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空間相關的“大城市流行病”

在效率優先的城市發展進程中，城市人口普遍面臨著亞健康問題，“大城市流行病”頻發。城市公共空間與人體健康以及疾病之間的關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城市易致病空間理論”提出了“空間相關疾病（Space-Related Diseases）”的概念，用以描述與城市規劃設計、建筑設計和園林設計等建筑學研究領域相關的疾病。“慢性病”即是城市空間通過影響人群行為、生活方式、城市環境和社會交往等途徑間接導致的疾病。

在我國長期以來，對街道的關注一直集中于城市規劃和交通領域，甚至被認為是附屬于機動交通系統的次要部分。街道不僅僅是單純的交通通道，街道的品質決定了空間功能，導致了使用者在日常體力運動包括出行與鍛煉情況、飲食的選擇、社會生活中的心理感受上的差異，這些行為因素進一步對人們的健康水平產生影響。將公共健康納入為街道設計的考量因素，成為城市設計的新要求。

城市街道空間對慢性病患病的影響機制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向：“改變日常生活習慣”；“影響出行交通方式”和“塑造心理感知體驗”。

社區空間如何改變生活習慣

1）運動鍛煉習慣

“缺乏日常鍛煉”和“不良的膳食習慣”是引發慢性疾病的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城市街道空間的一些布局因素，可以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

運動可分為消遣型鍛煉活動（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和功利型體力活動（Utilitarian physical activity）兩種。“功利型體力活動”指為了特定的目的而被動從事的體育鍛煉，如出行需求或體力勞動；“消遣型鍛煉活動”則指為了鍛煉本身而主動進行的體育鍛煉，如打球或散步等。其中，人們對于消遣型鍛煉活動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場地的可達程度和設施品質的影響。

研究發現，居住社區中，擁有專屬人行道街區的居民會更多地進行娛樂性步行和騎行活動；學校操場的可達性對孩子和青少年的運動活躍度的影響尤其顯著。 激勵居民的體力活動與運動有賴于在街區中布置充足的健康活動場所。在社區中設置大型集中的開放空間、可穿行的公園等活動場地，在學校中設計操場、運動場并適當的將場地開放給社區使用。活動場地應當做到身體上的可達和知覺上的可達，保證其共享性，避免淪為曖昧不明的公共空間。

英國倫敦市的海德公園，在改造中以三十多處便捷的入口取代了過去紀念性的入口，實現公園的平民化。公園內部的小徑系統和公園外部的城市道路連接在一起，為市民在公園內以及公園周邊的活動提供了支持。市民在其中游湖、散步、輪滑，還有大量人群選擇步行或騎車穿越公園。再如位于曼哈頓島的中央公園，共40多處位置與周邊城市道路銜接，步行者、自行車的加入大大增強了中央公園的便捷性。

反之，中國的城市公園往往因為強調大門的重要性而大大降低了公園的可達性和社區服務價值。如日壇公園，其入口仍然停留在打造紀念性和標志性階段。公園與周邊城市功能相對割裂，處于半封閉狀態，僅僅是獨立于城市肌理之外的一大片綠地。

英國海德公園入口（左圖），北京日壇公園入口（右圖）

2）飲食習慣

大城市的空間發展在飛速的蔓生過程中形成了不合理的功能分區，在用地功能混合度低下的情況下形成“辦公居住分離”的局面。大城市的通勤時間極長，上班族沒有回家烹制午餐的條件，而在可達較高的便利店或餐館中，往往充斥著不健康的飲食選項：提供速食的餐館占大多數，便利店內食品往往高油脂高卡路，而水果、蔬菜、纖維的含量更少。

社區是提供食物來源的宏觀環境，“消費者飲食環境”指人們日常可以獲取的食品環境。學者們據此提出了“食品荒漠”的概念，用以描述食品選擇匱乏的地區；而不益健康的社區往往都配有大量的高熱低質的速食供應。“新鮮食品可達性”成為衡量飲食環境對健康影響的更準確因素。超重、高血壓、糖尿病在僅有小型便利店的地區更加高發，而這正是由于這些地區所能提供的新鮮食物極為有限。

削弱快餐與速食在城市食景中的主導地位，增加新鮮食品的獲得渠道，是在張貼“減鹽控油”的標語之外，推進居民健康飲食的更有效舉措。2010年，美國聯邦健康食品融資倡議（HFFI）融資4千萬美元，在食品荒漠地區推行“農貿市場推進計劃”，以擴大營養食品的供應。

在城市街區的開發上，應當積極鼓勵設置售賣新鮮農副產品的雜貨市場。在居民步行范圍內和辦公集中的工作區周邊，設置提供豐富種類農副產品的市場，并且為之配備暢通的新鮮農產品物流貨運通道，提高新鮮健康的飲食產品的可達性。

慢行環境如何影響出行方式

相比于私家車，步行及自行車等慢行出行方式，不僅是一種活躍的交通出行選擇，還是最為便捷的日常鍛煉途徑，屬于功利型體育鍛煉（UPA）的重要部分。如今機動車主導的道路建設模式，使得城市中安全、連續的慢行路徑極度缺乏，早期發源于中國城市的非機動車專用道，如今也被汽車所侵蝕，演變為機動車的路邊停車道。如果能對街道上交通空間的配額進行反轉，將機動車交通置于從屬地位，建設非機動交通主導的街道，那么出行環境將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

1）慢行道的絕對專用設計

為自行車和行人爭取專用的城市出行空間，劃出絕對專用的自行車道，會營造出十分友好、宜人的慢行環境。高質量的自行車專用道通過綠化隔離帶形成林下空間、雙向騎行的車道劃分以及符合騎行者偏好的路面鋪裝材質，創造令人愉悅的騎行空間。街道甚至得以超越簡單的通過性空間的角色，吸引人們在此進行慢跑、騎車健身等休閑活動。

美國紐約市（左圖）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市（右圖）的自行車道設計（資料來源：韓西麗，彼得·斯約斯特洛姆. 城市感知：城市場所中隱藏的維度）

以美國的“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Brooklyn-Queens Greenway）”為例，綠色大道是一條長達40英里的自行車健身專用步道，將13座公園，4片湖泊，2個植物園和多個博物館串連起來，提供了良好的自行車出行環境。沿線路還設置了公共交通換乘、自行車維修及停放處、衛生間、洗手處等配套設施。紐約市政府還向市民發放了“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的介紹和使用手冊，對步道、節點、經典地標以及每段步道的自行車鍛煉卡路里數進行講解說明。

“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使用手冊封面（資料來源：https://www.nycgovparks.org/）

一些城市采取了更加彈性和簡便的措施實現此目標——在時間安排上對不同通行者進行管理。如在特定時間設置機動車禁行區，如紐約市交通部自2010年開始進行的“夏日大道”（Summer streets）計劃：在特定的周末，公園大道上長達7英里的主干道會對機動車進行臨時封鎖，成為慢行線路，鼓勵市民進行步行、慢跑、騎行或其他鍛煉活動。2016年，約30萬市民參與到這一活動中。

夏日大道2010年（左圖）及2016年（右圖）活動盛況

2）共享街道

此外，“共享街道”的理念也愈發流行：不同于進行人車完全分離，它尋求人車在同一層面的和諧共存，并強調行人的需求優先。共享街道不鼓勵交通的暢通無阻，而會通過設置自然的屏障、街道偏離、彎曲和波浪形約束等對機動車的交通量和車速進行限制。壓縮駕車者的通行空間，將其余車道全部按步行區域鋪裝，為行人提供一個適合休閑、交往、娛樂的街道空間，重新分配道路的社會支配權。如英國巴斯市的老城區在步行友好的城市更新設計中，將機動車道和人行道置于統一高度，步行者可以自由穿梭于街道的任何位置，自行車可以安全地通行，而機動車的行駛空間被壓縮，必須在嚴格的速度限制下小心通過。在這樣的街道空間上，慢行活動大大增加，街道氛圍友好安靜，公共生活也得以復興。

3）步行適宜性的定量評估

在對街區影響出行方式的理論研究上，已經產生了一些評估機制。

2009年，美國學者里德·尤因（Reid Ewing）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間對于居民生理和心理的影響機制，以及這些城市空間的質量如何促進或抑制了居民的步行行為。該研究根據城市設計領域的專家對全美四十八個街區錄像的審核和評測，選出了5個對步行指數影響最大的空間要素：“意向性（Imageability）” 、“邊界(Enclosure)”、“人性化尺度(Human Scale)”、“透明度（Transparency）”和“復雜度(Complexity)”五項對良好的步行環境至關重要的設計特質，并指出了與其相聯系的街道環境的具體物理特征。

表：城市設計質量五大空間要素的定義及物理特征

“步行指數”（Walkability Index, 以下簡稱WI）的概念被提出，用于衡量某一街道或社區是否適宜市民步行出行。2009年，勞倫斯提出了影響WI的四個主要空間因素：“交叉口密度”（Intersection Density, 簡稱ID）“居住凈密度（Net Residential Density, 簡稱NRD）”、“零售層面積比例（Retail Floor Area Ratio, 簡稱RFAR）”和“用地功能混合度（Land Use Mix, 簡稱LUM）”。

其中交叉口密度指某一片區交叉路口個數與該片區占地面積的比值，能夠反映路網的可達性；居住凈密度指居住單元個數與該片區居住用地面積的比值；零售層面積比例指零售商業的樓地面面積除以零售業用地面積，RFAR較低說明建筑退線較多或地面設有停車場；用地功能混合度則指片區中“居住”、“辦公”、“商業”和“綠地”等不同城市用地功能的混合程度，直接影響了市民的生活軌跡。

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一款網絡平臺上的步行分數（Walk Score）的評分工具已經得到廣泛應用，可利用地理信息數據給出任意一地址的步行指數。

在線步行指數測評工具Walk Score（資料來源：walkscore.com）

如何塑造心理感知體驗

1）自然綠化環境與生理心理健康

“綠視率（Green Looking Ratio）”，指人視野中綠色所占的比率，在1987年即由日本的青木陽提出,是對城市綠化的立體效果的反映。街道綠視率的提高，有助于減輕視力疲勞、聽覺疲勞，并促進脈搏和血壓的穩定。當某一環境的綠視率低于15%時，人們便會明顯感知到其中的人工痕跡。而若通過運用植物積極地定義街道空間的頂面和立面，當綠視率達到20%時，空間則會十分宜人舒適。

同時，合理的綠色植被不僅在景觀上能夠改善人們的視覺環境，還能夠起到降噪的作用。在許多城市，高峰時段的城市主干道機動車噪聲達到75分貝以上。沿城市道路通勤成為城市生活體驗中極低劣的部分。

營造安靜友好的通勤環境是生活品質提升的必然要求，這離不開充足的自然綠化環境營造。例如紐約高線公園，在全長2.4km的廢棄貨運鐵路上設計種植大量植物，構建了一個由沿線建筑物步行數米即可到達的公園，從視覺和嗅覺上給人豐富的自然感知體驗。通過環境自然且極為易達的線性公園的建造，人們在穿行街道、上下班的途中得以有“休憩環境，新鮮空氣，豐富綠化”的健康體驗。

紐約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資料來源：ASLA）

2）街道空間與人際交往

不同的街道界面營造完全不同的生活氛圍和體驗，邊界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是迥異的分割空間或者粘合空間。設計生硬的邊界會將戶外生活分割得支離破碎。如果，一個沿街立面豐富的建筑，擁有柱廊、凹進突出的入口、通向街區內部的過道、底層配置的咖啡館等等，這些元素均可能吸引人們駐足或放慢腳步，產生互動甚至走入其中。

江南的廊棚，廣東的騎樓，沿街外擺區以增加街道空間的活躍度，都是建筑與城市空間過渡的優秀范例，甚至比建筑主體更具有開放性。以街道的邊界粘合建筑內外、街區內外，帶給人們豐富的生活體驗，增加社會交往的可能。從老北京胡同巷口曬太陽閑談的鄰里，到街頭樹下圍坐下棋的人群，都在城市公共空間中享受著社會活動。

宜人的現代化街道，應當承擔起社會交往的功能，并爭取促進所有街道使用者交流互動。設置可停留的沿街休憩空間，包括獨立的或結合花壇的座椅、多功能臺階等便捷實用的城市家具；由綠地、花架等景觀小品圍合而成的口袋公園，提供良好的通風以及充足的光線；吸引市民的街道景觀美化帶，營造具有安全感的可防衛空間，豐富街道的生活趣味，使街道成為名副其實的“生活后庭院”。

使人停留的沿街休憩空間街景（資料來源：City of New York. Active Design: Shaping the Sidewalk Experience.）

如何設計健康的街道

在公共衛生領域，健康影響評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簡稱HIA）的研究為預測政策及項目的健康影響提供了評價體系。HIA對各項健康影響因素進行調研和預測，來評估某一項目對周邊居民的健康影響。將HIA中對于城市空間設計的考量應用于各個規劃進程和街道設計中后，決策者能夠有意識的將健康影響因子納入考量，從而對決策產生影響。在HIA的框架下開發出的健康發展測評工具（Health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Tool，簡稱HDMT 2006)，則提供了更為具體且有實施性的項目設計工具，為更好的健康設計提供指導。

HDMT指導設計流程（資料來源：http://www.wikipedia.com）

在建筑學領域，對健康場所的認證工具也取得了一定的應用。美國綠色建筑協會提出的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即“能源與環境設計領袖”）在綠色建筑分級評估體系中引入了關于體育鍛煉活動的得分項，引導活力設計。其下設立的LEED-ND（LEED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社區設計專項評分系統，用以檢驗社區環境的健康性和可持續性。它鼓勵健康高能效、自然環境優良、社區交往質量高、有利減少汽車依賴的社區開發項目。盡管LEED-ND主要關注項目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但其許多設計原則均有益于提升場所的健康性。在此以LEED-ND的三則條例為例：

1) 為減少肥胖、心臟病、糖尿病的患病風險，在上班、上學、購物、通往公園等其他目的地的路徑上提供方便、安全、舒適的步行或騎行環境，將體育鍛煉與居民日常生活結合；

2) 在工作場所和居民住宅附近設置多種的活躍開放空間，減少通勤時間，增加休閑娛樂、社會交往和家庭活動的時間，以提高精神健康水平；

3) 為社會交往、市政參與、個人娛樂以及各種能在個人與群體間建立社會聯系的活動，提供有吸引力的宜人街道環境、公園和活躍的開放空間，以提高社交連接性和社區感。

LEED-ND并非強制的監管工具，而是通過標準的設定，鼓勵街區街道自愿發展健康設計，將會對未來社區的設計產生積極影響。

走向健康街道，從空間的角度對疾病加以干防，是變被動救治為主動干預的重要一步。2006年起美國建筑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簡稱AIA）與紐約市心理與健康衛生部每年聯合召開的“健美城市會議”（Fit City）中提出的應對肥胖問題的空間設計舉措；2010年紐約市出臺《紐約城市公共健康空間設計導則》。

人類普遍的健康需求列表（資料來源：Andrew L. Dannenberg. Making Healthy Places：Designing and Building for Health,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城市，是容納人類的生存的物質空間，是芒福德眼中“社會活動的劇場”，也是承載著精神感知的生活背景。伊登（Boyden）提出一系列人類普遍的健康需求，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滿足程度決定了人們的健康水平，也應當成為城市空間設計的根本出發點。

參考文獻

[1]李煜. 城市易致病空間理論[M］.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6.

[2]Reid Ewing, Amir Hajrasouliha, Kathryn M. Neckerman. 2016. Streetscape Features Related to Pedestrian Activity.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6(1) 5–15.

[3]李煜,朱文一. 紐約城市公共健康空間設計導則及其對北京的啟示[J]. 世界建筑,2013,(09):130-133.

[4]（美）簡?雅各布斯.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 第二版．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5]（美）維克多·多佛，（美）馬森加爾.街道設計：打造偉大城鎮的秘訣[M]. 程璽譯.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

[6]陳柳欽. 健康城市建設及其發展趨勢[J]. 中國市場,2010,33:50-63.

[7]王正珍，周譽. 運動、體力活動與慢性疾病預防[J].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3,(11):69-75.

[8]Troped, P. J., R. P. Saunders, R. R. Pate, B. Reininger, and C. L. Addy. 2003. “Correlates of Recreational and Transportation Physical Activity in a New England Community.” Preventive Medicine 37: 304–10.

[9]Davison, K. K., and C. T. Lawson. 2006. “Do Attribute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3 (19): 1–17.

[10]Floyd, M. F., J. O. Spengler, J. E. Maddock, P. H. Gobster, and L. J. Suau. 2008. “Park-Based Physical Activity in Diverse Communities of Two U.S. Citie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4: 2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