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出校內食閣攤販的招牌和菜單禁用華文風波。雖然校方隨后澄清允許在告示牌使用華文，只要相同內容附上英文即可，但這一風波本身，已將眼下華文在新加坡的尷尬處境暴露無遺。

尤今的傳奇

有些滑稽的是，這場風波的發生地，南洋理工大學的前身南洋大學的畢業生里，恰恰出現過一位優秀的華文作家，尤今。重慶師范大學甚至成立了“尤今研究中心”，這也是中國第一個以單個海外作家命名的學術研究機構。

出生在1950年的尤今原名譚幼今，她的父母很喜好華文文學。在這種家庭氛圍中，尤令小學畢業時，便讀完了《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等所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她向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南洋商報》的“學生園地”投出了此生第一篇作品“我想做個小小童話家”。此文刊出后，她便與華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72年，尤今考取南洋大學中文系文學士學位，并獲得第一名金牌獎；一年后，考取中文系第一等榮譽學位。畢業后她當過圖書管理員、記者、教師，始終不曾放棄過文學創作。迄今為止，尤今已出版小說、散文、小品、游記、報告文學等130余部圖書，如《太陽不肯回家去》、《瑰麗的旋渦》等等。其中大約60部在新加坡出版，其余70多部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出版。

尤今作品的題材，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豐富多彩，充滿異國和異域情調。二是從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吸取題材，作品極具現實的鮮活感。尤今說過，她有兩個愛好，一是寫作，二是旅游。作為一個真正的大旅行家，尤今的腳跡踏遍了世界五大洲，叩開了80多個國家的國門。這在當今全球的作家當中，恐怕為數也不多。古代中國人在談及一個人的知識廣博、閱歷豐富時，往往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描述；而對尤今來說，豈止是“行萬里路”。

有人認為，在現代作家中，尤今最像冰心。她的作品的美麗可愛、樸素單純、真誠坦蕩也像冰心，是本質的相似。尤今的作品充滿了博愛的精神。她以真正的地球人的胸懷，懷著親情般的愛心拜訪地球上每戶人家，以一個地球村村民的身份和眼光去看世界。她的《碗中有乾坤》記載的是世界各地的吃的文化、吃的情調。她說：“我有只美麗的碗。這只碗，很大、很大，盛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道菜肴。煮成這道菜肴的，是文字”，“我的肚子里，有個大千世界。現在，我把這個大千世界，放在碗里。細心的讀者，當會知道：碗中食物，另有乾坤。親情、友情、家情、師生情、國情、旅游情，全都糅合在食物里，換言之，讀者可以從中看到我的倫理觀、旅游觀、人生觀、也可以從中窺見不同社會的眾生百態。”從國籍說尤今是新加坡人，從視野方面看她是個世界公民，但她的文化歸屬仍然是中華文化傳統。就像她自己她在《文字與我》 所寫的那樣，“當我每天默默地和文字打交道時，有一種很深而又很扎實的快樂，源源地由我心湖涌出來。有的時候，我甚至感覺到，流在我血管里的，不是血液，而是一個一個的方塊字，不必努力地運籌帷幄，它們便如長江大河，自自然然地從我的筆端流瀉出來”。

可能出于這個原因，她的小品文好似透明的水滴，晶瑩透徹，以小見大。就像尤今自己說的那樣，“一些讀者給我寫信，說我的小品文像手帕一樣，幫他們把眼淚擦干，讓他們有勇氣重新站立起來面對人生，讓他們有力量重新面對生活的挫折”。她的《綠毛龜》一文入選了滬教版五年級上冊的語文教材，第一部分寫綠毛龜的外形，第二部分寫了綠毛龜的靈性。文章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對綠毛龜的喜愛之情，雖只是狀物文章，但文辭優美，讀起來瑯瑯上口，不失為一篇佳作。

南洋大學的厄運

實際上，尤今的成功，除了家庭熏陶與個人奮斗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她的童年時代正好趕上南洋華文教育最后的黃金時代。1953年1月，時任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的陳六使發起在新加坡設立以華文為教育用語的“南洋大學”的運動，并捐助了500萬元巨款。南大創辦工程涉及整個華社，在民間激起一股極大的熱忱，的士司機、小販、三輪車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賺的錢捐獻出來。1956年3月開幕的南大是當時東南亞唯一一所華文大學，因此也成為南洋華人語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惜，這個黃金時代稍縱即逝。到1959年，華校新生仍占新加坡各類學校新生總數的45.9%，但在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之后，以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政治精英決心以英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對此李光耀的解釋是，新加坡人（主要指華人）彼此言語分歧，而“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社會，如果使用馬來語、華語或泰米爾語的話，根本無法謀生”。實際上，出身英文源流學校的李光耀可能沒有意識到，當時的新加坡華社雖然各自使用“廣東話（粵語）”、客家話、同屬閩語的“福建話（閩南話）”、潮州話、海南話、福州話、莆田話，以及“上海話”（泛指閩、粵、客之外的漢語方言），實際上在長期交往的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一種共同語，即大約40%新加坡華人使用的“福建話”，高達91%的新加坡華人可以使用這種源自漳州、泉州的漢語方言（1972年）；更何況華語教育已經走上正軌，從常識上講是完全不需要引入英語越俎代庖的，很難說祖籍廣東梅州的客家人李光耀是否抱有與其他族群文化同歸于盡的心態（根據1957年統計，客家人占新加坡總人口不到5%）。無論如何，從建國的第二年（1966年）開始，英語開始成為新加坡學校的主要教學媒介語，而《南洋商報》譴責當局試圖壓制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的結果是該報總經理和總編輯都因為“利用華族語言和文化課題挑起民眾的沙文主義情緒”的莫須有罪名進了監獄。

獨立后的新加坡，英語被視為上流階級的語言，人們往往只有在乘搭的士或者到小販處買東西的時候才會用到華語。這就使得南洋大學的處境日益尷尬，以至于其畢業生在求職時，寧可出示中學畢業證書而不出示南大的學位文憑。李光耀對此譏諷道，“南大的學位就像跌價的貨幣一樣。”最終以此為借口，1978年，新加坡當局將南洋大學并入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大學（1991年恢復為南洋理工大學，仍為英語教學），東南亞唯一的華文大學在培養了12000名畢業生后走到了盡頭，英文報紙《海峽時報》就此寫道，“這是（華人）自己消除了中國人的認同”。

“夕陽即將西下”

強勢英語在新加坡華文文學里的反映就是混雜了大量迥異于中國大陸甚至港臺用法的英語詞匯，甚至連“音譯”的步驟也跳過改為直接借用原文。譬如胡月寶的小說《不婚媽媽》里有“Dick，這下子你最樂了？……今晚到卡拉OK去celebrate一下”的句子，而林臻的散文《城市寓言》也寫道：“同樣的寓言故事如果說給當前的小娃娃聽，他們可能眼珠一轉，改用早熟早慧的口氣說道：‘為什么愚公這么stupid，不用bull-dozer不用robot不用caterpilar？’”。這在不諳英語的讀者看來，可以說簡直就是不知所云。

從1979年9月起，新加坡政府開始推動“華語運動”。然而，這一行動的目標從一開始就是針對漢語方言而不是英語。雖然李光耀曾經冠冕堂皇地表示，“這是一項無可避免的選擇——英語和華語，或是英語和方言？在邏輯上，這個決定是明顯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英語是新加坡的行政、商業、科技語言，其“語言威望”遠高于華語，“華語運動”并未穩固華語的地位，反而是當局嚴厲打壓下漢語方言的迅速式微為英語侵入新加坡華人家庭敞開了大門。小學一年級華族新生家庭用語為華語的比例，在1989年達到69%的高峰后便一路向下，到2004年就已經跌至48%，反觀英語則成為“華語運動”真正贏家，其在華族新生家庭用語的比例從1980年的9.3%一路向上，也是在2004年歷史性的跨越了50%的門檻，成為最主要的家庭用語。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華文作為華語與漢語方言的共同書面語，隨著英語坐大逐漸失去了受眾。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新加坡華文報紙的銷售量便開始下滑，這樣的情況發展到2012年，英文《海峽時報》的銷量竟然達到享有國際知名度的華文報主力旗艦《聯合早報》的兩倍以上。華文報紙的閱讀者年齡偏大，年輕讀者也大都為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事實上，許多會華語的新加坡人幾乎是華文文盲”，甚至為“新加坡是個美麗的地方”這句話標注漢語拼音如此簡單的測試，居然只有14%的受試中學生得了滿分，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聯合早報》

在如此黯淡的背景下，尤今所寫的“文字是一道美麗的鵲橋，它能使世界顆顆陌生的心靈緊緊靠攏”只能成為美麗的愿景。由于新加坡華文文學市場太小、稿酬太低，一個作家光靠鬻文賣字無法為生，即使著名如尤今，寫作也只是她的副業。華文的頹勢更使得新加坡華文文學后繼乏人。早在1998 年，新加坡文藝協會第一次出版《新（加坡）華（文） 97 年度文選》時，就選擇了一幅落日圖作為封面，以示“夕陽即將西下，我們將它的光彩留住”。而從2012年開始陸續出版的《新華文學大系》的總編歐清池更在已出版的詩歌集、短篇小說集和中長篇小說集的封底黯然寫道：“本著為了記憶，不是為了永恒的信念，我們計劃出版新華文學大系，讓后人對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所參照”。以此觀之，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似乎已經走到曲終人散的地步，而大學校園之中禁止華文的風波，也只是吞沒一切的英語大潮中的一絲漣漪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