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晚，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懷印先生應邀在武漢大學作了一場題為《世界史視野下的清朝國家》的講座。講座中，他從世界史的視野探討清朝國家的性質問題，并提出清朝國家是“早期近代疆域國家”的觀點。現將此次講座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講座中的李懷印教授

世界史視野下的“國家形成”問題

李懷印首先解釋“為什么要用世界史的視角研究清朝國家”這一問題。他指出，中國的大學設有“世界史”專業，而美國大學卻不曾設置。究其原因，國外大學歷史系實際上就是世界史系，他們的歷史研究實際上都是從世界史視角出發的。

接著，他回顧了歐美學者的中國史研究歷程。二戰以前，歐美學者所談的世界史實際上是歐洲史，其歷史研究以西方為中心，亞洲、非洲等地區則被當作西方人擴張、殖民的場所，構成所謂“白種人的負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歐美學者的原有理論受到沖擊，但西方中心主義的實質未變。

李懷印教授以“現代化理論”為例，該理論認為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和專制統治走向工業社會和民主國家的歷史。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費正清提出了“沖擊——反應”理論來解釋中國近現代史，即西方的影響主導近代中國歷史，對中國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形成沖擊，而中國的近代變革只是一個回應的過程。除此之外，還有少數學者用“帝國主義理論”來解釋中國近現代史，強調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破壞性作用。李懷印強調，這兩種理論均突破了民族國家的范圍，都是從跨國的角度觀察中國近現代史，而沒有局限于中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以后，柯文出版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提出“中國中心論”，即從中國內部觀察中國近現代史。這種觀點產生很大影響，學者們紛紛將研究范圍集中在中國的一個省、一個縣甚至更小的地域范圍，研究主題則集中在宗族、村社、縣政之類較為細小的方面。李懷印認為，這種觀點使歐美學者在研究中國史時拋卻了世界史的視角，僅從中國內部觀察中國，其歷史研究也局限于小范圍、小問題，存在所謂“碎片化”現象，一如中國史學界近來的趨勢，很少有人再去研究宏觀的議題。

近十年以來，國外尤其美國的歷史研究又發生新的變化，很多學者重新使用世界史或者跨國史的視野來觀察中國近現代史，并開始關注宏觀議題。李懷印認為，這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有關，而且這種變化趨勢以后會成為主流。

怎樣理解清朝國家

李懷印指出，歐美學者研究國家形成問題有兩種范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歐美學者用“現代化理論”解釋國家形成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學者們認為“現代化理論”太過簡單化，并不符合每個國家的歷史實際，包括歐洲國家本身，于是就有了對早期近代歐洲國家形成的研究，其中Charles Tilly的研究最具影響力。Charles Tilly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早期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并認為國家形成最重要的驅動力是戰爭。戰爭會引起稅制的變化，進而引起整個國家制度的變化。后來學者們普遍用“財政軍事國家”來稱呼早期近代歐洲國家。而研究近代世界范圍的國家形成問題，最具影響力的范式則是“帝國”與“民族國家”二分，即現代國家形成都是從帝國過渡到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就是歐美學者研究國家形成問題的兩種基本范式。

很多歐美學者將這兩種范式套用在中國的國家形成問題上，并認為發生在早期近代歐洲的歷史現象也發生在清朝，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也同樣可以適用于現代中國國家的形成。對此李懷印評價道，認識中國的歷史需要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歷史，但如果照搬其他國家歷史的概念來解釋中國歷史則不妥當。

他列舉了三位新清史學者的觀點。如羅友枝認為清朝的國家形成“已經具備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早期歐洲史上所出現的早期近代各種特征”。濮培德認為清代國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穩定的、統一的‘東方帝國’，而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國家結構，從事戰爭動員和領土擴張”，并且此一帝國“并沒有與歐洲分道揚鑣”。李懷印指出這兩位學者都試圖證明清朝國家與早期近代歐洲基本相似。Crossley認為清朝在意識形態上建構了一個由滿人、蒙古人、藏人、維吾爾人和漢人所組成的“普世帝國”，漢人的“中國”在此意識形態中僅構成“帝國之一省”。李懷印評價說Crossley與前兩位學者不同，其試圖說明清朝國家與一般的帝國相同。

李懷印認為這些學者的觀點值得探討，但并非全無道理。他展示了清王朝的擴張地圖和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地圖，并解釋道，從表面上看，清朝國家的擴張過程與奧斯曼帝國擴張過程的確極為相似。但是在奧斯曼帝國后期，帝國逐漸崩潰、分裂，進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而清朝國家并沒有崩潰、分裂，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疆域進入中華民國，這是獨一無二的。

他接著說道，如果盲目地接受從“帝國”到“民族國家”這樣一種研究范式，并將之套用于中國國家形成的話，那么今天中國國家的歷史合法性也會遭到質疑。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李懷印指出至今西方仍有許多學者在界定“中國”的范圍時，仍然沿用過去的China proper這一概念，即僅僅限于內地漢人所居之地。李懷印總結道，新清史學者試圖將清朝國家的形成等同于早期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或者將清朝國家看作是一個與奧斯曼帝國相同的帝國。這種看法雖具啟發意義，但是過于簡單化了。

幾個關鍵問題

李懷印指出，若要認清清朝國家的性質，需先解決幾個關鍵問題。第一是清王朝擴張的動機問題。在世界歷史上，帝國擴張的動機有二：一是財富，二是宗教。清朝國家的第一次擴張，即從關外進入關內并控制明王朝的統治區域，的確是為了財富。到十七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國家控制了內地十八省，華夏地域人口所提供的財富足以滿足其財政需求，此時清朝國家已經失去擴張的動機。所以從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清王朝并沒有任何的擴張行動。

但是十七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清王朝又開始第二次擴張。先將外蒙古納入版圖，隨后控制西藏，最后控制新疆。李懷印指出，清王朝這一次擴張既不是因為財富也不是因為宗教，而是因為準噶爾侵入漠北、漠南蒙古，威脅到京師安全。因為內蒙古、東北是清王朝的后院，是其征服控制中原地帶的根本，準噶爾入侵內蒙古的行動對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所以清王朝不得不采取擴張行動，這其實是一種防御手段。清王朝的第二次擴張并非是因為外蒙古、西藏、新疆的財富，另外清王朝的擴張從來都不是為了弘揚某個宗教，所以清王朝的擴張與一般帝國的擴張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是清王朝擴張的機制和限度問題。李懷印梳理了清代皇帝對準噶爾地區的態度，發現康熙、雍正、乾隆其實一直都想解決準噶爾的威脅，以此消除清王朝的隱憂，但是康熙、雍正、乾隆的說辭卻不一樣。康熙評價準噶爾“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雍正與康熙觀點相同，但是他后來也認為“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實為眾蒙古之巨害，且恐為國家之隱憂”。乾隆則明確表示要剿滅準噶爾。

為什么三位皇帝的說辭會不一樣呢？李懷印認為這與清王朝的擴張機制有關。他展示了一張“清朝財政收支與軍費支出表”，并解釋道，清朝財政盈余具有周期性特征，可以將之劃為五個周期。每當財政盈余上升到一個高峰的時候，清王朝就開始一次遠征行動，用兵耗費了大量盈余，曲線就開始下降，戰事結束之后中央盈余又開始上升。所以，康熙之所以表示對準噶爾不感興趣，是因為當時財政盈余不足。到乾隆時財政盈余充足，所以乾隆敢于公開表達吞并準噶爾的愿望。

清朝的財政情況

從中可以看出，對待邊疆地區的隱患，清王朝只動用戶部的盈余來解決，而不會增加百姓的田稅負擔。而一旦發生內亂，清王朝采取的策略就與邊疆不同。比如，為了平息三藩之亂，清王朝實行了增加賦稅的政策。在田賦方面，東南地區的田稅增加了百分之幾十。鹽稅也有所增加，最多的時候達到百分之三十九。另外還開征房稅、契稅。與此同時，官員的工資減也少了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清王朝之所以會采取這些增稅措施，是因為其根本利益受到了實質性威脅，所以必須要采取行動。而對于邊患，清王朝卻從未采取增稅的措施。從中可以看出，邊疆和內地對于清王朝來說是有輕重之別的。李懷印指出，很多新清史的學者認為清王朝對待邊疆和內地是一視同仁的，并認為清朝國家是一個“普世帝國”。通過對戰爭中國家賦稅政策的觀察，可以證明這種說法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清王朝的治理方式和特征問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事務無非是戰爭和征稅。新清史學者認為清朝國家與早期近代歐洲國家相似，那么就有必要將二者從地緣、財政、軍事各方面加以比較。在軍隊方面，兩者都有常備軍，但是中國早在秦漢時就已經有大規模的常備軍，而歐洲直到十六世紀之前基本都以雇傭軍為主。在稅制方面，清朝國家與早期近代歐洲國家的差別更大。歐洲國家為了生存，極力維持、擴大軍隊規模，因此其財政是擴張性的，百姓賦稅負擔十分沉重。而清朝則與之不同，土地稅率非常之低，百姓田賦與土地的產出相比，基本上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的賦稅負擔與當時的經濟總產值相比，也只占百分之三、四。因此李懷印指出清王朝跟早期近代歐洲國家大體相似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李懷印還認為清王朝的統治其實是穩定而又脆弱的。與四分五裂的奧斯曼帝國相比，清王朝的疆域格局基本未變，體現了其穩定性；但是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獨立又體現了其脆弱。清王朝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其財政保持著“低水平的均衡”，即開支與供給大體上相等，供給稍稍高于開支。而維持這種“低水平的均衡”，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是清朝的地緣主導地位必須得到維持，即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對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構成致命性威脅；第二是適度的人口規模，因為人口膨脹之后會將經濟盈余消耗殆盡，這會威脅到國家的稅收，而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后，中國人口壓力極大增加；第三是物價的穩定，十八世紀后期，鴉片貿易造成中國白銀外流，銀價上漲，減弱了百姓的納稅能力。

清朝國家的性質

李懷印指出，新清史學者認為清王朝不是華夏王朝，這種看法遭到了國內很多學者的反對，但是學者們反駁的主要依據是清王朝繼承了明朝的制度，并且在語言等方面已經漢化，所以它是華夏王朝。李懷印認為這種反駁說服力還不夠，應該從地緣戰略、治理的方式、內地漢人居住地區對清王朝在財源方面的重要性等方面加以論證。

此外，把清王朝與早期近代歐洲的財政軍事國家簡單加以掛鉤，或者把清王朝與其他帝國簡單加以比附，從而認為清王朝也是一個帝國的做法同樣值得商榷。李懷印認為，清朝國家并不是帝國，因為清王朝的擴張既不是因為財富也不是因為宗教，而是為了防御。這種擴張不是進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或預防性的，所以一般帝國沒有固定的邊疆，而清王朝卻有固定的疆域。

綜上，李懷印總結道，清王朝其實是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清王朝不是一個軍事征服帝國，也不屬于當時正在形成的主權國家體系的成員之一，但是清王朝與周邊國家的疆界分明，其內部具有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并且擁有一定數量的常備軍，的確具備早期近代國家的若干特征，所以稱之為“早期近代疆域國家”是比較合適的。

李懷印著《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

（本文已經李懷印教授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