,彼時中亞的胡人進入長安和洛陽的也很多。一直到安史之亂,粟特地區才完全脫離了大唐的統治。所以,唐高宗時期,粟特畫家要歌頌天朝上國的帝王。
有趣的是,壁畫中的帝王并非一般我們能看到的正襟危坐在寶座上,而是唐高宗的生活場景:他在上林苑獵豹。這背后的圖像學值得玩味:粟特畫師為什么不繪制帝王英勇作戰的場景,而以狩獵的場景來贊頌皇帝?毛銘指出,這是波斯文化圈的圖像語言:帝王要表達其文治武功時,就要出現其狩獵的場景。
壁畫中的唐高宗狩獵部分而壁畫上的武則天正在荷花池塘里劃龍舟。環繞的宮女們梳著初唐時期的雙環望仙髻,手里拿的是琵琶、木頭槳和云和琴。這些細節非常精確,除了龍舟非常古怪。龍舟的龍頭是中亞的龍——中亞意義上,他們把守護黃金的鷹嘴獅身獸(Griffin)作為龍。他們并不知道漢地的龍是什么樣子。而荷塘泛舟背后的繪畫語言代表了佛教世界的佛國凈土。毛銘進一步解釋道,隋代和初唐時期,池塘、小荷才露尖尖角、魚、鴛鴦、各種水生動物、有時還有蓮花上的化身童子——這樣的場景在敦煌石窟和克孜爾石窟里面出現過很多次,是中國的圖像語言,代表佛教中最美好的東西。中亞畫家沒見過,但是他們把這個圖景跟皇后聯系在了一起。
怪異的龍舟在西墻突厥武士和八國的使臣的壁畫中,有三個華麗的波斯使臣,可以看出他們的級別很高,因為在他們的連珠錦袍上,一個是野豬頭,一個是孔雀,還有一個是神獸。隋唐的衣冠制度是“衣冠禽獸”:禽的部分是文官,獸的部分是武官——就是根據波斯的官臣系統而來的。在西域/中亞,黑野豬(Tunguz)是戰神的形象,這一形象經常在中亞的壁畫中出現。“所以豬八戒這個天蓬元帥不是隨便當的,它代表波斯的戰神。”毛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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