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發時，陳思和年僅12歲。那時“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他在小學讀書時的成績也不理想，漸漸地，他對知識產生了迷茫。

在一個冬天的清晨里，外公把陳思和從被窩里拉出，將他帶到菜市場里，看營業員費力地將包裹著魚的冰敲碎，同樣的動作周而復始。“你看吧，你不好好讀書，就和他們一起敲魚去。”外公大聲地批評道。

經此一事，幼年的陳思和知道了讀書的重要性，更加發奮努力，在讀書的起步期才沒有落下。盡管當時街坊四鄰被批斗，甚至抄家的事情令他驚恐不已，他也依舊堅持讀書，積攢下豐富的知識，使他后來參加高考時能有的放矢。

1978年4月，陳思和順利被復旦大學中文系錄取，畢業留校任教至今，成為當代著名文藝評論家。他總是毫不吝嗇地表達自己對大學的愛意，“大學給予我很多方面的資源，最寶貴的就是一種大氣象的彰顯。也許并不是所有復旦人都能感受這種氣象，但如果不進復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種道路。”

陳思和在辦公室

1978年4月才拿到了通知書

陳思和的辦公室里，長約六米、高兩米有余的書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滿各種書籍。這與他的另一身份“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頗為相稱。

一頭白發的他，說起話來總是帶著溫和的笑意。“我的生活經歷極其平淡，沒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1977年恢復高考，我是第一屆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的，畢業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半生都是在復旦校園里度過的。”

陳思和的父親是一個知識分子，在陳思和剛學會走路時就到西北支援新興城市建設去了。母親沒有跟隨父親去“支內”，而是被安排到南京路商業局里當電話總機的接線員，這樣方便照顧三個孩子。后來父親突發腦溢血在西安去世，家中重擔落在母親一人身上。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時之間，1966年以后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幾乎全部前往農村。但是，他的母親說什么也不愿意讓他再出去，便讓他留在家中，陳思和就有了大量的時間學習。

陳思和尚未在盧灣區淮海街道圖書館工作之時，便買了十來冊的數理化自學叢書，用于自修。他相信未來會有一段文化建設高潮的時期，那時秩序將得以重建，知識的重要性也一定會被重提。

十年過去，“文革”結束，中央下達的第一個跟老百姓有關的措施就是恢復全國高考。在陳思和看來，此舉對穩定民心的效果是顯著的。“你可以恢復你的學習，然后通過高考來重新學好本領為國家工作，這樣就激發了全國的年輕人，‘老三屆’加‘新三屆’，高中生加初中生，即九批九屆的同學一起去參加高考，那個時候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很多人都愿意去試試。”

陳思和所在的淮海街道，當時報考的人非常多，大家在一起復習功課，做習題，學外語，節奏緊張，氛圍愉快。高考之前，街道讓幾個退休教師來給報考的同學們做輔導，并且組織了一次模擬考，也正是這次模擬考，讓陳思和知道了高考是什么樣的。

高考結束之后，他的錄取之路并非一帆風順，1977年高考于12月結束，錄取時間是1978年初，第一批發榜的時候陳思和沒有迎來好消息。但他坦言當時的心情是極其平靜的，之后他很快就又去參加了一個上海市專科學校的考試，并且被錄取了。

陳思和認為，第一批高校招生，仍然受到觀念因素的影響，主要在工廠、農村和基層上招，“不愿意上山下鄉的學生則像一個處理品一樣，好像要比其他人低一檔。”

過了一個月左右，區招辦傳出消息來說，政府決定在若干學校內擴大招生。過了沒多久，大約是1978年4月2日，陳思和拿到了錄取通知書，他成功被復旦大學中文系錄取。

其實當時上海考生報考院校時的主要選擇是師范類院校，如上海師范大學、上海教育學院等，可以保證將來畢業分配工作時能留在上海。復旦雖名聲在外，但是全國統一分配，很多考生怕以后再一次分到外地，反而不敢報。陳思和沒有非留上海不可的意愿，加上對復旦一直以來的敬仰和崇拜，他還是報考了復旦并最終如愿。

賈植芳、任敏夫婦與學生（前排左起：任敏、賈植芳，后排左起：李輝、范伯群、曾華鵬、陳思和）

“成為一個自覺的人”

“大學生活對我來說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環，沒有大學生活，我后來的一切便都沒有了，它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陳思和說，在復旦讀書時最幸運的事情，便是遇見了賈植芳先生。在他眼里，賈植芳先生不僅是他學業上的導師，更是他人生的導師。

在陳思和的印象里，賈先生在“文革”甚至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受苦。1952年院系調整，賈先生被調到復旦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1955年他受到胡風案的牽連被捕，并被宣判了十年有期徒刑，1965年出獄后放回學校監督勞動，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文革”結束，他從強迫勞動的印刷廠回到中文系資料室，雖然同樣是勞動，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

盡管當時的身份還不是老師，但賈先生依舊樂于給同學們一些指導。陳思和與他的第一次接觸，還是賈先生主動。

那時陳思和和同學李輝每天都要去資料室讀書，時間一久，老先生便注意到了他們兩個，并指點他們現在所讀的書對他們的研究是否有所進益，并時不時推薦一些好書。

著名作家李輝也很感念這段相遇。

“晚幾個月也許就碰不到他了，因為他（平反了）要帶青年教師做事情。”李輝一度覺得，“他好像受難的20多年，就為了等到我們兩個人。而我執著地要到上海來，想看看新世界，實際上就是為了看他。”李輝說。

后來賈先生帶領中文系教師主編巴金研究資料集，缺少外文翻譯人員，便找了當時正在研究巴金著作的陳思和和李輝幫他翻譯文章。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陳思和見識到了那些和國內大相徑庭的外文研究，研究思路也由此打開，和賈先生也因此熟悉起來。

與賈先生相熟后，陳思和和李輝在圖書館關門之后，經常會到賈先生家里去，三個人喝喝小酒，吃點小菜，天南地北地聊著，直到凌晨一兩點才會想到要回學校。也正是每晚的思想碰撞，讓陳思和慢慢地認識到了現代文學的魅力。陳思和曾說：“是賈先生帶領我走進了現代文學領域的大門。”

賈先生經歷過四次入獄的人生起伏，卻性格開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輩子，令陳思和十分欣賞。賈先生為人正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時，也依舊在大是大非面前遵守自己的原則，他經常說：“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寫端正了。”

“我這一輩子走的路，就是我自己會引導自己，怎么樣去做一個最合理、合格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自覺的貢獻的人。”陳思和說，自己能成長為今天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就是來自于賈先生的影響。

文學批評之路的源起

1978年8月，陳思和的同班同學盧新華寫了一篇小說《傷痕》，控訴了“文革”帶給青年人的心靈創傷。小說寫出來之后，便張貼在了學校四號樓的墻壁上，引發了熱烈廣泛的討論。

中文系為此專門召開了討論會，許多老師也參與進來，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對。“他們當時的思想還比較‘左’，認為小說寫得太悲觀了，污蔑社會主義。”陳思和自然是站到了支持盧新華的這一方。

后來，有人將小說投遞到《文匯報》，并于當年8月11日發表，通俗的小說語言和新聞媒體強大的影響力，使得文章一經發表就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并間接掀起了整個社會對“文革”的反思和討論。

在陳思和看來，《傷痕》得以面世，得益于在其發表前3個月就開始的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逐步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如果不是時代發生了轉變，《傷痕》肯定是發表不出去的。”陳思和說。

陳思和和盧新華的關系很好，他們不僅是同班同學，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傷痕》發表后，陳思和也寫了一篇評論性文章，肯定了《傷痕》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并試著將其寄給《文匯報》。

陳思和還記得，當時《文匯報》文藝版編輯褚鈺泉看到這篇文章，在《傷痕》發表的第二周就組了一個版面的爭鳴文章，將他的文章作為支持意見發表在頭條。“那時我很興奮，似乎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定了走文學評論的道路。”

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中，陳思和與文學創作緊密聯系，文學評論也成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這么多年來，陳思和的批評觀絲毫沒有發生改變，“評論家并沒有天賦的特殊的批評權利，評價家與作家應該是攜手與共、并肩站在這個世界面前發表自己的看法；作家創造了藝術形象來表達自己，而評論家是借助作家的藝術形象進行理論的再創造，同樣是為了表達自己。”陳思和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就像大道兩旁的樹，“它們之間各有規律，各成體系，不是對立的、依附的，一方為另一方服務的，而是謀求一種互為感應、聲氣相求的關系。”

回首當年的“傷痕文學”，無疑帶著深厚的“文革”烙印，也印證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和與其所在的時代是緊密相連的。陳思和說，“當下的文學創作與時俱進，迅速反映社會生活的各種矛盾與沖突，喚起人們對生活的思考，這是現實主義文學最有魅力的地方。”

但同時，他也認為，“文學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它還是一種精神的派生物。精神有時候和時代是脫節的，因而藝術有時候會超越一般讀者的要求，這也是要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還有更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