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銳，編輯：小市妹

1957年1月31日，鴨綠江邊的一個小工廠，解決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一樁心愿：造出中國拖拉機。

項目的起源，來自幾位工人師傅的熱情。用的是逆向設計+手工作業的方式。原型車，是匈牙利進口的GS35單缸二沖程拖拉機，拆出1000多個零件，逐個測繪，再還原成圖紙。

因為沒有滾齒和插齒機，所以齒輪的加工，是靠銑床和銼刀干出來的。因為沒有熱處理設備，所以零件的滲碳，要靠牛骨和木炭烤。機身是工人們自己鈑的，噴漆是用刷子刷的，總裝車間就在院子里，結構簡單耗資頗微：一個葦棚。

這臺“鴨綠江一號”輪式拖拉機下線當天，在廠區里走了一圈，車身顫抖，砰砰作響，前面冒煙，后面揚土。來參觀的當地領導看了哈哈大笑，然后甩下一句話：太土。

但命運的轉機，總會在絕處到來。一年后，“鴨綠江一號”迎來了第二批參觀者——國家計委的副主任和機械局局長。

中央干部顯然水平更高，格局更大，敏銳地意識到政治意義不簡單。于是，“鴨綠江一號”得到了一個機會——參加五一勞動節的游行車隊。

兩天后，一篇“破除迷信、自力更生”的主題報告，被送到了計委負責人李富春手邊。四天后，它出現在毛主席的案頭。

毛主席很高興，大筆一揮，給這篇900字的報告，寫了300多字的批語，其中有十二個字最著名，也最醒目：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一】

身為偉大的政治人物，毛主席從不隨便題詞。

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向雷鋒同志學習”，到“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老人家每一次題詞，不是有深刻背景，就是有重大意義。

這一次的批示，同樣包含了老人家的審時度勢和高瞻遠矚——要激勵中國的拖拉機制造業，抓緊自立自強。

1949年，中央政府盤點了一下全國還能跑的拖拉機——117臺，差不多能滿足一個縣的春耕需要。

當時正值百廢待興，條條戰線都需要錢。但中央還是咬牙掏了四個多億，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進口了2.8萬臺拖拉機，優先供給東北局下屬的國營農場，日后一元人民幣圖案上的女拖拉機手梁軍，正是在這段歲月中脫穎而出。

       在新疆，具有延安大生產經驗的王震同志，為農業機械化到處奔走，最后從蘇聯買了一批斯大林S-80拖拉機，兩年后，新疆屯墾部隊的機耕面積就達到了160萬畝。

但只靠買，解決不了問題。相對于廣袤的耕地面積，滿足中國的拖拉機供應，只有自造一條路可走。

在當時的中國，造拖拉機有一個首當其沖的困難：沒有工業基礎。

造拖拉機，是個體系工程。包括了機械設計、制造工藝、質量檢驗一整套流程，還有針對不同工況的產品改型和改良，還需要鑄造、冶金的配套。蘇聯在20年代末建設拖拉機工業時，得到了美國企業的全力相助——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連第一批設備都是直接從美國拖拉機廠里拆運組裝的。

所以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最高指示就傳到了計委：要借助蘇聯援助，設計建設中國第一個拖拉機制造廠。

它被列入了著名的“156項工程”，一機部下屬的汽車工業管理局，在1953年2月就成立了新廠籌備處，專門為新廠考察選址。日后成為共產黨員楷模的焦裕祿同志，當時還在機械系統工作，也是籌備處的一員。

這一年的12月，籌備處已經跑了100多個城市和村鎮，從哈爾濱、石家莊，到西安、鄭州、洛陽，都希望把這個大廠留在當地，各地領導搶項目的勁頭，和今天爭奪特斯拉和蘋果建廠沒什么區別。

最后，還是毛主席用他獨有的幽默拍了板：“洛陽九個朝代的皇帝都住了，還放不下一個拖拉機廠？”

批建的是毛主席，督辦的是李富春，執行的是一機部從全國機械系統抽調的骨干、河南省選拔的職工。整個項目，中央咬牙拿出了1.5億元。工地現場條件艱苦，挖地基時天降暴雪，干部帶頭跳進三米深的溝，站在稀泥里一鍬一鎬地完成了任務。

然而把拖拉機造出來，光有奉獻精神還不夠。從1953年立項籌建，到1958年一期工程建成投產，從地形測繪、地質鉆探，到產線設計、產品圖紙，蘇聯專家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差距和空白，甚至在基礎工藝操作上同樣存在。有一次，在鍛造現場，蘇聯專家普羅哈連科旁觀了一會，從中國工人手里接過工具，夾起棒料扔進鍛模，腳一踩蹬板，幾錘就鍛打出一個合格的鍛件，檢測之后，精度分毫不差。

這種“掃地僧”式的操作，讓中國工人敬佩之余，又倍受刺激。洛陽的第一拖拉機廠，事無巨細依賴于蘇聯的指導，連定型產品，都是蘇聯DT-54拖拉機的仿制品。不把整套技術盡快掌握，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一旦蘇聯撤走這根支柱，中國對拖拉機工業的投入和期望，都將回歸泡影。

作為和蘇聯人打了半輩子交道的政治家，毛主席對這樣的風險洞若觀火，也不得不防。1958年，中蘇關系其實正處在一個微妙的轉折窗口。老人家對于擺脫蘇聯影子，盡早自力更生的期望，幾乎迫不及待。一個典型的細節是，在一拖的產品下線之前，他親自對工廠做出指示：“拖拉機型號的名稱不可用洋字。”

所以我們自然也能夠理解，在1958年5月那個特定的時間，“鴨綠江一號”的橫空出世，幾乎令老人家喜出望外，以至于他毫不吝惜筆墨，對工人師傅的行動表示極度的贊許。

       在這種動力的鼓舞下，一拖的建設與生產進入高潮。1958年6月20日，鑄鐵車間沖天爐煉出了第一爐鐵水，7月8日，生產出第一臺燃油泵，7月13日，生產出第一臺柴油發動機，7月20日，新中國第一臺履帶式拖拉機正式下線。

為了貫徹偉大領袖的指示，這臺54型履帶拖拉機先后取了幾十個名字，最后還是廠辦主任從工人俱樂部的合唱里得到靈感，最后一錘定音：東方紅。

【二】

比起衛星事業，計劃經濟年代的拖拉機工業，雖然也包含了“創第一、展紅旗”的政治象征，但它的實用性卻始終被置于首位。

從1958年到1966年，一拖一共生產了53903臺東方紅54型履帶拖拉機。

作為一款標準的農耕拖拉機，54型有出色的牽引性能，全地況的通過能力，以及低廉的使用、維護成本。它贏得了機手和農民的一致贊許，在數不清的詩歌、散文甚至農村歌謠里，它都被記載傳頌。

在東北、新疆、內蒙古、甘肅的田野上，紅色涂裝的“東方紅54”隨處可見，完成了全國機耕地60%以上的耕作任務。隨后，一拖推出了更先進的“東方紅75”，但憑借4000小時的大修間隔設計，直到80年代，仍然有“東方紅54”在田間服役。

東方紅系列貢獻甚偉，服役日久，在“自力更生”的潮流下，它的國產化，也徹底擺脫了蘇聯的扶助。但一個糟糕的現實是：作為一款定性于40年代末的拖拉機，它實在太老了，已經嚴重落后于代際。

       這一點，廣大農民和機手無從知曉，因為蘇系拖拉機，已經是能見到的最好設備。機械戰線上的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下，他們能接觸到的信息同樣極其有限。

1978年，中央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帶隊的是副總理谷牧，團員是20多名主管經濟的高級干部。臨行才發現只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只去過蘇聯和東歐，另一個是外交部配的翻譯。在國外，從在玻璃門上撞碎眼鏡，到“冰激凌太涼，熱一下再吃”，笑話不斷。

高干尚且如此，一般群眾可想而知。所以當1978年改革潮起，窗口乍開，來自西方世界的拖拉機，著實讓見慣了“紅色鐵牛”的中國人大吃一驚。

這一年的10月，為了學習技術、規劃發展，北京辦了一屆外國農業機械展覽會。正處在經濟滯脹中的資本主義國家聞風而動，美國的約翰迪爾、意大利的菲亞特、日本的久保田、加拿大的沃瑟泰爾、德國的梅賽德斯奔馳、道依茨法爾……十二個國家帶著自己最好的產品齊聚北京。

一露面，農機老師傅們就瞪圓了眼睛：這是拖拉機？

震撼，是理所應當的。農機手第一次見到了有空調和加熱器的拖拉機，第一次體驗到了靜液壓傳動裝置強大的變速和扭矩調整功能，第一次體會到了六缸發動機的平穩表現和強大動力。

展會一結束，725臺農機，被留下了500多臺。

在黑龍江，友誼農場進口了7臺約翰迪爾大馬力拖拉機，黑龍江農場總局副局長趙清景同志和農業打了半輩子交道，看完拖拉機作業后只說了一句：“我們的農機比人家落后了半個世紀。”

發出感慨的不只是基層干部。1983年，小平同志到了黑龍江，先是看了約翰迪爾8820、7700聯合收割機的拾禾，又看了約翰迪爾4440拖拉機耕翻、松土。

小平同志年輕時出過洋，70年代在江西拖拉機廠勞過動，稱得上見過大世面的內行，看完表演后，老人家保持了一貫的“人狠話不多”風格——只用微笑表示了態度。

在微笑的外表下，鄧大人的行動卻毫不遲疑。

1983年，農業機械部全面組織：由沈陽拖拉機廠、天津拖拉機廠負責引進美國約翰迪爾的拖拉機底盤技術；由一拖和上海拖拉機廠負責引進菲亞特的輪式拖拉機生產技術；由山東拖拉機廠負責引進德國道依茨法爾的拖拉機生產技術……一場鯉魚跳龍門式的技術闖關運動拉開了帷幕。

中央對這一輪合作格外重視，這些項目里，基本采取了機械工業部親自牽頭，地方配合，企業實施的模式，各院所單位也要人給人，要錢給錢，用一位德國專家的話講，“中國人要飛躍兩代。”

這輪技術闖關開頭轟轟烈烈，但結果卻很出人意外——只搞了幾年，就被小平同志叫停了。

【三】

每代領導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小平同志的典型風格有兩個關鍵詞：直接，務實。

中英香港問題談判，會見撒切爾夫人，老人家關鍵的話就一句：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態度有了，談的就是接受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在證券市場的問題上，小平同志的看法也很著名：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

直接、務實的風格背后，是對事物的清晰篤定，對原則的毫不動搖。

叫停拖拉機技術闖關運動，中央其實經過了充分考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國，落后的不僅是拖拉機的生產技術，而是與之匹配的整條產業鏈。

在產業鏈上游，從高標準鋼材、潤滑油到摩擦材料，中國企業不是尚未生產，就是未能達標。重要零部件的工業精度，也達不到設計要求。所以造成了一個尷尬境地：技術圖紙有了，合格產品造不出來，拖拉機想達標，還要從國外進口零件。

機械部的技術派官員們后來有個結論：外企的賬算得精，一手收技術轉讓的高價，一手掙產業配套的錢。

除了產業鏈跟不上，制約中國拖拉機技術升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場景不匹配。

1982年1月，隨著中央鼓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文件出臺，模仿蘇聯集體農莊的人民公社正式成為歷史。

包產到戶，受益的是農民，上漲的是生產熱情，但遭到冷遇的，卻是曾經通行神州的大馬力拖拉機。

這里面的原因也很簡單——包產到戶之后，每家的農田都變成了小地塊，大型拖拉機沒有施展空間。另外，在計劃經濟時代，拖拉機是產品，由國家分配；而市場經濟下，拖拉機是商品，要由用戶購買。

這種轉制帶來的屬性變化，很快被政府的技術派官員觀察到，曾經當過一拖廠長，農業機械部部長的楊立功同志有個觀點：農民必須真正從農業機械化中得到好處，不然，機械化等于建立在沙灘上。

幾條時代因素的綜合，讓全國大中型拖拉機企業陷入低潮，但讓人意外的是，一種簡單清廉的皮帶式傳動小型輪式拖拉機，既能兼顧耕作運輸，又能適應一家一戶的經營，因此開始了自己風光無限的歲月。

在中國，它有個好記的名字：小四輪。

       早在60年代，山東就誕生了第一臺小四輪，山東濰坊拖拉機廠的泰山12型，在八十年代幾乎遍布大江南北。這引起了國內陷入困境的大中型拖拉機廠的注意。各大拖拉機廠家為適應市場，紛紛轉產。一拖在1982年推出了單缸的東方紅150小四輪，到1985年，國內生產小四輪的企業已經超過50家。1988年，國內小四輪的產能達到了一個新高峰：120萬臺。

       與之對應的，是大中型拖拉機的減產。從1979年到1984年，大中型拖拉機生產企業由65家減少到21家。1980年到1990年，大中型拖拉機產量從6萬多臺減少到不足3萬臺。

“小四輪”的繁盛，和世界拖拉機主流的脫鉤，其實是市場潮流中的必然結果。但它給中國拖拉機事業帶來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從第一臺東方紅54下線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國高端拖拉機兜兜轉轉繞了幾圈，帶給中國產業人的是一種“差距越拉越大”的焦慮。

【四】

1999年，一拖搞了個大動作——推出了自主知識產權的大馬力輪式拖拉機，定型為LF80-90型。

這是一場長達十五年的堅守。

1984年，機械工業部交給一拖一個任務——在意大利菲亞特大馬力拖拉機的引進技術上，完成消化吸收。

在不斷消化菲亞特底盤技術的同時，中國一拖并沒有忘記教訓——80年代技術闖關的失敗的教訓，根本上在于全鏈條的配套。

為了滿足引進技術工藝的要求，在這一輪的秘密任務中，中國一拖進口了大量國外鍛造、鑄造、沖壓和機械加工設備，和武漢鋼鐵廠聯合研制出了新齒輪鋼材；與蘭州煉油廠合作研制出液壓傳動兩用潤滑油；與上海內燃機研究所共同引進英國技術，生產出了4100柴油機……

這個過程的背后，是無數工程師、技工默默的付出。一拖原董事長趙剡水有個精到的總結——這是一代人熬白了頭發換來的。

此時，中國國內的農業格局，又是一變。隨著新世紀我國加入世貿，制造業開始迅猛發展，大量農村青年進城務工，留守的只有老人、兒童，被撂荒的耕地隨處可見。

2004年開始，國家陸續出臺鼓勵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百畝、千畝規模的土地合作社開始大量涌現，中國農業用地再次呈現大農場的發展趨勢。

蹉跎之下，中國對大馬力拖拉機的需求被再次點燃。但令人糟心的是，本土品牌基本處在靠邊站的尷尬境地。

媒體報道過一個故事：2004年，內蒙古一家馬鈴薯種植企業，幾經周折成為了某著名快餐企業的薯條原料供應商，但臨到簽訂合同才發現，想要供貨，必須按照要求，購買符合要求的拖拉機進行配套種植。

為了能拿到這單大生意，這家馬鈴薯企業只好咬牙掏了28.5萬元，買了一臺約翰迪爾拖拉機。

所以一拖的突破，雖然在技術水平上并不領先，卻足以影響中國拖拉機工業的軌跡。隨著大馬力拖拉機重新受到青睞，2003年，中國一拖實現了47.5億元的銷售收入；2007年，這個數字增長到121億元。

從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時間里，中國大中拖產銷量從9.83萬臺，猛增至 47.36萬臺。一拖、雷沃重工、東風等本土品牌的名字，也因此與外資拖拉機并列，出現在東北、西北的沃野上，

與國產農機龍頭企業快速進步、性價比不斷提升相對比的，是曾在黑龍江友誼農場風光無限的美國約翰迪爾，在中國市場的銷量逐年下滑。

2011年約翰迪爾在中國銷售了5萬多臺拖拉機，到2014年銷量降至不到3萬臺，幾乎降了一半。銷量排名降至第四位，排在它前面的是以技術領軍的一拖、雷沃、東風，三個國產品牌。

但這并不是終點，到2014年前后，在大馬力拖拉機的賽道上，中國似乎已經看到了歐美國家的后背，但在材料、性能、品質的一致性上，仍然保有差距。

2011年，中國一拖遇到了一樁尷尬的交易。

彼時，中國一拖正在努力開發新一代大馬力智能拖拉機，但卻缺少一項關鍵技術——CVT（無級變速）。

通過這項技術，可以實現更加順暢平穩的速度調整，對于現有機型的性能提升，未來無人駕駛拖拉機的作業模式，都有決定性作用。

但在與一家德國企業的談判中，一拖卻遭到了拒絕。理由很簡單：這是核心技術，要買可以，只賣拖拉機整機。

站在競爭的角度上，外企對已構成威脅的一拖抱有戒心，并不難理解。但這卻造成了一個客觀上的“卡脖子”事實。

從2015年開始，中國一拖、雷沃重工等中國拖拉機企業不約而同地開始進行一個大膽嘗試：攻克CVT技術。

在動力換擋技術（相當于汽車自動擋技術）還不成熟的條件下，直接挑戰CVT技術，難度可想而知。但幸運的是，中國隊贏下了這次技術闖關。

2016年，在國家十二五科技創新成就展上，中國一拖生產的中國首臺自主研發的大馬力無級變速拖拉機東方紅-LW4004亮相，它同時具備另一個身份——中國首臺自主生產的350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機。

2019年，桂林玉柴發布了自己研發的CVT系統；2021年10月26日，濰柴雷沃發布了首臺可以自主商業化生產的大馬力CVT智能拖拉機P7000。

隨著拖拉機制造技術成功追平歐美國家，我國拖拉機出口勢頭也日益強勁。2021年，我國拖拉機累計出口13.9萬臺，出口額7.7億美元。

出口額前 10 大目的地國中，埃塞俄比亞、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智利同比增長出現三位數的飆升。特別是對東盟國家的出口明顯提速，對越南、泰國出口額同比增幅分別達 46.97%和 76.95%。

雷沃重工的谷神水稻機成為緬甸、越南稻田里的常客；而一拖的東方紅甚至出口到了傳統機械強國德國。

經過70年的努力，在大馬力高端拖拉機領域，中國終于獲得了在本土市場參與競技的資格。然而，在拖拉機工業的道路上，前面仍然有望而生畏的國際巨頭，有正在變化的行業趨勢，中國拖拉機的逆襲之路，只能算走了一半。

【五】

國際著名農機企業凱斯紐荷蘭公司對智能農機有一個定位：“將徹底改變人類農業的面貌。”

這種改變的一個可能，是先完成系統設定，剩下的犁地、施肥、播種作業，由無人操控的拖拉機自主完成。

作為開了26年拖拉機的河南農機手張萬國，對作業可謂熟悉不過，但在快手上看到德國智能拖拉機的作業方式，還是感到震撼無比。

不過，在2020年的6月，他得到了一個機會，駕駛“東方紅2204北斗衛星自助定位拖拉機”，完成一次智能化作業。

       在26年的駕齡中，張萬國最頭疼的是保持犁地的絕對直線，特別是在大農場。一旦跑歪了，犁到旁邊的壟上，就必須退回去重開，極其耽誤工時。

但這臺東方紅智能拖拉機幫助他解決了這個問題。“無人操作，完全走直線，一遍搞定。”

張萬國所感慨的，恰恰是大型智能拖拉機取代傳統拖拉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駕駛的這臺東方紅智能拖拉機，借助北斗導航和雷達視覺測量系統，可以實現自動直線、轉彎操作，而且可以夜間作業，效率大大提升。

井溝村供銷社辦公室主任韓新亞說：“用東方紅智能大馬力拖拉機，可以實現單日作業200畝，以前普通拖拉機只能作業100畝，效率差了1倍。而我們為農民服務的價格并沒有變，這意味著農業生產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在這條路上，一拖的努力并沒有停止，無駕駛室、純電動的“超級拖拉機一號”，采用5G通信技術，可以適應平原、丘陵全地況，實現規劃精確操作的5G拖拉機，組成了保障農業的“農機天團”，奔馳在2022年的春日田野中。

一輛拖拉機能帶給中國農民的價值，正在于此。

拖拉機是一個傳統行業，相比電子產業的摩爾定律式的突破創新，它需要優勢積累，需要漸進改良。

它又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它的主要應用場景之一在農業，又需要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配合，因此稱它“拖動農業，拉動工業”，并不為過。

無論是在70年前打破格局的東方紅54，還是風靡神州的小四輪，以及今天與國際巨頭同場競技的大馬力智能拖拉機，它們扮演的角色，都是中國農業的墾荒者，它們解放農民的雙手，換下疲憊的耕牛，與萬千農民一起，向荒田、灘涂、山地印上車轍，滴下汗水，造就良田。端牢飯碗，造就豐收，奔向共富。

這是一個產業的逆襲，也是一個民族的自立與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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