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周年。6月10日，“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轉型”學術工作坊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次工作坊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團隊聯合主辦，工作坊召集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周武研究員表示，“商務印書館是一座豐碑，希望以這次工作坊向它致敬。”

與會者包括華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王家范，張元濟之孫、上海文史館館員張人鳳，巴德學院歷史系教授高哲一，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教授魏定熙，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范軍，武漢大學教授吳永貴，商務印書館百年資源部主任張稷等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為期一天的工作坊議程緊密，分“商務印書館與跨區域文化網絡的構建”、“商務印書館與現代中國的知識生產”、“文化工業與商務人的生活世界”三個議題，先后有17位學者分享了他們對商務印書館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層面拓寬了商務印書館的研究邊界。澎湃新聞選取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飛仙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李志茗的報告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與會者合影

商務印書館與金恩公司的版權官司及前緣后續

王飛仙的報告題目是《化敵為友：由商務印書館與金恩公司的交流看跨區域網絡的形成》。她首先梳理了1911年初美國金恩公司(Ginn & Co.) 控告商務印書館侵犯版權案及其歷史背景。

晚清時期，中國學習西方，出現大量新式學堂和學生，對新式教科書的需求很大。但是晚清的書商沒有能力在短時期內編寫這么多新式教科書，所以大多采取翻印外國教科書的方式。商務印書館在這一時期翻印了上百種外國教科書，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給當時急需教科書的中國學生，獲利頗豐。

新興的教科書市場對外國出版商來說也極具吸引力，特別是當時正在進行國際化擴張的大型出版社。美國金恩公司成立于1867年，1900年左右開始向拉丁美洲和菲律賓銷售教科書。他們雖然對中國市場饒有興趣，但由于缺乏了解，一直未敢做進入中國的嘗試。當他們知道自己的教科書被商務印書館盜版翻印之后，再次看到了教科書在中國市場的價值，但又擔心如果進入中國市場，他們的版權得不到保護，難以贏利。

1911年初，金恩公司控告商務印書館翻譯的V.P.N. Myers著General History（《邁爾氏通史》）侵犯其版權，這是歷史上中美兩國第一起關于版權的訴訟案件。此案很快引起上海商界的注意，上海書業公會、美國出版家協會，以及雙方政府都嘗試介入這起官司，因為這不僅是一本書的版權問題，也關系到晚清教育改革以來的教科書市場的利益分配問題。

當時，國際上關于版權保護的通用條約為《伯恩公約》，但是大清和美國都不是這個公約組織的成員，所以唯一適用的就是1903年《中美續修通商行船條約》第十一條——關于版權保護的條款。但是此條款有一個非常致命的漏洞，它只保護專為中國人編輯書籍的版權，就是說為其他地方讀者所寫的書不在這個條約的保護之內。所以，根據此條款中國出版社可以任意翻印非專門寫給中國人的圖書而不被處罰。

商務印書館翻印的金恩公司的這本《邁爾士通史》，是寫給美國高中生的歷史書，所以它并不受條約保護，故最終判定商務印書館不違法。關于該案，王飛仙指出，以往的研究以外務部檔案和當時英文報紙為主，視此次勝訴為中國近代外交史、商業史上的罕見勝利，并無后續研究。但是結合張元濟日記、美國國務院檔案和金恩公司總經理George Plimpton個人及其家族檔案等材料，她認為這個官司只是雙方斗法的一個回合，此事件前緣后續同樣值得深入探究。

王飛仙介紹，在這起官司之前，兩家公司已經“相看兩討厭”。1908年，雙方即有了初次接觸，商務印書館提出代理金恩公司教科書，但金恩公司開出的條件十分苛刻，雙方沒有談妥，于是商務印書館就開始直接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書。

到1910年，商務印書館翻印教科書引起了金恩公司的注意，金恩公司的總經理Plimpton表示，如果商務不停止翻印行為，他們就到中國來開分店。是年，張元濟游歷歐美，經過紐約的時候，特意去拜訪了Plimpton，這是二人的初次接觸。

張元濟本人其實對翻印歐美教科書的行為非常反感，他認為商務印書館應該起到保護版權的示范作用，但當他代表公司去談判的時候，還是以商務印書館的權益為先。他告訴Plimpton，律師已經研究過了，1903年的條約對商務印書館有利，不懼怕金恩公司的訴訟。他還告訴Plimpton，金恩公司在中國開分店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在中國并沒有必需的人際關系和銷售網絡，不足以和商務印書館競爭。若要商務停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商務印書館做金恩公司在中國的全權代理。然而金恩公司不同意，所以才有了1911年的訴訟官司。

通過訴訟，金恩公司獲得了很多關于中國市場的信息，決心在中國發展。透過聯絡教會學校和與YMCA有關連的老師，他們也形成了一個自己的郵購銷售網絡。到1910年代末期，這個網絡已有了300個客戶，但和商務的銷售網絡仍無法相比，因為金恩公司無法真正打入中國市場。商務印書館持續翻印他們的教科書，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1920年，金恩公司估算，商務印書館靠翻印他們公司的書，已累計贏利15萬美金，這大約是他們在中國營業額的一半，如果金恩公司想在中國市場更進一步，就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反觀商務印書館。在經過跟金恩公司的互動后，商務印書館在歐美出版界變得非常有名，被認為是一個有條約保護的、合法的“盜版商”。在訴訟官司結束不久，夏瑞芳作出指示，商務印書館與外國圖書公司交涉的時候，如果外國書商不同意商務開出的條件，那么就翻譯對方最暢銷的書，以此來逼迫對方就范。這個策略雖然有點“流氓”，卻非常管用。王飛仙認為，這也是夏瑞芳了不起的商業手段之一。

但是到了1917年左右，商務印書館開始注意到他們在國外的名聲很不好，一些紙張供應商以及小型出版社拒絕和他們合作。張元濟知道后開始改變策略：如果國外出版社提出條件，那么商務可以放棄翻印，來換取合理的代理條約。

1920年，George Plimpton帶全家來上海，一個目的是代表美國基督教團體，用十萬美金投資他們認為有前途的政治人物，來推動中國的統一；另一個目的就是和商務印書館談判。

Plimpton一家剛到上海，張元濟就開車去接他們，在上海觀光、吃飯、逛古董店，張元濟還引薦傅增湘給Plimpton認識，因為Plimpton本身也是藏書家，他后來從傅增湘那里購買了幾本古籍。張元濟還帶Plimpton一家去參觀上海印書館的總部，派員工24小時陪同。不管Plimpton去哪里，商務印書館分店的人都會去火車站接他們、招待他們。

這使得他了解到了商務印書館的實力、網絡以及誠意，經過數次磋商，雙方終于達成共識，商務印書館停止翻譯金恩公司的教科書，金恩公司則給出他們能夠給出的最好代理條件。

兩家公司從此化敵為友，雙方編輯部此后開始往來，商務印書館還派了一個年輕的經理去金恩公司總部學習美式的管理方法，他回國后出版了中國第一本關于企業管理的書籍。金恩公司自此解決了在中國發展最大的問題，得到了有力的伙伴，達成了雙贏的局面。

“這個例子是商務印書館與其他國外大型出版機構接洽的一個縮影，再結合其他商務與國外大型出版社商談的例子，我們就能看到商務印書館的跨國網絡是如何形成的。”王飛仙最后總結道。

工作坊現場

商務印書館與《四庫全書》的因緣

李志茗的報告題目是《商務印書館與<四庫全書>的因緣》。從1912年至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僅叢書就有53種，包含子目8992種，另有《說郛》100卷及《續藏經》7140冊，可以說古籍出版在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庫全書》原本有七套，因戰爭焚毀等原因，僅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三套完整地保存下來，另一套文瀾閣系經多次補抄得以幸存。其中完整的兩套文淵閣和文津閣《四庫全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報告中，李志茗詳細介紹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曲折歷程，并糾正了一些論著中的不實之處。

商務印書館最早有影印《四庫全書》的想法是在1917年。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張元濟聽說上海的猶太籍富豪哈同有意出資印制《四庫全書》，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他覺得此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做，便函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請求借京師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影印，但很快被駁回。張元濟退而求其次，希望與哈同合作，但仍然無果。京師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為文津閣本，這是第一次影印的失敗。

第二次發端于北洋政府。1919年，梁啟超、葉恭綽等向大總統徐世昌建議影印《四庫全書》，得到其同意，并命朱啟鈐、葉恭綽負責此事。許多論著都說是他們二人擬請商務印書館承辦，但李志茗認為，其實是張元濟主動去接洽此事的。當時葉恭綽擬印300部，委托張元濟估價。張元濟請鮑咸昌估價，估單顯示約花費70萬元，為期19年。張元濟問印出能否賺錢，答曰可以。于是，張元濟決定請傅增湘代攬承印《四庫全書》業務，擬以五厘為酬。隨后，張元濟托人轉交葉恭綽影印《四庫全書》樣紙及估價單等，請葉逐條注明寄還。過了20天，葉恭綽并未寄還，張元濟還請人去催。

1920年9月底10月初，張元濟與同仁詳算《四庫全書》印刷成本，并多次討論影印《四庫全書》事宜。他主張采取消極辦法，一方面請政府預先墊款，另一方面發售預約券，賣出若干后再行開印，以由政府負責盈虧、商務印書館代為承辦最佳。為了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張元濟決定進京與朱啟鈐、葉恭綽面議。他先與葉恭綽談，未談攏；又與朱啟鈐談，意見仍然不一致。結果第二次影印也流產了。

第三次來自商務印書館內部。一般都說此次舊事重提緣起于1924年張元濟決定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以慶祝商務印書館館慶30周年。但是根據《鄭孝胥日記》等材料，李志茗認為，1923年鄭孝胥等就在討論出版《四庫全書》的問題，鄭孝胥是發起人之一，而且極力促成此事。之前商務欲影印的都是文津閣《四庫全書》，而這次“商借文淵閣本”靠的是鄭孝胥的關系，此為商務首次與文淵閣《四庫全書》結緣。

這套書收藏在紫禁城中，由清朝皇室保管，但已不再是其私產，歸民國公有，因此商借該書除了要征得皇室的同意，還需得到北洋政府的許可。鄭孝胥認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應由皇室發起，已向溥儀提過建議，又親自與紹英打招呼，所以皇室這邊沒有問題，只要北洋政府批準即可。但政府方面，須由商務印書館自行交涉，并“請保護并專車運送”，確保安全。

商務印書館獲知這一信息后，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請，并得到北洋政府批準，交通部也派出專車。當文淵閣《四庫全書》打包裝箱進行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時候，曹錕的心腹李彥青向商務印書館索賄6萬元未果，乃以總統府名義阻止起運，以至功虧一簣。事后，張元濟、鄭孝胥都努力想辦法挽回，但均無功而返。第三次就此胎死腹中。

第四次仍與北洋政府有關，系來自段祺瑞臨時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司法兼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動議。1925年6月10日，葉恭綽致電張元濟：“京津同人頗主乘時重提印著《四庫全書》事。機不可失，務望指定一人來商種切，并希賜復。”因為有上述三次與政府打交道失敗的經歷成立，張元濟很謹慎，經多次電報往來確認后，商務印書館終于派李宣龔于8月17日赴京，商談印制《四庫全書》問題。

經多次交涉，最終確定了影印方案：政府撥款30萬元，影印特種30部；商務自籌資金影印甲、乙兩種。所謂特種是原書大小的九開本，用于贈送各國，宣傳東方文化；甲、乙兩種均為縮印，用四開本，紙張、售價也一樣，只是封面裝幀不同。

9月24日，段祺瑞臨時政府內閣通過與商務印書館簽訂的影印《四庫全書》合同，并于次日頒布命令，準將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滬交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則撥給京師圖書館收藏，以供閱覽。 該命令還全文刊載在《時報》上。

10月12日，商務印書館與教育部正式簽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合同。20日全書裝箱完畢待運，然而就在此時，浙奉戰爭爆發，陸路交通中斷。張元濟立即致電李宣龔，建議走海運，否則可能無運書之望。但李宣龔擔心海運無準期，書箱拋擲路上危險，決定緩運。

遷延至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臺，葉恭綽、章士釗也相繼離職，新政府不僅不管不顧，還指責商務不肯趕緊運印。于是這次影印又功敗垂成。

至此，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四次嘗試皆以失敗告終，直到1933年才出現轉機。

李志茗接著介紹道，1933年日軍占領熱河，華北局勢緊張，故宮古物南遷，文淵閣《四庫全書》也隨之轉運至上海。為避免《四庫全書》遭到浩劫，影印之議又起。鑒于十幾年來，全部影印屢遭失敗，所以很多學者主張采用易于操作且見效快的選印方式。

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尋求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時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奉命辦理，他持其叔叔蔣百里的親筆信來找張元濟，可張元濟對選印并無興趣，請他與總經理王云五商量。王云五知道此事商務印書館努力多年都未能做成，現在機會難得，應該抓住，雖然當時商務也面臨許多困難，但他仍然下定決心與蔣復璁商定合同。

政府有誠意，合同也簽了，《四庫》書已在上海，直接付印即可。沒想到仍有波折，影印《四庫全書》引發了很多爭議，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書的所有權之爭，故宮認為文淵閣本《四庫》原屬其所管，教育部撇開它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侵犯其權益；二是庫本與善本之爭，有不少學者認為庫本被篡改甚多，應以善本代替庫本；三是選目之爭，到底哪些是珍本，哪些應該選印，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論辯激烈；四是有無出版必要之爭，有學者認為《四庫全書》價值有限，也不符合現今國情，殊無用處，不值得出版。

盡管張元濟自稱“甚無意于”這次四庫選印，置身事外，交給王云五辦理，但面對各種反對或質疑的輿論聲浪，他毫不猶豫，挺身而出，以其聲望和影響力釋疑解惑，平息事態，減少阻力。

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都堅持選印庫本，不過他們也考慮了學界的主張，請了很多專家來討論選目，編定《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目錄確定后，即著手影印工作。從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分四期陸續出齊，共計231種，分裝1960冊。

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愿望，歷時18年，遭遇四次挫敗，終于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正如張元濟所言：“《四庫》不能全印，誠屬憾事，然能印未刊之本，慰情究為聊勝。”盡管印前存在各種非議，但印后廣受歡迎，反響強烈，商務印書館本擬再接再厲，續印二集，因全面抗戰爆發而中斷。

此外，李志茗還對臺灣和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在1949年后影印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工作做了梳理。最后，他還談及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引發的“四庫出版熱”，“有的受利益驅動，草率上馬，做法又不專業，不僅貽笑大方，也不受市場待見。因此，影印四庫要慎之又慎，既應吸取前人之長，又須有自己的創新和貢獻，不能盲目跟風，粗制濫造，重復出版，造成不必要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