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純，北京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會員、中國古陶瓷協會理事、原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高級顧問、央視《鑒寶》專家團成員、《鑒寶》雜志學術顧問。

海柏胡同（原北海寺街）位于宣武門外大街東側，西起西茶食胡同，至方壺齋北口相交，東起北極巷，與香爐營相匯。明代為宣南坊，因胡同西口有一座遼時建造的北海寺而得名。1965年整頓街巷時改為海柏胡同。1945年，黃秀純就出生在這個胡同的8號院，8號院是一座典型的倒座門四合院，黃秀純還依稀記得那門樓上磚雕的花卉圖案。木門上原有一對獸面銜環銅輔首，1958年大煉鋼鐵時，在街道委員會的勸說下，黃父將其拆下捐獻給了國家，就連木門兩側的青石臥獅門墩，也沒有逃脫“破四舊”運動。

8號院有東、西、南、北四屋，南屋為正房，原是黃秀純祖父居住，后租給齊白石先生的至交——董立言一家居住。黃秀純一家住東房，兒時的黃秀純并不知曉董先生的名號，只記得董先生喜歡“春天放風箏，秋天斗蛐蛐”，他家里收藏有各式各樣的風箏，最大的風箏是高約兩米的硬翅膀沙燕，最小的有畫家曹克家親手畫的掌中小沙燕。董先生的床鋪下還碼著20余件上有“古燕子趙子玉”款識的澄漿泥蛐蛐罐。家中的墻上掛著齊白石先生為他們夫婦親筆畫的肖像和四條屏。董家經常門庭若市，喜歡湊熱鬧的黃秀純常找機會去串門，大人們當然不會介意一個頑皮的孩子，大人們聊天，他就在一旁支起耳朵聽，久而久之，竟熏陶了他對“古董”的特殊喜好。等黃秀純長大后才知道，那些董家的客人們里面，不乏像馬晉、曹克家、婁師白、蔣兆和先生等名家。

住在海柏胡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與素有“九市精華萃一衢”之稱的琉璃廠僅有幾街之隔，小時候的黃秀純沒事就喜歡去琉璃廠玩兒，他最喜歡趴在櫥窗的玻璃上朝里看，那時候的夢想就是將來能到這里工作。

與文物結緣

沒想到天遂人愿。1963年，在回民中學讀完初中的黃秀純便準備“為人民服務”了。當時學校里有就業安置辦公室，班里好多同學被安排到十三陵林場，林場對剛畢業的初中生吸引力巨大，因為工作和玩耍兩不誤。班里的同學也勸黃秀純去，但年紀偏大的黃秀純有自己的想法：“我才不為好玩去那兒呢，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我不去，我要找正經工作。”不久，學校就業安置辦公室發來“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干部培訓班”的錄取通知書。但這個“三商局”是搞副食的，學出來便成為“八大員”之一，什么是“八大員”？即副食品商店售貨員、售票員、理發員、保育員、郵遞員、炊事員、保潔員和服務員。“八大員”在社會上不受尊重，黃秀純心里犯嘀咕：“從三商局出來當個售貨員沒出息，不去也罷”，便背著父母把錄取通知書給撕了。

隨后，相當有主見的他跑到街道辦事處填了一份“無業求職表”。不久，便接到辦事處通知，說有五個企事業單位在招生，包括文化局、冶金局、曙光電子管廠、541印刷廠和染織廠。當時文化局辦了一個北京圖書印刷發行職業學校，這個學校里有古籍班、文物鑒定班、外文書店班、新華書店班和會計班。憑著打小兒的興趣，黃秀純自然報的是文物鑒定班。同年11月，北京圖書印刷發行職業學校文物鑒定班寄來錄取通知書。通知書上說，學員要在校學習一年，畢業后分到北京市文物商店。

當時這個班上一共有二十人，包括黃秀純未來的妻子——吳震榮老師（吳老師的父親是吳玉麟，原是清宮造辦處的玉匠，相傳能“以舌辨玉”），后來他才知道他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培養的首批文物事業接班人，當時講課老師可謂名家云集：啟功、徐邦達、李可染、郭味蕖、劉凌滄、徐震伯、傅大卣、黃靜涵、靳伯生和孫會元等行業內婦孺皆知的先生，涵蓋了金石、陶瓷、字畫等方面，就連學校，竟然都放在了孔廟！

因為文物鑒定得實踐出真知，上課學習大多以實踐為主，學員們經常去故宮陶瓷館、歷史博物館和北京市文物商店。老師們對著實物講各時期器物的鑒定要素。考試的時候除了理論知識外，還有實物目鑒的環節，即以殘碎的瓷片、銅器的器耳和殘玉飾件等為主。一般以10件一組，抽題考試，每件10分，60分及格。在如此高強度的訓練之下，學員們對文物鑒定有了初步認識。

畢業之后，黃秀純被分配到慶云堂碑帖門市部，這里主要經營碑帖、圖章、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慶云堂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機構？20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后，它隸屬于北京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有十一個分店，慶云堂乃其中之一，其他的如韻古齋、寶古齋、悅雅堂、萃珍齋、觀復齋、敦華齋、墨緣閣、韞玉齋、寶聚齋分別經營金石、字畫、陶瓷、古絲織品、玉器等等。

到了慶云堂后，要重新拜師，學習碑帖鑒定。碑帖鑒定由馬寶山和張彥生二位先生教授，此外，李文才先生教雜項，如圖章、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

在文物商店收文物

慶云堂的經營模式也很有意思，因為當時文物買賣只能國營，所以文物商店在全國可謂一家獨大，正所謂“蝎子拉屎，獨一份”，但是商店里的商品是需要不斷收購來補充的，外埠采購自然是少不了的環節，黃秀純和師傅張彥生到外埠采購便成了主要工作，天津、濟南、煙臺、青島、南京、上海、鄭州、開封、武漢、長沙、廣州、成都、重慶等地是他們常跑的地方。每到一處，先與當地文化部門聯系，取得同意后張貼海告：“今有北京市文物商店慶云堂在XX飯店坐堂收購傳世文物，如有出讓者請前來接洽為盼。”于是，有意出讓文物的人便紛至沓來，當時各地也有文物商店，為什么賣家不在當地銷售、甚至低價賣給北京的呢？“還不是因為北京琉璃廠的名氣大”，黃秀純如是說。因此，當地的文物部門和文物商店常常將黃秀純一行人等視為不速之客。

黃先生還給記者講了個收購文物的小竅門，當時他和師傅花了5塊錢在重慶買來一本南宋拓本褚遂良書《雁塔圣教序》，怎么買來的呢？當店員把它從貨架子里抽出來，黃秀純一看才5塊錢，立即想買，師傅張彥生拉了他一把，“你等等”，等黃秀純和師傅此行即將結束，在接受當地文物部門的檢查之后，“因為好東西他們是要扣下的”，他和師傅便徑直回到那個售賣《雁塔圣教序》的地方，5塊錢一掏、東西一拿，踏上當日的火車便回到了北京。

每次出差，他們會身揣一萬塊錢，一年的工資以及收購經費都在里面。“這就需要你的火眼金睛了，因為你不該收假貨呀！”而且當時收購的文物如果超過100塊得跟業務科請示，“比方說一個碗，你要99塊，我就能收購，你非要101塊，我就得趕快打一個電話請示文物科收不收，讓收，我就給你101塊，不讓收，再好的東西我也不要，違反政策的事兒咱們不干”，黃秀純說。

收購回來后，還要整理器物填報表，把每件東西的征購價和自己訂的出讓價同時寫在單子里，然后把自己定的價用紙條封起來，再把這個單子連同器物寄到業務科去。業務科有專門的議價小組來給這件器物定價，之后把業務員收購的價錢打開再看，“如果你收購貴了，那就告訴你，這個東西不對”。若是不對有沒有懲罰呢？那是肯定了，“當時采取的辦法就是給你辦展覽”，什么叫做“辦展覽”？“就是把你買的假貨放在文物商店的二樓上集中展覽，讓大家來圍觀，用這種‘捧著你’辦法來告訴你，下次長點心吧”，雖然誰都有打眼兒的時候，但在如此傷自尊的手段下，進步是飛快的，畢竟，收購費用和盈利水平也事關你的工資發放，如此以來，“你自然會全身心的投入到業務學習上”。

在慶云堂的三年，最讓黃秀純記憶猶新的就是鑒定愛國商人陳清華的一批藏品與收購東漢《劉熊碑》帖。

1965年底的神秘任務：陳清華與海內孤本宋拓《神策軍碑》

1965年11月6日，黃秀純和師傅張彥剛進武漢文物總店報到，文物總店的經理就問：“你們是北京文物商店的人嗎？請你們立刻往單位打電話，有緊急任務。”黃秀純隨即往北京打了個長途電話。業務科科長景嚴在電話中指示：“你們務必在7日前趕到廣州市文化局，與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接洽，鑒定一批海外古書、碑帖，什么都不要辦了，先去廣州!”他們當即買了下午的火車票趕赴廣州。即便如此，在臨行前，他倆在武漢文物總店也挑選了10件文物，其中的一堂(行內將成組的石章稱為“一堂”)特大號雕獅鈕花壽山石章，高約35厘米見方。武漢文物總店當時定價29元，運到北京后，經慶云堂門市議價組定價400元。因為品相極佳，這堂石章放在櫥窗最顯眼的位置，1973年時被一位法國人給買走了。“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大、最精美石章，可流失海外，實在太可惜了！”黃秀純不禁感慨道。

11月7日到廣州后，他們直奔越秀花園賓館。此時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國家文物局辦公室主任金峰，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善本特藏部主任趙萬里，研究員丁瑜及商務印書館駐香港辦事處趙主任等人，已在賓館等候多時。王局長立即召開會議布置任務，“我請諸位專家學者來廣州，是要鑒定香港藏書家陳清華先生欲出讓的一批善本和碑帖。現在東西在海關，如果是國寶，立即征集；如果是贗品，就請商務印書館趙主任婉言謝絕。”因為我國當時正處于特殊時期，就宣布了一條紀律：“此事成與不成，參與者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而后，他們便驅車前往海關。經鑒定，這批文物包括善本圖書18種，善拓碑帖7種。其中善本圖書有：宋刻本《荀子》《張承吉文集》、元刻本《夢溪筆談》《任松鄉集》、元明間刻本《斷腸詩詞》、明翻元大德年間平水曹氏進德齋刻本《爾雅》、明弘治年間涂貞刻本《鹽鐵論》、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鮑參軍集》《漢書》，汲古閣抄本《小學五書》《詞苑英華》《焦氏易林》，以及清乾隆年間學者孫星衍、洪亮吉校，顧千里跋《水經注》等。碑帖善拓本有：北宋拓本《神策軍碑》、宋拓本《佛遺教經》《蜀石經》《嘉祐石經》《大觀帖》，元明拓本《絳帖》和明初拓本《東海廟碑》等。

其中，以《神策軍碑》最為著名，《神策軍碑》全稱《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圣德碑》，崔鉉撰文，柳公權正書。唐會昌三年(843)立于皇宮禁地，除朝廷官員能見到，外人很難一窺其芳容，捶拓更困難。至今只流傳此一種，堪稱“海內孤本”。此冊為宋拓、庫裝、硬鑲、剜裱。拓本高34、寬22.7厘米，大字每頁3行，中字每頁4行，現存54頁，尚缺一開(2頁)。據安歧《墨緣匯觀》記載，此碑“墨拓本，宋裝裱，正書，計56頁，后文至嘉其誠比”。現在此本只27開，共54頁，正好缺一開2頁。歐陽修《集古錄》未見著錄，趙明誠《金石錄》只列碑名。根據拓本中的收藏章觀察，此本流傳有序。可考的最初入藏者，是南宋賈似道，首頁有“秋壑圖書”印記可證。元代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條記，可知入元以后為官書。明初先歸內府，后來入藏晉土家，有“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的小金字記載，和“晉府圖書”鈴印。清初，又先后有北京孫承澤、梁清標、安儀周、張蓉舫、陳介祺等遞藏。因此，其為真跡無疑。

鑒定無誤后，專家們決定立即收購，當時的黃秀純僅20出頭，金峰就叮囑他一定看好床下的一個大箱子，后來金峰向陳清華付款的時候他才知道那里裝的全是港幣，共計45萬。

陳清華先生是收藏大家，1949年陳氏夫婦攜部分珍貴藏書定居香港。兩年后，傳出陳氏將出售藏書、有日本人意欲收購的消息。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聞訊后，決定不惜重金將這批珍貴古籍購回，當即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和收藏家徐伯郊會同國內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與陳氏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地購回了陳氏所收藏的第一批善本，其中包括著名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以及許多堪稱國寶級的善本。10年后陳氏再次售書的消息又傳到北京，但鄭振鐸先生因墜機而罹難，改由王冶秋擔任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局長深知陳氏藏書的珍貴，對這批珍貴古籍的流向十分關注，他及時報告給周恩來總理。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請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購。由于種種原因，經過兩年之久，才最終以低價購得陳氏第二批出售的藏品。

事成之后，王局長在廣州的山東飯堂宴請大家，之所以選擇山東飯堂是因為來的大多是北方人，但張彥生師傅一直不肯去，因為文物商店里有明文規定，決不能吃請，“因為業務員在外收購的時如果吃請，賣家從中加價不說，遇到贗品的幾率也大大增加，就連著名書畫鑒定大家徐邦達先生還因吃請而走了幾回眼，畢竟‘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嘛。”在王局長講明情況后，張師傅這才參加了慶功宴。回到北京后，這批珍貴的藏品交由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保管。

征購宋拓東漢《劉熊碑》

《劉熊碑》是著名的漢碑之一，隸書，現存拓本已是石碑斷為二石之后所拓，上塊殘石存15行，每行12字，下塊殘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字。對于此碑，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就有記載，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也有著錄。南宋洪適的《隸釋》又詳記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時尚未斷毀，后來不知何時殘斷為兩塊，斷毀的殘石也下落不明。該碑流傳至今的墨拓本極其稀少，清代金石家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中有雙鉤摹本，但他也沒見過原拓。流傳在世的《劉熊碑》僅有3件：一是劉鶚舊藏本；二是范懋政舊藏本；三是沈樹鏞舊藏本。其中，沈本只是原拓下半截殘石的拓本，經專家考證此拓是翻刻的贗品。而被羅振玉題為“海內第一本”的劉鶚本正是由馬保山先生和黃秀純早年從民間征集來的。

1966年初，師徒二人在美術館后大佛寺街找到衡亮升的家，見到秘不示人的宋拓東漢《劉熊碑》帖，該本整紙未剪，裝裱成軸，為北宋舊拓本（按：馬子云先生考證為明初拓本)，此本原為劉鶚舊藏，后歸端方，但端方與乾清宮四品帶刀護衛衡亮升打賭輸了，《劉熊碑》遂歸衡亮升所有。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王冶秋局長就委托慶云堂主任陰金城到衡家征購，并開價2000元，動員他出售給國家，但衡氏不愿意。50年代末期，國家以4000元征購，衡氏仍不愿意出售。后來國家出價到6000元，衡亮升依然不肯。最后，陰金城請示王局長，王局長批示說可以8000元收購。此時已是60年代初，正是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當時的8000元已是天價了。但衡亮升說：“少了1萬不賣。”無奈之下，此事只能擱淺。

1965年末，衡亮升去世，衡氏家中收藏的文物有五間北房之多，其中不乏宮內珍品。當時文物商店派出字畫組、陶瓷組等多人，到衡家清點文物登記造冊，動員他的后人出售給國家。1966年初，慶云堂門市部主任彭思齊指派馬保山和黃秀純前往衡家，主要任務就是征購《劉熊碑》等碑拓。

“我和馬師傅幾乎天天一上班就去衡家‘挖寶’，動員衡老太太。在我們的耐心勸說下，老太太最后答應出售，但老太太不懂文物，我們每拿一件，她都說這值1萬，甚至連坷羅版影印的《化度寺碑》，也說值1萬塊。后來我們對她家主事的大小姐說：‘你們家的碑帖只有這件《劉熊碑》值1萬塊，但是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沒有那么多錢，只能出價2000元，你們全家商量一下吧。’”這位大小姐也是有私心的，“在開發票的時候，我才知道最后一共掏了2600元，多出的600塊被這位大小姐吞了，而對外宣稱的2000元，他們全家平分”，黃秀純回憶道。

征購《劉熊碑》成功的消息不脛而走。當天下午，康生、郭沫若、王冶秋和歷史博物館館長龍潛、故宮博物院院長唐蘭、北京圖書館館長及善本部主任趙萬里、毛主席秘書田家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等先生紛紛來到慶云堂一睹國寶之容。“當我們徐徐展開《劉熊碑》條幅時，只見條幅長3米有余，寬1米，懸掛在房梁之上尚可拖地。碑心不大，拓墨略重，細看尚有原石殘泐的細微痕跡。拓紙因流傳年久，略有損傷，周邊絹裱有楊守敬、張謇、李葆恂、鄭孝青、章鈺、左孝同、繆荃孫、李瑞清、程志和、俞陛云、升允、溥修、王灌、胡嗣瑗、完顏衡、張瑋、志銳、羅振玉等明清兩代書法家題跋過眼錄等。特別是金石學家羅振玉題簽‘漢劉熊碑海內第一本’，并在跋語中高度評價了它的價值。”

經過一番品評后，大家開始討論寶落誰家。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北京圖書館都想入藏，這就讓慶云堂犯難了，只好讓慶云堂的常客康生來作出決斷。因為康生與歷博館長龍潛都是山東老鄉，故而，這件“海內第一本”的《劉熊碑》便花落中國歷史博物館，不過北京市文物商店加價一成，以3200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