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曾經留學中國的韓國留學生，現在我是生活在首爾一名社會活動家，因為一直關心韓國政局與社會運動，想借這次總統選舉的機會，與中國朋友們聊聊我對大選結果的看法。

尹錫悅當選，韓國進入新一輪保守時代

3月10日，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YOON Seok-yul）在經過與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LEE Jae-myoung）的激烈角逐后，最終當選為韓國第20屆總統。開票結果顯示，尹錫悅得票率為48.6%，僅比李在明（47.8%）高出0.8%（票差為26萬）。這是1987年韓國實行總統直選制以來的最小票差。隨著尹錫悅的當選，韓國保守派時隔5年重登大寶，宣告韓國將進入新一輪的保守時代。

2022年3月10日，韓國首爾，據韓媒報道，韓國第20屆總統選舉結果揭曉。根據初步計票結果，代表國民力量黨參選的尹錫悅當選新一任韓國總統。

韓國保守派強烈的政權交替意志將一年前辭去檢察總長尹錫悅推上了競選舞臺。而文在寅政府因為房地產政策的失敗和高層公職人員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在韓國，這是諷刺當局不良政治風氣的流行語，意思是指在政治事件中，共同民主黨只會維護自己的利益，壓制反對者的意見并指責其他黨派居心不良。這是一種不民主的政閥作風）的行為導致了韓國民眾對共同民主黨心生厭倦，這是造成尹錫悅獲勝的原因之一。

每逢大選，韓國各黨派之間的矛盾就會集中爆發出來，此次大選更是如此。在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下，各候選人的資質和能力已不再重要，“必須阻止對方當選”的對決心理支配了整個選舉。尹錫悅在選戰中間，不僅成功倚仗了強硬保守派力量的支持，也利用普通民眾對文政府的厭惡心理制定了可靠的選戰策略，獲得了大批中間選民的支持。另外，他在二、三十歲青年選民中大搞性別對立，遭到多數女性選民的集體反對。雖然最后尹獲得了勝利，但對尹是否做好領導國家的準備，民眾并沒有給出一個信任的答案。

選舉期間尹錫悅釋放出的個人價值觀讓進步人士憂心忡忡。很多人質疑他提出的施政方案并不利于解決韓國當下嚴重的性別對立和貧困問題，相反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的各種矛盾。有人指責他在選舉中公然引入極化分裂的“站邊”策略（當然，另一邊的李在明也不遑多讓，與尹一起煽動韓國國內的民粹主義傾向）。

內政方面，尹錫悅指出，《勞動法》根本不需要將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定格在40小時或是52小時，轉而支持“每周工作120小時”是“福報”的奇談怪論。接著，他又開始指責窮人——“沒學上的窮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這些極端、刻薄的言論凸顯出他無視弱者的生存權利，堅定支持財閥資本的政治立場。在性別問題上，尹激化了男女對立，提出廢除女性家庭部的主張強化了韓國父權制基礎，使他贏得了“厭女“男性的選票支持。

外交領域，尹錫悅一直對文在寅政府的朝鮮半島和平政策持批判態度。他提出擴充韓國軍力，守護領土安全，并強調韓美同盟的重要性，深化雙方的戰略合作。尹在當選后的第一天與拜登的通話即說明了他在促進韓美合作上的決心。雖然很多外媒和右派媒體簡單地將共同民主黨和國民力量的外交立場分別定義為親中或是親美，但實際上韓國這兩大既得利益政黨集團都沒有擺脫既定的親美路線，只不過是有些細微的差異罷了。

民主黨為什么會失敗？

雖然此次選舉民主黨敗北，但其結果卻呈現出韓國社會內部各種勢力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和意識形態。根據大選的票站民調（exit poll）顯示，與上屆大選相比，首爾地區和年輕的Z世代的選票明顯向保守陣營偏移。上屆大選，文在寅在20-30歲年齡段的得票率較高，且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在本次選舉中，20多歲Z世代男性選民大多成為了尹的支持者；而共同民主黨在獲取40-50歲年齡段的高票率的同時，并沒有爭取到Z世代的選票支持。

在我看來，共同民主黨敗選的主因有三。第一，所謂“386一代”精英政治家和文政權核心人物敗壞的政治風氣讓Z世代年輕人深感挫敗，認為他們受到了當權政治精英的蔑視。這種蔑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曹國風波。2019年九月文在寅提名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曹國為法務部長。在此任命之前，曹國就深陷各種弊案之中（為女兒特招入高麗大學走后門、同時其家庭深陷債務糾紛案件）。因為弊案的曝光，曹國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韓國在校大學生們也因不滿曹國事件曝光出來的”教育不公“而走上街頭，組織了各種抗議活動。而當時共同民主黨完全有能力早早平息弊案事件的蔓延。可是，青瓦臺依然頑固地執行了有問題的人事安排。當然，少數共同民主黨人士對曹國事件持批判態度，但黨內卻絲毫沒有反省之心。另外，去年的”大壯洞開發腐敗案“將共同民主黨牽扯其中，更是給了它致命的一擊。民主黨自身弊案纏身且不知悔改，壓迫反對聲音的做法導致了選民的離心離德。

其二，文在寅政府在房產及勞動政策上的失敗使其疏遠了年輕選民。近年來，首爾和首都都市圈的房產價格暴漲，給地產投機商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潤。然而，這卻讓Z世代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天價的房屋價格和高額的租金只能讓他們愈發悲憤。面對房市的失控和年輕人的悲憤，共同民主黨從未認真反省。相反，李在明在大選的最后關頭竟提出了與國民力量毫無兩樣的房產政策，表示要大規模擴大住宅供應、放寬限制、放寬稅金，加快開發速度。這并不是在反省文在寅政府的政策過失，相反給了投機資本繼續投機的良機。面對這樣的民主黨，Z世代的選民深感自己再次受了政客的欺騙。

第三，擁有多數議會席位的共同民主黨與其衛星黨的一事無成大大打擊了普通國民的政治熱情，讓他們陷入幻滅之中。共同民主黨在執政期間并沒有兌現自己在上屆大選中提出的各種承諾。文在寅曾立下豪言壯志，要做“女權主義大統領“（大統領即總統），但共同民主黨卻接連出現安熙正、吳巨敦、樸元淳等黨內元老牽涉其中的性暴力事件，影響極其惡劣。另外，在其執政期間，韓國的公共事業部門迎來了“外包時代”，很多公共事務工作被外包，大批職員處于非正規雇傭的臨時工或極不穩定的勞動狀態。上述事例證明共同民主黨更像是個無能、謊話連篇、只會給民眾畫大餅的政黨，經過5年的執政，民眾早已對其失去信心。即便李在明陣營在選舉中表現出比尹錫悅陣營更好的專業素質，但不足以改變民眾對共同民主黨的感觀和其深層次的政治問題。

隱藏的失敗者們

此次大選是共同民主黨的失敗，是李在明的失敗，也是文在寅的失敗。我之所以要談論“失敗者”們，是為了將制造韓國社會矛盾的“罪魁禍首”公之于眾。

首先，造就尹錫悅勝選的頭號功臣不是張濟元等尹的親信，而是共同民主黨所謂‘386世代’的政治精英。同時，他們也是失敗者。當年作為社運核心的他們早已墮落，他們只會躺在曾經社運的功勞簿上招搖撞騙。目下，他們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投機活動，搖身一變，成為了頂層政治精英圈的“食利者”集團。接著，他們通過手中的權力，也愈發地肆無忌憚。曹國事件上，他們站在了社運的對立面上，壓制民眾的反抗聲浪。最終，選票擊垮了他們。他們不僅需要承擔文政府失敗的責任，而且還將被永遠地釘在社運的恥辱柱上。

其次，國民力量黨首李俊錫和他的極端追隨者們也是這場大選的失敗者。李在明在共同民主黨、青瓦臺和競選團隊頻頻失誤的情況下，得票與國民力量齊心推選的尹錫悅非常接近。他在選舉的最后時刻，邀請揭露“N號房事件”的樸智賢進入競選團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不能否認，傳統的中間選民中相當一部分人因為“厭女”情緒而集結在國民力量黨旗下。如今的韓國社會，20多歲的青年很難找到不錯的工作。這本來是只追求利潤的資本和現有的政治勢力所導致的困局，但國民力量黨代表李俊錫利用極化的政治語言，將造成這一困局的原因全部歸咎到女性身上，成功將20多歲的Z世代年輕人分裂為男、女兩個性別對立的陣營。

不過，選舉日前夕，李俊錫曾放出豪言，國民力量黨要以10%的選票優勢打敗共同民主黨，但從結果來看雙方僅相差0.73%，可謂是勢均力敵。根據大選的票站民調，尹錫悅在20歲年齡段的得票率落后于李在明（李在明47.8%、尹錫悅45.4%）。但相較于過去5年文在寅政府在20歲年齡段中所受到的猛烈批評來看，這已然是共同民主黨可以接受的結果了。

民調顯示，尹錫悅在各個年齡段的女性中都不受歡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尹積極地踐行了李俊錫提出的“性別分裂”的選舉戰術，但真正讓尹勝出的票源其實來自于以前就強力支持保守派的首爾市“江南三區”地區（指：富豪聚集、房價居高不下的江南區、瑞草區和松坡區）以及漢江沿岸的高房價地區（麻浦區、龍山區、城東區、永登浦區等）的選票。同時，一度支持共同民主黨的忠清地區，許多選票也轉投給了尹錫悅。尹曾在此地以“忠清之子”做宣傳，獲得了一些選民的青睞。

相反，在這次選舉中，過去一向支持共同民主黨40歲年齡段的選民投票率相對較低。總體而言，青年的投票率下降了，高齡選民的投票率卻上升了。這體現出青年世代對政治的厭惡。李俊錫似乎以為自己的戰術可以將20多歲的男性選票盡收囊中，但很明顯他并不理解現在的年輕人。在李的強力煽動下，仍然有三分之一的20歲年齡段的男性拒絕投給尹錫悅，比起李俊錫所強調的“所有男性都是受害者”論，這不得不說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可以說，李俊錫的“性別分裂”策略并沒有完全奏效，相反，這種極化分裂、大搞性別對立的選戰策略讓尹錫悅稍有不慎就會輸掉大選。正因如此，國民力量黨內部早就出現了對李俊錫不滿的聲音。在接下來的地方選舉和之后的國會選舉中，國民力量黨能否還能保持領先的優勢呢？如果李俊錫繼續擔任黨首并堅持他的極化策略，恐怕國民力量的“好日子”也不會長久。

首爾市內各洞表分布；顏色越深，票差越大。紅色是尹錫悅得票較高的地區，藍色是李在明得票較高的地區。

第三類失敗者是所謂“民主進步”陣營內的御用知識分子。事實上，我不同意將自由主義政治勢力和傳統的左派運動統稱為"民主進步"陣營。這種分類會讓人產生錯覺，覺得這兩股勢力是“一丘之貉”。然而，主流知識界，尤其是自詡參加過40年前社運的知識圈，特別偏好這種分類方式。這些所謂“民主進步”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造成當今韓國社會絕望情緒的幫兇。他們在曹國事件上默不作聲，對文在寅政府時期社運出現的困境也視而不見。一旦當選舉迫近，他們又組織起來為共同民主黨造勢，強行鼓吹文政府的“進步”政績。自此，他們實質上已經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站在一個所謂“民主進步”的立場上，為早已腐壞的共同民主黨內部的政治精英集團搖旗吶喊。他們對外界喊話，強調尹錫悅和國民力量為“民主進步”之敵的身份，但一旦話鋒轉向共同民主黨的無能上，他們卻陷入了沉默。

最后，站在共同民主黨一方的社運活動家（包括工運、婦運和環保運動等等）也是這次選舉的失敗者。共同民主黨5年來壓制社運和勞工權利的惡劣表現讓他們失去了勞工階級的支持。以工運為例，對大選中李在明陣營中所組成的勞動委員會而言，改善基層勞工的生存狀況并不重要，選票就是一切。雖然文在寅政權時期，韓國工會的組織能力大大提升，但工人的實際權益并沒有得到保障。文在寅政府對勞動保護的許諾相當于一張空頭支票，實質上拉開了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共同民主黨政府雖沒有像李明博-樸槿惠時期一樣推行強力壓制工會的政策，但他們卻在勞資糾紛事務上堅持了一條“排除工會”的政治路線。在勞動保護缺失的狀況下，工會是保護勞工權益、堅守基層民主主義的最后堡壘。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工會都能在勞資沖突中挺身而出，但總體上因為工會的作用，政府和資方并不能肆意妄為，勞工的基本權利在工會的支持下尚有底線遵守。例如，一旦職場發生性騷擾事件，工會會出面幫助爭取正義；如果勞工處于過勞或不當解雇的狀態，工會也會幫忙申訴。然而，長期處于“只有工會滅亡，國家才能生存”陰影下生存的韓國工會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它們的發展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向上，許多工會活動家迷失在共同民主黨“民主進步”的假象之中，成了政治食利者集團和絕對市場自由化的共謀者和支持者。他們嘴里高喊維護勞方的口號，實際早已背棄了勞方的基本立場。因此，這些工會活動家們同所謂“進步民主”陣營的失敗也脫不了干系。

2022年3月3日，韓國首爾，街頭總統候選人海報。

社運界“第三勢力”何去何從？

此次選舉也是韓國社運界及代表進步左派的“第三勢力”的滑鐵盧。雖然韓國進步社運界并非毫無成績，但這不足以讓他們獲取廣泛的民眾支持。對李明博-樸槿惠保守派政權的挑戰是韓國近年來社運最高漲的“大團結”時期。但包括正義黨、進步黨和勞動黨在內的“第三勢力”在“大團結”期及其后并沒有重視韓國市民社會內部的差異和張力。它們沒有充分準備具有針對性的政治策略，也無法擺脫實用主義的路線，只能在保守派（國民力量）和自由派（共同民主黨）之間的夾縫中求取生存。即便如此，它們利用社運獲取支持的方式也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社運在他們眼中只是某種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社運及其組織、參與人員本身并沒有得到政治勢力的真正關注和尊重。雖然“第三勢力”極力想在韓國走出進步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們因為力量弱小和戰略失策，無力改變韓國現有的保守-自由派兩元對立的政治格局。韓國社運本身也很難突破這種界限，只能在迷霧中徘徊不前。

當然，對于希望擁有美好世界的人們來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作為進步左派，需要認真地對待并總結失敗，制定出與以往不同的對策方法。目前，國際局勢混沌不堪，新自由主義政經危機也將持續下去，而韓國將進入一段新的保守時期。面對身處在這樣一個不公、厭女的社會中，我們不應將聰明才智運用到與保守價值的妥協上，反而應該將被壓迫、被踐踏的聲音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努力地研究、實踐新的社運方式，重新投入爭取正義的社運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