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一位農民將從自家院里挖出的19件珍貴文物，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

32年后，在一處工地打工的這位農民因龍門傾覆，不幸離世，聞訊的故宮博物院明天將要為他舉行追思會。這在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屆時將現場及時報道。

“為故宮捐獻者不乏其人，但作為農民，將從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給國家，何剛還是頭一個。”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梁金生說，“故宮要感謝的正是無數默默無聞平凡卻不平凡的民間捐寶人。”

反思何剛生前面臨的生活困頓等際遇，有文物藝術界提出“對捐贈者的表彰可以進一步制度化，獎勵金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規定”的觀點。

來自故宮博物院的悼念

河南商水縣固墻鎮固墻村的一個農家小院，柿子樹青果滿枝，院子的主人卻再也不能欣賞它的綠意了。

半個月前，在石（石家莊）濟（濟南）客運專線工程工地，一臺龍門吊在拆除過程中發生傾覆，在此打工的何剛不幸遇難，年齡54歲。

家人悲痛，鄰里嘆息，消息也驚動了遠在京城的故宮博物院。

其后故宮博物院在網站上發布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贈者何剛同志，近期將在京舉辦追思會，追思緬懷這位默默無聞為中國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無私捐獻者。”

故宮博物院定于6月22日上午舉行何剛追思會。為一位捐獻重要文物的農民開追思會，這在故宮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這是一位樸實無華的農民，他為保護國家文物作出了榜樣！”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梁金生說。

義舉填補故宮藏品空白

1985年的一天，何剛在河南商水縣老家蓋房時，意外挖出一口大缸，缸內盛著一批年代久遠的銀器。

“都是些花瓶、杯子模樣的東西。何剛找到我，問我咋辦？”固墻村黨支部書記劉紅恩回憶道。

“何剛說有人找過他，愿意給一袋子的錢，就是那種裝化肥的編織袋。可他知道這是文物，不能賣，得交給國家。但又不知道交給哪里？”

當時有鄉親曾在北京當過兵，戰友在故宮博物院從事保衛工作。經聯系，劉紅恩陪著何剛帶著東西乘上了北去的列車。

“當時什么也沒考慮，只有一個念頭：盡快將這些寶貝交給國家。”劉紅恩說。

在故宮博物院，何剛見到了當時的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

32年過去了，與文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梁金生老人，依然難忘見到何剛時的驚喜。

經鑒定，何剛捐贈的19件文物為高等級元代銀器，包括二級甲等文物1件、二級乙等文物11件、三級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遺存銀器很少，何剛捐獻的文物填補了此類藏品空白。”梁金生說。

元代遺留銀器極少，所以該文物經常出現在展覽當中。其中二級甲等文物“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經常參加各種展覽。

為此，何剛的名字也被列入故宮博物院專門為捐獻者設立的“景仁榜”。

“為故宮捐獻者不乏其人，但作為農民，將從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給國家，何剛還是頭一個。”梁金生說。

曾考慮償還故宮的資助

人事無常。尤其這些年，何剛和他本不富裕的家庭接連遭遇生活的不幸。

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又罹患尿毒癥去世，老父親股骨頭壞死，老母親肋部摔傷……家里也就五畝地，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就靠何剛外出打工維持。現在更是入不敷出，債臺高筑。

故宮博物院也沒有忘記何剛的義舉，了解到何剛家里的遭遇后，曾兩次伸出援手，給予10萬元的資助。

因為捐獻文物相識，梁金生和何剛成了老朋友。“每次電話聯系，何剛總是道不完的感謝，但能感覺到他心里很苦。”

對于故宮博物院的資助，何剛的表哥張黑孩記得，何剛私下里曾和他商量，還考慮以后咋還人家。

另據消息稱，何剛的兒子何俊清因趕回老家處理父親的后事，遭遇原工作單位辭退。目前，在商水縣有關部門正在協調幫助解決何俊清的就業問題，已有當地企業表達了接收意向。

鼓勵捐贈還需制度支持

對于何剛的際遇，藝術評論界人士周文翰在媒體撰文提出“對捐贈者的表彰可以進一步制度化，獎勵金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規定”的觀點。

盡管近年來，故宮設立景仁榜、上海博物館給捐贈者設立展廳等都是對捐贈者的一種有效表彰。但是，周文翰認為，長期以來，國內對捐贈的制度支持和文化氛圍支持仍然比較欠缺。

周文翰建議：“文化部和部分省市對捐贈行為也有一些表彰的規定，但可以進一步制度化。這方面可以向捐贈文化發達的英美等國取法，比如在制度上對捐贈和免稅額度做一些安排；對捐贈者的獎勵金也該有個明確的規定，比如按照市場價格的多少比例給予獎勵；另外對捐贈品的鑒定、接收應有流程規范，比如給捐贈者頒發文化貢獻勛章、榮譽市民資格。”

對于故宮一直以來對何剛的數次救濟，周文翰認為：“（這）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制度層面其實算是特殊情況，似乎并不宜過度提倡，否則會在捐贈人和受贈機構之間形成比較復雜的金錢牽連關系。”

【延伸閱讀】

農民將文物捐給故宮之后

挖到這樣一批珍貴的文物，本身就足以給生活帶來巨大影響

提起向故宮捐贈文物的事，多年前接受采訪的何剛的語氣卻沒有興奮的感覺，相反甚至還有些低落，似乎要說的是一件和自己關系不大的事情。而且，雖然是捐獻文物的話題，何剛的開場，卻不是文物，而是自己的身體狀況和前兩個老婆的去世。

何剛說，這些天來他身體一直不好，腰、腿、胳膊都在疼，雖然在工地上，卻干不了重活兒。從1985年將文物捐贈之后，先后娶的兩個老婆都死了。第一個老婆，是喝農藥自殺的；第二個是得了尿毒癥，花很多錢治病，但最后也沒能治好。

我問：“這和那些元代銀器有關系嗎？”

在我的想象里，前兩個老婆的死，也許與何剛捐贈文物之后的家庭矛盾有關。果然，何剛說，應該有關系吧。

然而接下來，卻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何剛所謂的“有關系”，用他的話來說，是“因為風水被挖破了”。原來，當年在村里，何剛挖出寶物的事情傳得神乎其神，而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則預警說，這一挖，可是把何剛家的風水給挖破了，這不是好事。而后，何剛先后兩個老婆的去世，似乎驗證了這種說法。

是不是風水問題且不管它，但對于一個普通農民來說，挖到這樣一批珍貴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給生活帶來巨大影響的事情。

回憶挖到文物的過程，何剛稍微有點激動。他說，爺爺給他講過，他家現在的房子在幾十年前還是別人家的，那家人有一天晚上睡覺，突然看到屋子里地板上發出火光，男主人趕緊起床，點著煤油燈就著微弱的燈光，用鐵鍬挖開地板向下挖去，可是什么也沒有挖到。后來，估計那家人又挖過幾次，仍舊一無所獲，就放棄了。后來何剛家和那家人換了房子，結果還真是就在這間屋子里，挖出了寶貝。

這正應了一句老話：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但接下來的事情，卻又應了這話的后一半：不是你的終歸不是你的。

從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總則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對于這一法律條款，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說僅僅是聽說過卻未必有真切理解。而且這里還涉及到土地政策。在中國，土地屬于國家，所以即便是自有或購買的房屋，房屋的主人都只有土地的使用權。也就是說，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處挖到的是一樣的，文物均歸屬國家。但就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來看，這一規定并不好理解。

沒想到，何剛卻很清楚。何剛說，他知道文物屬于國家，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把這批文物據為己有，更沒有想過要賣。甚至東西捐給故宮兩年之后，仍然有人找到何剛，要求購買。何剛說：“那不能賣，賣了以后就被弄到外國去了。這可是中國的東西。”

說來奇怪，何剛是一個僅有初中文憑的普通農民，為何卻會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護意識呢？原來，何剛有一個叫老于的老鄉，老于的戰友老崔，當年在故宮保衛部門工作，正是這個老崔，在得知何剛挖到文物的時候，第一時間轉達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才使得何剛有了如此堅定明確的認識。也正是通過老崔，何剛等人才聯系上了梁金生，并攜帶文物來到北京故宮，找到梁金生，辦妥了捐贈事宜。

梁金生說，雖然是無償捐獻，但當時故宮給了何剛一筆錢作為獎勵。

何剛生前最后幾年，與眾多走進城市的農民一樣，在工地上辛勤勞作。

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

群眾挖到文物后上繳國家，到底應不應該給獎勵，該給多少合適，一直令相關管理部門頭疼。類似的情況并不鮮見。

《文物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發現文物及時上報或者上繳，使文物得到保護的，由國家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在地下、內水、領海及其他場所中發現文物隱匿不報，不上繳國家的，由公安部門給予警告或者罰款，并追繳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對此，有關專家表示：出土文物歸國家所有，不管農民還是誰發現都有義務上繳國家。國家鼓勵無償捐贈，對捐贈者頒發證書或物質獎勵，但沒有明確獎勵標準，大多以頒發證書這樣的精神獎勵為主，這對上報和捐贈行為是種肯定。但獎勵偏少，對文物保護是不利的。具體給多少，需就個案來判斷。上繳文物的每個人的覺悟不同，動機不同，所以要視情況而定。另外，還要看交寶人是否是主動上繳，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后才不得不上繳的，恐怕要比主動上繳得到的獎勵少一些。

何剛是主動上繳的，而且他說，當時沒有多想，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而故宮，也沒有虧待何剛。梁金生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揚，沒有給何剛1萬元，而是給了8000元。

經歷過1985年的人們，應該不會懷疑何剛的動機和故宮的誠意，那個年代，雖然有了“萬元戶”，但金錢并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個精神和榮譽至上的年代。

然而時代在變，如果是今天，何剛還會捐贈嗎？對此，何剛的態度倒很堅決，他說，即便是現在，也一定會捐出來，原因很簡單，還是那句話，“文物屬于國家”。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農民純樸的信念。梁金生后來把何剛當作朋友，有些時候，何剛遇到一些生活中令他感到困惑的問題，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事情，都會打電話來請教梁金生。

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

何剛帶著挖出的文物來到故宮，達成了捐贈的心愿，又帶著意料之外的一筆錢回到家鄉，他心中的欣喜不難想象。但錢是不經花的。何剛說，2003年，他第二個老婆患尿毒癥，看病花了很多錢，還借了外債。萬般無奈之下，何剛想到了故宮，于是，他又來到了北京。依舊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經過研究決定，故宮給了何剛5萬元。

此時，距離1985年，已經過了18年，這18年里，何剛的生活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的是，當初的幾千塊錢，比這次的5萬塊，似乎更經花。因為僅僅3年之后，何剛又一次找到了故宮。

2006年，因為老父親要做腿部的手術，急需用錢，所以何剛再次找到故宮，故宮又一次給了他5萬元。

何剛說，在他周圍，好多人都和他說過同樣的話，那就是“你虧了，如果那些東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幾輩子了”。甚至何剛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會拿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兒要錢還債時，女兒雖然每次都給，但有時也會扔過來一句話：你管國家要錢去。對這，何剛說他一點也不后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難的時候，國家能幫他解決。

現在，何剛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難。

何剛說，他近況不太好，又欠下2萬多塊錢的債，不知道如何還。這趟來紹興打工，總共也就是能掙1千多塊錢，腰、腿、胳臂都疼，回去得好好檢查一下。除了身體不好，家里的事情更讓他煩心。老婆久病在身，偏頭疼和乳腺炎，一直好不了，老得花錢看病。21歲的兒子也有三叉神經痛。最緊迫的還不是這些，兒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給村里上繳計劃生育費，大概1萬多塊錢，這筆錢到現在沒有交上。村支書前些日子打電話到家里，說讓趕緊交，否則到下半年又該漲了。

我從北京打電話過去采訪他，讓何剛頗有些興奮，而這興奮之中又透露出些許糾結。也許對他來說，北京來的電話就意味著和故宮有關系，他這輩子和故宮算是結下不解之緣。面對生活的艱難，何剛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經接受他捐贈的故宮。不過，這也正是最令他糾結的一點，前后兩次，故宮已經給了他10萬多塊錢，再向故宮要，何剛說，真張不開口啊。可是怎么辦呢？何剛琢磨著是不是能有變通的方法，他說：“我想讓故宮給我出一個手續，讓政府免了這1萬多塊錢的計劃生育費。不知道行不行？”

何剛說，2006年的時候，故宮方面送了他一本書，他從書上看到，在國外對捐贈文物的行為，有免除稅收的做法。他想，中國是不是也有這個政策。如果有，稅都能免，這計劃生育費應該也能免吧。

不過，2002年出臺的《文物法》對于捐贈文物之后的事情并沒有明確規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業捐贈法》里，也沒有關于類似情況的明確條款。

我國法律對捐贈有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愿和無償的。于法而言，文物捐贈一旦完成，故宮并沒有義務滿足捐贈者或其后人的不合理的事后要求。

但是，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但是，面對文物捐贈的“事后人情賬”，梁金生有些無奈：“特別是有些捐贈涉及時間跨度太長，查證當年的具體捐贈情況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就算查證后，故宮也沒有專項資金解決其索要的金錢。這讓我們陷入了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延伸閱讀系節選，文中時間為成文時間，原載于《中華遺產》雜志2011年第4期，撰文 宋軍，攝影 董建成，小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