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景漸芳，暄和未盡，不委如何……”這是日前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發掘清理出的一封唐代的紙制家書，雖說已經殘破泛黃，但字跡卻依舊清晰。

澎湃新聞獲悉，此次考古發掘累計清理出土各類文物1450余件（組）。其中，以883件文書最為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國內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也是首次發現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對于該項考古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劉慶柱認為，該烽燧是唐代“樓蘭路”沿線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其考古發現無疑是具有“可信”與“長軸”的很好歷史見證。它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克孜爾烽燧，有著同樣的極為重要的意義。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全貌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位于新疆尉犁縣東南90公里處的荒漠無人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2019～202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獲，其成果先后入選2019年度“考古中國”絲綢之路重大項目成果和“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這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遺址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

據了解，該遺址累計清理出土各類文物1450余件（組），均為戍邊將士日常生活、工作實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質的杯、碗、筷、勺，陶質的缸、罐、碗、碟，染織衣服、麻鞋，武器裝備弓、箭、鎧甲，以及上傳下達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書（紙文書758、木簡119、帛書4、刻辭2）最為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國內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也是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

文書 佛經殘片

文書 孝經

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諸多內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如文學作品《游仙窟》為國內現存最早且唯一實物標本，《韓朋賦》《孝經》《千字文》等文書豐富了相關版本。書信、勛告、借貸、佛經、祿命書等文書是還原唐代社會生活的鮮活素材。軍事文書數量最多，有上級傳達的時局戰報、下發的軍情命令，基層上報的日常巡查記錄、將士的換防升遷、武器資裝的報廢申領、軍糧的收支賬目、戰馬的病疫處理等等。記載“計會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檢制度的木簡實物更為國內首次出土，彌補了唐代軍事文獻記錄不詳的缺憾。

以上各類文書包羅萬象，內容極其豐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活動，小到私人生活的瑣事均有涉獵，可以說發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邊防生活、邊疆治理的檔案館。

“烽燧是中國古代王朝開辟絲綢之路、保護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是國家有效管理體系的重要支撐。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成果顯著，學術價值十分突出，作為‘大傳統’物化載體，是當時中央政府的國家工程。其現實政治意義巨大，無疑是近年國家邊疆考古又一項重大考古發現。該烽燧是唐代‘樓蘭路’沿線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其考古發現無疑是具有‘可信’與‘長軸’的很好歷史見證。它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克孜爾烽燧，有著同樣的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劉慶柱接受采訪時說，“烽燧出土大量紙文書和木簡，其99%用漢字書寫，這充分說明唐代西域繼承漢代以來傳統，漢字一直是當地官方通用語言文字，它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佐證，顯示出中華傳統文化、典章制度對西域地區的長期的深遠影響。屯田是中國古代王朝在邊遠地區實施的國家軍政管理與生產組織的重要形式，同樣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重要內容。繼漢代西域屯田遺存發現之后，這處唐代烽燧又出土大量關于屯田的文書，其內容顯示了當時屯田組織之嚴密、規模之空前、成效之顯著，充分表明國家屯田政策在西域地區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俯視 上為西

四川大學杰出教授，長江學者，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考古學科召集人之一霍巍認為，新疆考古工作者發掘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唐代經略西域的重要歷史見證，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唐代對西域的經營，不但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各族人民之間的聯系與交流，鞏固了唐代邊防，也為漢以來所鑿通的“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維護了東西方的內陸交通。從唐代初年開始，唐王朝便陸續在西域設置都護府和軍、鎮、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級別的軍事建置，配置兵力駐守。

鎧甲殘片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就是其中最為基層的一處烽堠遺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邊疆烽燧遺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邊將士日常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尤其是還發現了大量唐代紙文書和木簡，這是國內烽燧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資料，其中所涉及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有戍邊軍士們的戍邊記錄、個人書信，也有習字的文學作品和傳統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現了唐代邊防的諸多細節。據初步研究，這處烽燧遺址的年代下限可能為中唐，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紀唐朝與吐蕃在西域的爭奪有關，這也為研究唐蕃關系以及唐代經略西域的發展進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稱近年來中國邊疆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又一項重大發現，意義十分深遠。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介紹說：“從整個敦煌吐魯番乃至西域地區出土的唐代文書來看，這座當時稱為‘沙堆烽’的遺址出土的文書是一組相對完整的烽燧文書群，與敦煌吐魯番文書多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書不同，它們是實際應用的文書。它們讓我們認識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運作情況，大大補充了唐朝軍事防御制度的細節。而且，這批文書集中在唐朝最強盛的開元天寶時期，所處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線、交通線的中間地帶，因此展現了沙堆烽與周邊烽鋪、鎮戍、都護府、西域王國之間的聯系，其中包括東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龜茲）、于闐，一些重要人物如湯大使（開元六年任四鎮節度使的湯嘉惠）的出現，也表明這條交通路線的重要，有力地證明了唐朝對西域地區的穩固控制，以及對絲綢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續維護。還有就是文書表現了戍邊將士日常生活，包括他們的往來書信，以及他們精神寄托的儒家經典、佛經和抄錄的中原文學作品。這樣一個五臟俱全的文書群，也為我們今后研究、歸納被西方列強盜走的于闐神山堡（麻札塔格）、安西柘厥關等遺址出土文書，提供了很好的指南。”

延伸閱讀：王瑟｜“沙堆烽”遺址10年考古：為世人打開一幅唐朝邊塞軍事生活圖景

臨離開工作了19個月時間的“沙堆烽”遺址的早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胡興軍總覺得心里還有些牽掛。他不自覺地又走到烽燧遺址，繞著沙堆走了兩圈，最終站在烽燧旁的沙堆頂部，凝視著即將回填保護的千年烽燧遺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這一天，是2021年12月15日。從2011年3月第一次進入“沙堆烽”（以前報道中曾寫作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進行調查、勘探、測繪、試掘，到2019年9月正式開始考古發掘，再到2021年12月15日結束所有的考古工作，在這片沙漠腹地，胡興軍和他的團隊在這里整整工作了10年時間。生活的艱難，風沙的侵襲，烈日的曝曬，蚊蟲的叮咬以及各種各樣意想不到的工作、生活困難，都沒有讓他們退縮，反而讓他們遇難而上，執著堅守。正是這持續10年的考古堅守，讓他們終于在國內首次揭開了一座唐代烽燧的全貌，為世人打開了一幅唐朝邊塞軍事和生活全方位的圖景，讓千年后的我們，真實地看到了唐朝邊塞，甚至整個邊塞軍事建制、守邊將士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水塘、木簡，讓我們對“沙堆烽”遺址有了更多了解

“今年我們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在烽燧西南側十幾米的地方清理出一處被沙漠埋在如今地表下5.5米的水塘。這說明經歷了千年后，自然堆積的風沙已經將唐朝的地表覆蓋了5米以上。這對我們了解塔里木盆地環境變遷有極大的參考作用。水塘的發現也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關于烽燧將士和牲畜飲水的謎題。”

說起今年的考古新發現，胡興軍顯得異常興奮。

這位參加工作18年，僅在“沙堆烽”遺址考古工作中就耗費了10年精力的年輕人，近幾年每次見他，都發現他的白發越來越多。

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境內的荒漠地帶的“沙堆烽”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組成，沿孔雀河北岸，呈東西向分布在庫爾勒市至營盤古城之間長約150公里的范圍內。“沙堆烽”修筑于一處大型紅柳沙丘上，是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筑構成的一處結構完整、功能齊備的綜合性軍事設施。

2019年9月開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沙堆烽”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從地層堆積、出土遺物、碳14測年表明，烽燧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軍事設施。

烽燧地處沙丘東部，處于迎風面的東、北兩側因風蝕坍塌嚴重。根據現狀觀察，烽燧平面大致呈方形，立面呈梯形，由三層或四層土坯夾鋪一層蘆葦草，中部夾放胡楊立木壘砌而成。下底邊殘長9.4米，殘高約5.6米。

時光過去了千年，這里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就拿吃水來說，胡興軍的團隊三四天才可以趕到20多公里外的一個林管站拉一次水。這個水喝到嘴里，還有股咸咸的味道，只能用來做飯，喝水必須是從縣城買來的瓶裝水。

胡興軍說：“雖說這些烽燧是沿孔雀河而建，但當年守邊將士生活條件一定非常艱苦，吃水比我們現在要艱難的多。但他們仍然堅守在這里，讓我很敬佩他們的獻身與堅守精神的。”

“唐朝還用木簡？”聽到或看到木簡的人都異口同聲地發出這樣的疑問。

在烽燧遺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木簡，這個發現讓許多專家學者十分意外。“在我們的認知中，唐朝已經不再使用木簡了，但‘沙堆烽’遺址里發現的木簡，徹底打破了我們過去對唐朝的認識，說明當時在邊塞上木簡仍然在使用。‘沙堆烽’遺址共出土870多件文書，木簡占了較多的比例，這也是國內首次出土的唐代漢文木簡資料。”

胡興軍他們對出土木簡經過認真研讀后發現，木簡上所記載的全是關于軍事內容。而從發現的木簡可以看出，這些木簡大小長短不一，刮削痕跡明顯，表明曾多次反復使用過。出土木簡字跡清晰，基本都是最基層的烽燧之間傳遞情報或者向上一級要塞匯報工作的內容。

胡興軍說：“唐代軍事文獻記載，‘游弈常與烽鋪計會交牌’，‘游弈則與烽子、馬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于亭障之外，捉生問事……’關于什么是‘計會交牌’，這種制度具體怎么運行？軍事典籍和歷史文獻并無詳細的記載。‘沙堆烽’遺址中出土的木簡，為我們揭開了謎團。這塊木簡就是‘牌’，詳細記錄了：發送的時間、地點、編號、送牌子的人等。由于有的烽鋪與游弈所之間距離較遠，所以計會交牌多是每天在鄰近烽鋪之間進行傳遞交流，但在一定時期后，這些牌子都要上交到游弈所，游弈官要登記檢查。關于記載‘計會交牌’制度的木質實物標本，也是國內首次考古發現，十分珍貴。”

書信、文書，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唐朝軍事邊塞豐富的生活

展開一張紙制文書時，只見上面用毛筆寫著：“春景漸芳，暄和未盡，不委如何……”殷殷之情撲面而來的這封家書，它最終是否送達到家人手上，不得而知。

一位從唐朝“沙州”當兵來到“沙堆烽”的士兵康覽延，因為一次戰爭取得了軍功，被載入文書。這封歷經千百年的勛告，雖說已經殘破泛黃，但字跡卻依舊清晰。

一頁《韓朋賦》，描寫一對夫婦不畏強權、雙雙殉情的故事，也出現在胡興軍面前。一個軍事要塞，明顯發現了文學作品的這頁《韓朋賦》，是將士們閑暇時光閱讀的，還是當時軍中說書人的底稿，不得而知。

烽燧遺址還出土了《游仙窟》《孝經》《千字文》等手抄本，都是唐代風行一時的作品和書籍。

更多的文書，展示的是唐代軍鎮防御體系，為我們揭示了眾多文獻檔案中不曾記載的內容，或者是為我們將一些文獻中只言片語的記載，進行了形象化地展示。

孔雀河烽燧群一線的軍事防線被稱為“樓蘭路”。“沙堆烽”遺址駐守“樓蘭路”沿途，管理若干烽鋪，負責附近沿線的防御。

咸亨元年（670）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渾地區，打開了通往安西四鎮的門戶，焉耆東境在此時已處于唐與吐蕃爭奪的前沿陣地，作為連接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的咽喉要地，需要嚴密防守。為防止吐蕃沿“樓蘭路”偷襲焉耆鎮，故在鎮東的孔雀河一線修筑各級軍事設施，設置警烽線路。

在清理了“沙堆烽”遺址沙丘西部表層的沙土后，考古人員發現三間房屋。房屋修筑方式是利用“減地法”向下掏挖，在原始生土堆積中，掏挖修筑出三間半地穴式房屋，室內面積約80平方米。

在沙丘南坡下，考古人員發現有一處“垃圾堆”遺跡。垃圾堆依靠沙丘南坡呈斜坡狀堆積，包含有蘆葦草、牲畜糞便及各類生活遺物。正是在這里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的唐代漢文文書資料，也是近年國內考古發掘出土數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資料。文書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學等諸多方面，許多內容是國內首次考古發現，蘊含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胡興軍說：“紙質文書出土時多呈團狀。今年我們室內整理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將這些紙制文書進行清理、初步釋讀，最終確認沙堆烽燧遺址為一處游弈所級機構駐地。”

文書內容主要為唐武周至開元年間，該游弈所與下轄的各個烽鋪及上級管理機構之間符帖牒狀的軍事文書。“這些文書詳細記錄了與孔雀河沿線烽燧有關的各級軍事設施名稱。遺址中出土的軍事文書數量最多，詳細記錄了與‘沙堆烽’有關的軍鎮、守捉、烽鋪館驛等各級軍事設施名稱。如新發現有榆林鎮、通海鎮、麻澤鎮、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臨河烽、馬鋪烽、橫嶺烽、慳泉谷鋪、豬泉谷鋪、蘇累鋪等軍事機構，還發現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路等防御線路，這些軍事機構和防御線路均不見于任何歷史文獻記載。文書中也有關于鐵門關、于術守捉、西夷辟守捉、西州、于闐、安西都護府等唐代軍事機構的記載。文書內容顯示各級軍事機構運行正常，并通過‘計會交牌’等方式傳遞軍情和政令，并對該地實施著有效戍守管理。而臨河烽、馬鋪烽、沙堆烽、黑河鋪、豬泉谷鋪、榆林鎮、通海鎮、掩耳守捉、于術守捉、焉耆守捉、安西都護府等，在過去的歷史文獻中，關于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軍鎮防御體系記載里均是空白。這次的發現，填補了這些空白。”胡興軍說。

古代絲綢之路，不僅是文明交流的偉大橋梁，而且承載了無數個康覽延這樣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這里書寫過文明交流的篇章，這里上演過帝王將相的傳奇，這里亦傳頌過堅貞不屈的愛情……歷史的恢宏壯闊與人間的煙火氣息在古代絲綢之路上交相輝映，又在考古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辛勤工作之下得以一一復原和重現，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察古代絲綢之路的全新窗口。

“沙堆烽”遺址出土的各類文書、木簡數量龐大，對了解唐代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實證唐代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轄、西域地區對于中央政府文化認同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義，為了解唐代邊塞生活和軍事管理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實證了唐王朝對西域的有效管治和各民族對中央政府的認同。

勞動工具、動物骨骼，“沙堆烽”別樣的生活

“沙堆烽”遺址修筑于一處大型紅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筑構成的一處軍事設施遺址。放眼望去，周邊全是長滿了紅柳包的大沙包，沙堆烽燧遺址明顯高于周邊，十分醒目。

以烽燧為中心，考古人員還在沙堆四周發現了6處灰堆遺跡，灰堆多依靠沙堆邊緣斜坡呈傾斜狀堆積，其中1、2、3、4、6號灰堆為各類生活垃圾的堆積，5號灰堆為烽燧風蝕坍塌后，烽燧頂部 “突灶”的遺跡垮塌后形成的堆積。

“沙堆烽”遺址考古發現的遺物種類非常豐富，均為戍邊將士日常生活、工作實用器物殘件，反映了千百年前邊塞軍旅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土的各類遺物有陶、銅、鐵、木（漆）、石、骨、角、紙、皮、草、紡織品等，以有機質文物為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珍貴的唐代遺物竟“藏身”烽燧四周的幾處大灰堆中。原來，這座烽燧建在一個9米多高的大型紅柳沙堆上。當時應當沒有固定的垃圾投放點，因此戍卒們每天把垃圾從沙堆頂部向下傾倒，各種生活垃圾順坡向下滾落，堆積形成了灰堆，輕的留在上方，重的沉落到下部。經年累月，生活垃圾越積越多，形成了自然分層，并被自然風積沙土封存。“自然風積土最厚處有4.5米。”胡興軍介紹，因為當地氣候極其干燥，灰堆堆積背風向陽，才讓這些唐代遺物得以保存至今。

根據出土文書顯示，此處烽燧遺址在唐代被稱為“沙堆烽”，同時也是一處游弈所治所，屬于焉耆鎮東境軍事防線——“樓蘭路”上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在樓蘭路沿途設置不同性質、不同級別軍事機構，派駐鎮兵進行戍守，形成了立體式的防御體系，構成焉耆東境的軍事屏障。

對出土的植物標本浮選后，考古人員發現了40余種不同的植物。其中糧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麥、小麥、粟、黍、黑豆，園藝作物有桃、杏、棗、甜瓜、核桃、沙棗、西梅、亞麻、蔥、葫蘆等。胡興軍介紹，唐朝在西域實行大規模囤田，每座烽燧周圍都開墾耕地，將士們一邊戍守，一邊種地。

烽燧中還出土了不少動物骨頭，有馬鹿、野豬、黃羊、馬、牛、羊、驢、駱駝、天鵝、白鷺、魚等，多數屬于野生動物。

在這些出土的文物中，鐮刀柄和套野獸的腳套的出土，一方面說明當時將士守邊的同時也在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農業生產不能滿足將士們的生活所需，還必須經過守獵來彌補生活所需。胡興軍分析，當時的糧食產量較低，轉運困難，沒法完全滿足需求，將士們不得不經常打獵捕魚改善生活。

10年的考古工作中，為全面了解遺址信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積極邀請冶金、動植物、殘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學科參與其中。通過實驗設備檢測分析，他們從發現的諸多出土文物中，發現了諸多肉眼無法辨認的細節。如通過檢測發現文書紙張均為麻紙，通過掃描電鏡及紅外光譜分析，推斷這些紙張樣品沒有添加礦物類的填料或者涂料，也沒有表面施膠的工藝。在殘留物分析檢測中，他們在出土的葫蘆殘片上發現有丁香酸成分，結合出土文書關于“蒲陶酒”的記載，證明在遺址中確有葡萄酒的存在。

說到中國古代繁榮的歷史王朝，只有唐代被人們稱贊為大唐盛世。而大唐的繁榮離不開大唐針對西域地區設立的都護府制度。唐代在西域設立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又轄龜茲、焉耆（碎葉）、于闐、疏勒四鎮。這些措施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也促進了唐代的繁榮。

“沙堆烽”遺址不僅發現了關于唐代軍鎮防御體系的記載，而且為了解唐代邊塞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不僅讓我們了解了西域都護府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并對唐王朝統治西域產生怎樣的影響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沙堆烽”出土最多的是軍事文書。把這些文書殘片拼湊起來一點點釋讀，可以看出，烽燧中的戍卒很辛苦，除了嚴格執行烽燧制度（白天燃煙叫燧，夜晚放火叫烽），還要種地、備薪草（點烽火用的草）、巡邏放哨等。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幽州……出土信札中反復出現的這些地名說明，戍邊將士大多來自唐代中原地區。

胡興軍透露，在出土的文書中看到，一些戍卒還把“醬菜”“干菜葉”作為禮品送給上級，可見唐代邊塞物質生活的艱苦。

唐代西域戍邊將士4年換防一次，但是當兵力不足時，就沒辦法如期換防。在出土文書中發現，有的戍卒已50多歲了，仍在超期服役，真所謂“壯齡應募，華首未歸”。可以想見他們年年遠眺中原，卻是“邊草盡來兵老”。

胡興軍說，“烽和鋪都是唐代最基層的軍事建制，游弈所是烽和鋪的上級管理機構。‘沙堆烽’從始建至廢棄，差不多歷經了100年。它完整地展示了盛唐時期的邊塞基層軍事管理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實證了唐王朝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填補了歷史文獻關于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轄軍鎮防御體系記載的空白，為了解唐代西域軍鎮防體系、邊塞軍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本文綜合自新疆網、文博中國、光明日報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