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改行考古

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市成立文物清理小組，就是清點紅衛兵抄家的文物和古籍孑遺，但僅僅是清點和入冊，文革過后歸還原主，“但若你說東西短了，我們概不負責，因為很多都是紅衛兵給砸了或昧了，我們只是入冊和保管”，黃秀純道。當時文物商店和中國書店抽出主干力量成立這個清理小組，后來又組建了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其下設四隊：一隊是接待組；二隊是首都博物館籌備組；三隊是考古工作隊；四隊是落實政策組。

因為黃秀純在文物商店工作過，便被抽調到清理小組去北京各區清點文物。“有一次在順義裝運文物，我負責押車，工作之余我把車開出來‘過把癮’。我旁邊坐著復員軍人聶貴一，他也想玩一把，他說他會開坦克，于是我把汽車交給他，結果他一個拐彎把旁邊的拖拉機給撞了。我們不光得修理自己的車，還得去拖拉機廠修拖拉機。這是下午一點多鐘出的事，修理到三四點，修完了之后又拿噴漆噴好，我還囑咐修車師傅嘗試‘做舊’，不能讓領導給瞧出來。晚上回來已經十點多了，賈書玉一直等我們回來交車。當時天不早了，他沒檢查就讓我們回家了。第二天發現車被撞，問我這是誰干的？我說不是我，是聶貴一開車不小心撞的。他說：‘誰叫你給他的！不是你撞的，你也得負責。你還沒有學會開車呢，就先撞車，你別當司機了，你去上三隊吧。’”

這個三隊就是考古隊（北京文物工作隊的前身），當時毛主席有一句話叫“往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摻沙子”，“考古隊中像吳夢麟、馬希桂、齊心、趙迅等都是大學生，是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我則是文物商店的工人，這就是‘摻沙子’的典型。如此一來，我就是這么去搞考古的。”

剛進考古隊的黃秀純第一次“考古”的經歷便讓他刻骨銘心，當時某部隊在建筑施工中做了一個石灰池，可往里注水時，水不一會就沒了，有人說池子底下肯定有洞，說不定是一個墓葬。果不其然，當工人把池子揭開后，發現它的西南角有一個直徑三十厘米的大洞，水就是從這里滲下去的。隨后工人報告給考古隊，當時考古隊隊長張寧帶著黃秀純等到了現場，“因為我比較瘦，張寧就讓我下去一探究竟”，張寧借了把梯子和一盞油燈，“我就這么踉踉蹌蹌的下去了，因為我膽子比較小，又缺乏考古經驗，當我看見一個紅色的棺材出現在眼前，墓主的長發還在那飄蕩！可把我嚇得半死，我大叫一聲，手中的油燈也弄滅了，當時眼前一片漆黑。張寧大聲問我怎么了，我好不容易抓住梯子爬了上去，告訴他下面的恐怖場景。隨后他下去看了看，說是清代墓葬。發掘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座相當不錯的清代墓葬，只可惜被盜掘的很厲害。”

永遠的遺憾：被砸掉的元青花

此外，最讓黃秀純記憶深刻的就是元青花的發現，20世紀70年代初，廣大革命群眾積極響應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的號召。北京標準件四廠的工人在舊鼓樓大街豁口以西，明清北城墻墻基下挖磚取土，發現一處元青花窖藏。剛好有一個鐵路巡道工路過，就報告給考古隊，說在城墻地下發現幾件青花白地的瓷器。那個時候考古隊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產。”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是雷打不動的“天天讀”時間。“此時老燕京大學畢業的于杰先生，當時他被打成右派，不敢說話，只是小聲跟我說：‘小黃，城墻底下發現青花白地瓷器，不是元末就是明初的，因為這個北城墻是明永樂五年建造的。器物肯定要比城墻早，我們得去一趟。’我問考古隊長張寧能不能讓我們去一下現場，張寧請示了‘軍宣隊’負責人常凱。常凱是山東人，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你們這些挖墳頭兒的，一、三、五不抓革命，二、四、六拿啥促生產？！今天是星期一，誰也不許去，給我老老實實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第二天（星期二）我和于杰到現場，問工人：‘你們昨天發現的青花白地的瓷器呢？’工人說：‘昨天等你們一天，你們都沒來，那些瓷器讓我們“破四舊”給砸了’。“砸了！那瓷片呢？”工人順手一指：‘都扔土里了。’于杰聽了非常惋惜，而對兩座大土山，于先生說：‘小黃，咱們借個篩子篩，也得把瓷片撿回去。這么好的東西太可惜了。’于是我和于先生在二、四、六促生產期間，篩了三天。當時工人們還拿我們打趣，說我們是資產階級保皇派。”

這些瓷片中能看出來器形的有青花鳳首扁壺，青花盞托及小碗兩套，四件青花云龍紋大碗，四件云龍紋盤子，另外還有六件樞府窯白釉大碗，底部有八思巴文墨書，后來經于杰先生考證其是“章”或“張”字。“我們把這些瓷片帶回來往辦公室桌子一堆，我們三隊全體人員這回可有活干了。利用一、三、五讀‘毛選’的時間，粘對瓷片。你一片，我一片，因為不專業，所以粘對縫隙特別大。同事們戲稱這是二鳳的姐姐——大鳳（縫）。元青花鳳首扁壺就這樣粘對了一半，后由美工魏群用石膏修補而成。”

關于青花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早在1926年，山西吳姓的私塾先生，據說他從北京智化寺弄出來兩件元至正款青花象耳云龍紋盤口大瓶，拿到琉璃廠準備賣掉。古玩店的人見到這兩件青花瓷不承認它是元代的，又不像明代的，也不是清代的，所以琉璃廠一條街都不要。吳先生非常沮喪，就把這兩件青花大瓶帶到前門大街，往地上一放，在旁邊抽煙。這時候來了一位英國軍官，問他：“賣不賣？”他說：“賣！”而后伸出兩個手指頭，這個英國軍官便以兩塊大洋成交。第二年這位軍官回國，把這兩件青花象耳云龍紋大瓶捐給英國戴維德基金會東方藝術博物館。兩年后（1929），大英博物館研究陶瓷的學者霍布遜專門研究中國古陶瓷，他認為這就是元代的瓷器，之后他寫出《明以前的青花瓷》論文，并大聲疾呼：“中國陶瓷史以后將要由一個外國人來改寫。”一直到1953年，荷蘭一家拍賣公司又拍出兩件元青花葫蘆瓶。那時候我國的陶瓷研究專家還不認為世上有元代的青花瓷。“當時元青花沒有被重視的原因，就是以前沒有確切的出土地點和確切的層位依據”，黃秀純說。直到1976年元大都遺址出土元青花鳳首扁瓶以后，陶瓷研究泰斗馮先銘先生在1980年《文物》第4期雜志發表《有關青花起源的幾個問題》、趙光林先生在第8期發表《試探青花起源與特點》，才正式開啟了我國元青花的相關研究。

每當黃秀純談論起這幾件稀世遺珍，都會唏噓不已，好端端的窖藏給砸了。而談起窖藏，他認為，“就現在考古發現的元青花來看，幾乎都是窖藏，沒有墓葬出土的；此外它的原料用的是蘇麻離青，非常昂貴，非尋常人等能夠使用，想必它是皇室的玩物”。此外，青花瓷到元代大放異彩，無論工藝抑或題材都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雖然唐宋都發現了一些形似青花的器物或瓷片，但它們僅僅是為元青花做了鋪墊，而元代才是青花瓷大放異彩的時候。但有關青花瓷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留給后人的爭議也將持續下去。

退休之后的“鑒寶”生活

2005年榮休之后，黃秀純先生閑不住，他參加了央視舉辦的《鑒寶》等欄目，有時候也會受熟人之托參加各地舉辦的鑒寶活動，但當記者走進黃先生的家，卻發現其中并沒有琳瑯滿目的“古玩奇珍”，對于這點，黃先生有自己的見解：“我們干這一行的，得有自己的職業操守，你說我在慶云堂的時候，那時候東西多便宜呀，沒有撿漏吧。進了考古隊，更是要與文物收藏分開，干考古的你就不能去搞文物收藏，因為你說不清呀！我做《鑒寶》欄目，也遇到過不少奇葩的收藏者，為了抬高價格，不惜編造故事。有的說他爺爺是宮里的大官，我問他什么官，他竟說是太監！我反問他，你和你爸爸是怎么來的？！”

而對于收藏，黃先生有自己的心得，“很多人把收藏視為投資的一種手段，拿到一件文物，先問這個值多少錢，其實早已偏離了收藏的本質，收藏是出于興趣，而非營利為目的，像民國著名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為了買《平復貼》，不惜賣掉豪宅，又向我的師傅馬寶山借了兩條黃金，雖然有玩物喪志之舉，但解放后他無償將自己的國寶級藏品都悉數捐給國家，因此，他的傳奇經歷也往往被傳為佳話。可如今再無張伯駒，所以大家還是理性收藏為上策。”

退休之后的黃先生依舊筆耕不輟，臨走之時，黃先生還給記者透露了自己的寫作計劃，包括他對老北京的講述。他說這是他自己的心結：作為“摻沙子”才進入考古隊的他，對此一直耿耿于懷，但最好的補救辦法無非是在業務工作上取得驕人成績，令同行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