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北京，下了一整天的雨。

故宮博物院當天下午在建福宮花園敬勝齋舉辦“何剛同志追思會”，向這位前不久在打工工地不幸遇難的農民——更是為中國文博事業做出貢獻的捐贈者表達深切的悼念，32年前，他把自家院中挖出的元代文物悉數捐給了故宮。國家文物局負責人、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何剛家屬及其家鄉的村支書均參加追思會。

這應該是第一次，一個河南省偏遠鄉縣的一個農民工的名字，出現在曾為乾隆皇帝休憩之所的建福宮。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記者在現場看到，追思會當天，何剛捐獻的19件文物中，有14件拿到了現場，同時還展示了當時盛放這些文物的元代大缸。

在追思會上，何剛之子何俊清表示，父親的捐贈是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家里再窮，也從未為當年捐贈文物而后悔。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6773257.com)記者下午三點走進故宮建福宮花園敬勝齋，氣氛凝重，遠遠看到投影幕布上用藍底為襯，白字寫上“何剛同志追思會”。這應該是第一次，一個河南省偏遠鄉縣的一個工人的名字，出現在曾為乾隆皇帝休憩之所的建福宮。

何剛，河南商水縣固墻村村民。

1985年，何剛在老家挖地基時發現一窖藏銀器。同年11月，他會同村支書劉紅恩等將19件元代銀器捐贈故宮博物院。1986年2月，何剛又將存放銀器的缸一并捐贈故宮博物院。經鑒定，該批銀器被定為二級甲文物1件、二級乙文物11件、三級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捐文物的那一年，何剛只有22歲，他沒想到之后的人生會走得如此坎坷：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又罹患尿毒癥去世，老父親股骨頭壞死，老母親肋部摔傷……家里也就五畝地，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就靠何剛外出打工維持。半個月前，在石（石家莊）濟（濟南）客運專線工程工地，一臺龍門吊在拆除過程中發生傾覆，在此打工的何剛不幸遇難，年齡54歲，至此，他勞苦的一生，終于有了一場漫長的句讀。

6月22日下午，故宮博物院在建福宮花園敬勝齋舉辦“何剛同志追思會”，向這位為中國文博事業做出貢獻的捐贈者表達深切悼念。國家文物局顧玉才副局長，何剛之子何俊清，事件親歷者村支書劉紅恩，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呂成龍，文物管理處原處長梁金生、保衛處原副處長崔保賢等參加會議。

一生坎坷的何剛

何剛對于故宮有特殊的意義，這過去的三十幾年，故宮亦對何家多次施以援手，這個后來因打工賺錢流落各地的農民兄弟，一直都被故宮掛念著。

何剛1985年的捐贈意義重大，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遺存銀器較少，故宮博物院的研究館員介紹：故宮博物院現在收藏工藝類的銀器898件，這些專為陳設欣賞之物；生活用具類銀器6437件，都是鍋碗瓢盆筷子等生活所用；故宮還收1700多件資料類銀器。這個數量相比其他類別的館藏文物，其實是很少的。原因在于，因為材質特殊，即便是奢華的宮廷，使用銀器也會很謹慎地考量。而且新的銀器一般是把舊有的熔掉，重新打造，這樣的情況在史料中多有記載。所以何剛的捐獻，填補了元代窖藏銀器的空白，他捐的這批文物在以后的展覽中被多次使用。何剛的名字也被鐫刻在故宮博物院專門為捐獻者設立的“景仁榜”之上。

何剛生前在打工的工地

追思會上，固墻村原黨支部書記劉紅恩回憶說：“他挖出來以后不知道怎么辦，就來問我，我說這得交給國家，當時有鄉親曾在北京當過兵，戰友在故宮博物院從事保衛工作。聯系以后，我們就借錢買了車票帶著一些銀器坐火車去北京了。”

“何剛說有人找過他，愿意給一袋子的錢，就是那種裝化肥的編織袋。可他知道這是文物，不能賣，得交給國家。”

“當年他來的時候只有22歲，非常憨厚樸實，不太好意思說話，很靦腆。基本都是一起陪他來的村書記說話。當時拿來十件文物，有一些留在了老家。然后我們就跟他講文物法，希望他把家里剩下的一些也拿來，而且既然是窖藏，肯定也有一個缸嘛，我們也希望他可以拿來。隔了幾天，他們再來的時候把余下的九件都拿來了，后來故宮出路費，又隔了兩個月，他們把缸也拿來了，至此全部的文物和儲存的容器就都拿到故宮了。”原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回憶了當時的情況。

“當時為了表彰他的精神，我們商量決定給八千元的獎金和一千元車馬費，所以截至1986年2月，這個事情基本結束。后來到了2003年，他家遭受了很多變故，他父親母親、女兒等都生病，家里非常困難，他走投無路到故宮訴苦，我就建議他把病例、藥費條搜集起來，我拿著去和故宮申請，后來給他籌了一些錢。”梁金生說。

時隔多年，故宮再次聽到何剛的消息，就是得知他去世了。何剛過世后，故宮博物院發文悼念并聯系了商水縣委宣傳部了解情況。故宮方面表示：他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學習，何剛應該被大家紀念與尊重，鑒于何剛同志生前家庭屢遭變故，生活遇到極大困難，故宮博物院曾先后兩次給予資助。此次又罹此大難，故宮博物院決定再次向何剛同志家屬提供10萬元的困難補助，盡上一份綿薄之力，幫助家屬渡過難關。

斯人已逝，物亦感其懷

追思會當天，何剛捐獻的19件文物中，有14件拿到了現場。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呂成龍做了介紹：“85年何剛把銀器拿過來，86年把罐拿過來，現場這14件相對是比較完整的，太碎的我們沒有拿，這一批全是跟酒有關系的。

這個是一個舀酒的器具，從大罐子里面用這個東西把酒舀出來，

這是“樊”字款銀鏨刻鎏金鳳穿花紋玉壺春瓶、“松山”款鎏金云鳳紋玉壺春瓶和銀鏨刻云龍紋梅瓶。都是盛酒用的瓶子。

其中“樊”字款銀鏨刻鎏金鳳穿花紋玉壺春瓶因為其造型比較規整、是立件的、上面的紋飾也優美，在這一批文物中脫穎而出，是唯一的一件二級甲等的文物。

這個是一個分酒器。

這些是酒杯，用分酒器將酒分到不同的杯子中。這些酒杯本來是有與其形狀相配套的底座的，比如有蓮花、菊花、瓜、六邊形的等等。當時飲酒文化非常講究，器物都很精美。

比如這兩個，就是一套的，下面的這個底座突出的部分正好卡住上面的半個瓜狀的酒杯。故宮方面介紹；這個底座用的是錘揲工藝，底座高一厘米左右。

這一件閃閃發亮的銀器是擦洗以后的，故宮方面說，他們只對個別文物擦洗了一下方便觀賞，其他的都是簡單做了除塵，大家看到的都是文物的原狀。

兩個銀花插，有一點歪斜。呂成龍說：“19件東西都是放在一個缸里，缸也不是特別大，有的東西斜著躺著放進去，有些就被擠歪了。這些東西到了故宮以后，我們保管得很好。我問了跟何剛一起來送文物的村支書，他說當時缸上面蓋的是磚頭，一般這種窖藏的大罐子上面都是壓的青石板，或者一個大銅盤。”

追思會上，呂成龍也介紹了元代窖藏文物的歷史：“元代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戰亂不斷。城池被攻陷之前，一些達官顯貴為了避免家中的一些貴重物品，尤其是金銀品，還有一些易碎的瓷器被擄掠或者損壞，就采取了窖藏，采用這種挖窖埋藏的方式來躲避戰亂。當窖藏的主人在戰亂逃亡過程中死亡了，或者是戰后到他死也沒有再回到家鄉，窖藏的物品就成為了無人知曉的歷史遺物。迄今為止，在全國各地已經發現了數十處元代的窖藏遺址，比如說有人統計過，江西省就發現了7處元代的窖藏，另外還有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北、河南、山西等，都有元代窖藏的發現。1964年的河北保定的窖藏，當時出土的元代的瓷器非常重要，有元青花大罐，梅瓶等。”

“窖藏的物品有的是以金銀器為主，有的是以瓷器為主，這兩類占最大的比重。比如說1966年江蘇金壇縣元代窖藏出土了元青花大罐里邊，有各種銀器50余件。造型主要是碗，酒盞，還有托盤。還有1985年江西省在一個基建工地，發現了一個元代銀器窖藏，八件銀器放在一個直徑大約70厘米的一個大缸，缸口就蓋了一個青石板。”呂成龍介紹。

贈者功莫大焉

在追思會上，何剛之子何俊清表示，父親的捐贈是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家里再窮，也從未為當年捐贈文物而后悔。

曾有聲音認為從法律上界定，何剛應算“上交”文物，故宮博物院何來“捐贈”一說？對這一問題，故宮博物院表示：中國現有法律對于主動上交文物者應享有的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缺乏明確標準，這樣很難調動民眾的積極性。而另一方面，我國盜掘、販賣文物現象屢有發生，保護形勢嚴峻。故宮博物院給予何剛“捐贈者”的身份，是對守法者的一種更大鼓勵和認同，其實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說：“何剛是普通勞動者，家中經濟狀況捉襟見肘。但是他面對寶藏卻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交給國家，這樣的胸懷和見識令人欽佩。其實，許多珍貴文物的第一時間發現者和保護者都是普通的民眾。像何剛先生一樣以保護文物為己任，不圖名利的普通民眾還有很多。”

“例如2003年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王寧賢先生等5位村民在村邊勞動取土時，意外發現了一處儲滿珍貴文物的窖藏。他們決定既不把它們分掉，也不高價賣給經常來村里的文物販子，而是上交給國家。于是，他們之中有人保護現場，有人跑去報告文物部門，后來出土的27件西周青銅器件件有銘文，件件都是國寶。”

梁金生談到：“作為接受捐贈的單位，政府應該有這方面的資金，但是現在資金都缺，給何剛的第一次獎勵的錢都是從故宮博物院的福利費里出的，現在還沒有獎勵機制來說明當捐贈者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的時候錢從哪兒出，所以呼吁政府出臺相應的文件，希望我們能主動關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