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關于“老人變壞了”的討論一下又多了起來。起因是一段視頻，在河南省洛陽市王城公園籃球場，打籃球的年輕人和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因為場地問題發生矛盾，由言語沖突發展成為肢體沖突。小伙子被老人們圍堵在一片圍墻前進行毆打，被打幾秒后小伙子開始還擊，現場沖突激烈。這段視頻被網友貼上了“老年人PK年輕人”的標簽，迅速走紅網絡，并引起了輿論的廣泛討論。就目前看來，輿論普遍站在年輕人一方，網友認為，籃球場的首要功能是用來打籃球，而不是用來跳廣場舞的；二是，從曝光的視頻中可見，是幾名老人先動的手，年輕人最后才“無奈”反擊。于是，這起沖突再次成為對老人的群嘲大會，關于老人失德的各種新聞和段子再次被扒出，“老人變壞了”的聲音再一次成為輿論主流。

可如果我們認真了解此次沖突的前因后果，就會發現，它并不是“老年人PK年輕人”這么簡單。打籃球的不僅有年輕人，也有好幾個中年人/老人，當年輕人與幾個老年人在爭吵時，雙方都有人在勸架。因此，“籃球場之爭”的本質并不是老年人欺負年輕人的代際之爭，它折射的其實是城市公共空間的利益之爭，它反映出的深層次問題是城市公共空間的不足，只不過參與吵架的剛好是一個年輕人和一群老人。那為何每一次社會新聞中的主人公的身份是“老人”，我們就會傾向于忽視事件的完整面貌，而直接導向“老人變壞了”的結論？這種輿論風向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被標簽化的老人

首要原因是，老人已經被標簽化了。

什么是標簽化？簡單地說，就是把一個人歸類為出身、職業、身份等某一類，而不是把他視為具體的一個人；或者說是把一類人附屬上某種特定的感情色彩。比如現在很多人一想到“富二代”，就認為人家不學無術；一想到醫生，就是收紅包；一想到窗口單位，就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

老人在輿論中的形象也漸漸被標簽化了。一提起中國大媽，我們自動關聯的典型新聞就是海外瘋狂掃貨團、機場曬內衣、廣場舞、大嗓門、闖紅燈，貼在中國大媽身上的標簽就是“人傻錢多、不守秩序、欠缺文明、貪小便宜”。某門戶網站做的一個調查“一聽到‘中國大媽’四個字，你是什么樣的印象？”，參與的4萬多名網友，77%的人選擇了“負面”。相較于中國大媽，中國大爺在網絡中出現的頻率稍低，可一旦出現也是負面新聞纏身。諸如老人公交車上跟姑娘搶座坐姑娘腿上、老人浴場專撞女子胸部、老人在地鐵里掌摑年輕女子……網絡中的中國大爺永遠一副色瞇瞇、欲求不滿的猥瑣模樣。

人們之所以樂于貼標簽，首先是憤怒情緒的表達。許多群體被貼上的標簽，情感色彩都是偏向負面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群體的某些作為不受民眾歡迎或者說讓民眾非常反感，但民眾一時半會又拿他們沒辦法，這時給他們貼上一個負面的標簽，既是一種警示，也像是“弱者的反抗”。

但標簽化，反映的更是思維的懶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就寫道，“人們往往給過失者冠以諸如‘瘋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稱來解釋他們的令人不愉快的行為，從而把他們從‘好’人中排除出去。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必為其行為煩惱了，因為它和好人無關。”標簽化省卻了邏輯論證的過程，直接預設了立場、傳遞了結論，“它容易使我們對產生不愉快行為的情境壓力無動于衷，而且會導致我們用一種極其簡單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就比如“籃球場之爭”，很多人以一句“老人變壞了，我們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勸年輕人退讓一步，仿佛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可實際上，沖突的根源并沒有得到解決。老年人和年輕人的群體敵視仍然存在，并且，被商業浪潮不斷蠶食而越發稀缺的公共空間，必然還會產生類似的權益爭奪沖突。

再則，不少媒體在標簽化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不少新媒體小編，深諳受眾的心理，為了點擊率百般迎合受眾的期待和情緒，善于利用標簽化進行種種炒作。就比如明明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新聞，貼上“老人PK年輕人”的標簽，一下子就變成了兩個群體的斗爭。“籃球場之爭”新聞發生之時，武漢天河機場國際航站樓也發生了一起晚到旅客情緒失控，沖進工作區域掌摑機場地服公司值機員的事件。因為這名旅客是一名女博士，所以媒體報道時紛紛以“女博士誤機打人”為題進行報道，重點突出“女博士”的身份，同樣是以貼標簽的形式，從某個個體延伸到某個群體，以擴大反響。

話語權之爭

每一次輿論關于“老人變壞了”的討論，老人的聲音往往缺席了，如果你認真翻看微博底下的評論，就會發現幾乎都是年輕人在說話。“籃球場之爭”也一樣，媒體采訪中有多方的聲音，唯獨老人沒有接受采訪。老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被污名化，與他們在互聯網上的這種缺席有關。

根據2017年1月最近發布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30歲以下群體占整體網民的53.7%，但50歲以上的群體才占整體網民的9.4%，比例懸殊。另一個數據顯示，微博用戶呈現年輕化趨勢，30歲以下用戶占用戶總數的82%，40歲以上的用戶僅占用戶總數的6.3%。當信息平臺和輿論平臺被年輕人所主宰，他們在選擇新聞、解讀新聞、評判新聞時，不可避免地將帶入這一群體的視角，傾向于選擇符合自己認知框架、價值立場和利益訴求的聲音。在網絡世界中，誰的地位主導，誰的聲音便是主流和“正確”的，而缺席不僅意味著話語權的喪失，也意味著被定義、被標簽化。

網絡上關于“老人變壞”的討論，根本上是一次力量并不對等的輿論斗爭。辯論雙方一方人數眾多，控制著幾乎所有的麥克風；另一方則寥寥無幾，聲音微弱，甚至他們從來都不知道辯論的存在。老人們在輿論中敗下陣來，是意料之中的結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雖然老人在互聯網上敗下陣來，但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卻是掌握最多話語權的群體之一，尤其是針對他們的子女——子女們的另一個身份剛好是互聯網上的那些年輕人。中國式父母熱衷于干涉子女的學習、工作尤其是個人生活，從讀什么專業、什么時候談戀愛、找對象要找什么樣的、找工作要找什么樣的，乃至飲食起居等種種雞毛蒜皮的小事，許多老人都要以愛的名義“干涉”。年輕人苦不堪言，現實中卻囿于長幼有序或其他因素，他們對于老人的干涉無可奈何。網絡便成了他們的傾訴和發泄空間，于是豆瓣上的“父母皆禍害”小組匯聚了10多萬人，于是在老人失德的新聞中，年輕網友們不免投射了潛在的“弒父”“弒母”情結，憤憤地發出了“老人變壞了”的感慨。

從這個角度看，“老人變壞了”的論爭，折射的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老年人和年輕人在價值觀等方面難以調和的矛盾，最后演變成話語權之爭。現實生活中，老人的話語權占優，但到了網絡上，年輕人實現了逆轉和翻盤。表面上看是相互扯平，實際上只是在互相傷害。

怎么辦

雖然每一次輿論關于“老人變壞了”的討論總是轟轟烈烈，總能引起不少年輕人的強烈共鳴，但這種討論一多，不免給人一種滑稽之感。因為我們在互聯網上批評一群不怎么上網的人，就如同我們在一個人的背后一個勁地說他的壞話，他聽不到，也不懂得改進，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他還要接著管著你。這時，“老人變壞了”的喟嘆，即便污名化了老人，宣泄了內心中積壓的不滿，但更近于一種精神勝利法，對于問題的改善并不裨益，還一再浪費了寶貴的輿論資源。那究竟該怎么辦呢？

回顧下輿論幾次關于“老人變壞了”的討論，常常是圍繞著老人是否訛人，強制要求讓座，廣場舞擾民等事件。這些事件共同牽涉到的一個問題是，公共道德和公共素養。我們當然要呼吁老人們不要倚老賣老，要涵養公共意識；但我們也不應忽略了，公共道德和公共素養的背后，其實是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訛人，因為真的摔不起，占地盤，因為真的沒其他好地兒可以跳舞了。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整個社會能夠為老人提供更具保障、安全、友善的養老環境，自然也可以避免老人們為了爭搶資源而“不擇手段”。

至于老人們和年輕人的代際沖突，倒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畢竟兩代人的成長環境完全不同，一個是集體主義，一個是個人主義，一個“我是為你好”，一個是“我是我自己”。如同年輕人難以認同老人們的做法，老人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也讓他們很難糾正他們的錯誤做法。這個時候，耐心的溝通是唯一紓解之道。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與承諾》一書介紹了人類文化傳遞的三種模式。通俗地理解，第一種是由父及子、由前至后的“前喻文化”，第二種是無分長幼、相互學習的“并喻文化”，第三種是長輩需要反過來向幼輩學習取經的“后喻文化”。互聯網時代的今天，毫無疑問是一個“后喻文化”的時代，年輕人比老年人知道得更多，懂得更多，思想觀念也解放得多，老人們的許多觀念和做法都顯得落伍、陳舊和不合時宜。年輕人與其高高在上地嘲笑老人不開化，何不試著帶著老人一起進步？畢竟每個年輕人都經歷過“前喻文化”階段，不該到了“后喻文化”階段就顯得如此不耐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