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6-28日，由上海大學全球發展史研究中心、上海大學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國斯科萊德大學衛生與醫療保健社會史研究中心及日內瓦國際與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改變世界之道：錯綜復雜的發展的歷史”（“How to Change the World”：Entangled Histories of Development）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樂乎新樓召開。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是上海大學全球發展史研究中心主任Iris Borowy和上海大學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勇安教授，來自英國、美國、德國及瑞士、意大利、比利時、澳大利亞、印度、尼泊爾、阿根廷、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46位學者參與了這次討論。

至少在過去的兩百年間，“發展”這一概念對大多數國際政策都產生了影響。盡管這一術語在1945年后才成為國際話語的重要概念，但是“發展”的觀念顯然早已有之。它來源于這樣的理念：社會經濟條件可以而且應該被改善，并應該實施專門的政策來實現這種改善。而“發展”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概念，其所具有的建構色彩也一再被人指出。

阿圖羅·埃斯科瓦爾（Arturo Escobar）和吉爾伯特·里斯特（Gilbert Rist）等批評家譴責說，“發展”的實質是高收入國家的一種霸權政策。以“發展”之名形成的國際格局體現了諸國權力的不平等，代表著那些使國際格局得以發揮效力的國家的利益。這些批評者還呼吁人們注意這一現象：盡管——抑或因為——幾十年的“發展”旨在縮小差距，但是世界各地人民的經濟不平等在持續擴大。與此同時，理查德·喬利（Richard Jolly）和查爾斯·肯尼（Charles Kenny）等學者以壽命、嬰兒死亡率、性別平等或者識字率等社會指標作為衡量標準，認為“發展”其實是成功的。雙方觀點的差異因對“發展”這一概念的不同解釋而變得更加復雜。

適值聯合國《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發表三十周年之際，本次會議旨在以世界史的視角，試析18世紀以來關于“發展”的不同理念和實踐（發展的實踐包括工業化、集體化、強化、發展援助方案等），以及這些理論和實踐如何使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方的歷史相互影響。會議主要分為三個主題，一是發展在一些關鍵領域（包括政府、社會運動、個人、組織及其他發展主體）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實踐，二是關于發展之經濟、衛生、環境及其互動的新興研究領域，三是發展與中國。

“發展”何以改變農村

發展是錯綜繁復的，工業革命產生的現代性賦予了西歐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得西歐率先突破了傳統的發展模式。這種現代性奠定了整個世界發展的方向，“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或多或少遵循了西歐發展的軌跡，直接或間接地與之產生交互。但是，正如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的亞歷山大·紐森納德（Alexander Nützenadel）教授在會議首日所述，當整個世界都卷入“發展”之中后，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全球經濟與發展本身的不平等，且這種不平等正在加劇。那么如何“改變世界”？

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兼雷切爾·卡森環境和社會研究中心的格雷格·密特曼（Gregg Mitman）教授以利比里亞作為個案，認為由于歷史遺留的原因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利比里亞的歷史和文化遭到抹殺，“利比里亞人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遺產”；此外，利比里亞以自然資源如森林、農作物等換取國際醫療等服務，并且種植經濟作物以契合國際市場，實際上制約了本國的發展。密特曼教授對此提出了解決之道，認為利比里亞人應該重新發現自己的歷史，縮小年輕一代與年長一代之間的代溝；解決疾病的困擾，以及疾病帶來的饑荒、食品安全問題；放棄僅僅為了追逐經濟利益而大規模伐木的經濟模式，重新重視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密特曼教授進一步總結道，發展是多方面的，不能僅有發展之名而無發展之實。

大多數學者在考察發展這一理念時，都將視角聚焦于城市，來自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的哈拉爾德·費希爾蒂內（Harald Fischer-Tiné）教授則以印度農村重建為例分析了處于西方影響下發展中國家農村的發展。費希爾蒂內教授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宗教性質的社團，尤其是美國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在重建印度甚至東南亞農村方面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宗教團體并沒有給這些地區的農村帶來宗教化的發展，相反，這些發展是世俗化的。費希爾蒂內教授進一步指出，在農村重建的過程中，這些宗教團體對當地的精英進行訓練，因此美國“科學的”農村專家的經驗和宗教熱情與當地的農村經驗相融合，推動了冷戰前期農村地區的發展以及農村知識在全球范圍的流動。魯汶大學的博士研究本杰明·施泰根（Benjamin Steegen）博士則以鄉村重建組織（Village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對印度農村產生的影響為視角，對農村發展問題進行了分析。施泰根研究員認為，鄉村在面臨外部威脅，即權力被政府剝奪、土地受到城市擴張的影響、文化受到大眾媒體的侵蝕的同時，其內部也存在著缺陷：被宗教迷信和等級制度割裂、甘于貧窮并認為貧窮有利于安全。為了扭轉外部與內部對發展造成的制約，鄉村應該通過再教育改變社區概念，并且實現物質資料以及精神狀態的轉變。

巴塞爾大學的薩布麗娜·雷格米（Sabrina Regmi）博士指陳了農村發展的另一個關鍵要素——微型企業發展（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微型企業發展指適度削減生存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并且發展市場導向型經濟。雷格米博士以尼泊爾為個案，認為微型企業發展能夠幫助農村地區戰勝貧窮，促進發展。但同時，雷格米博士也指出農村的微型企業發展存在著性別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對婦女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父權家長制。

“發展”中的環境、衛生政策

除社會經濟水平、機構政策運行等衡量發展的傳統標準外，國家的健康衛生的發展、科教文化的發展也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進行上述發展建設時，除本國政府發揮的主導性作用外，國際組織發揮的影響和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本次學術會議部分學者以“醫療衛生”和“文化建設”為切入點，選取個別具有代表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案例分析，對“發展”這一概念從一個新視野的加以探討。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馬丁·戈爾斯基（Martin Gorsky）教授將研究目光著眼于世界衛生組織，試圖探討戰后全球衛生政策的制定和發展。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下屬的一個專門機構，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組織，它的主要職能包括：應對公共衛生威脅、促進流行病防治以及提供醫療衛生服務和培訓等。但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健康項目的規劃和考慮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和變化。二戰的浩劫，使得人們意識到全球合作建立跨地區衛生系統的必要性，可二戰后兩極對立的加劇，第三世界的崛起，種種狀況使得全球健康項目合作充滿分歧與猜忌。戈爾斯基教授分別以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制定為例，詳細的說明了這種發展變化。

1950年代的世界衛生組織實際上并沒有將“衛生服務”視為重點考事項，即便是將“衛生服務”納入討論議程，世界衛生組織在建立“全球衛生系統”時，往往也會將超級大國的利益考慮其中。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受地緣政治影響較大，雖然相關部門提出了幾份相關的發展報告，但依舊受到政治掣肘，其本身作為國際組織所能起到的影響甚微。到了60年代，這種兩極對立狀況加劇，雙方開始追求軟實力上的較量，此時的世界衛生組織積極尋求一種“中間道路”，即致力于擴展其本身的影響力；例如對拉美實行的名為泛美衛生組織/發展研究中心方式（PAHO/CENDES method）的援助計劃，在對當地進行醫療援助的同時也進行相應的成本評估。可實際上，很多發展規劃并沒有被很好的實施，這是因為世界衛生組織關于“衛生”發展的規劃缺少一定的統計經驗，在實施具體援助的過程中也沒有能考慮到本地的社會安全狀況和具體的資金來源。種種問題在70年代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戈爾斯基教授指出，由于基礎衛生服務以及一般系統理論的不斷發展，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決策也愈加科學系統，這對世界衛生系統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洛克菲勒基金會設立于1904年，如今已成為全球聞名的慈善機構。其援助項目涵蓋范圍之廣，包括農業改良、控制人口、醫療衛生、人文科教等等。除了對地區提供直接的經濟資助之外，基金會還致力于運營種類豐富的團體救助項目，在戰爭時期，這類交流項目加強了區域間、團體間的技術、人才的流動。日內瓦洛桑大學的林意唐博士以這類團體項目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了該類項目運營的目的、牽涉的人物、構建的網絡架構和其管理模式。其中，著重介紹了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國救濟署和世界衛生組織之間的聯系。她認為這種團體項目是國際衛生項目的重要補充，并且依舊持續在人力資本和公共服務上進行投入和建設。另一方面，來自日內瓦國際與發展研究院的多伊納·安卡·克雷楚（Doina Anca Cretu）博士則以兩次戰爭期間的羅馬尼亞健康部門為例，對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社區發展的早期階段進行探討。該報告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共產主義轉變、羅馬尼亞鄉村現代化和基勞健康模式這三個方面，探討了兩次戰爭期間東歐國家國內重建和國際合作的相互作用，力圖以社會和政治視角對個案加以研究，對戰后羅馬尼亞的國家和現代化進程、以及美國對外援助進行剖析。

上海大學歷史系張勇安和喬晶花的報告以《北約“第三維”：現代社會挑戰委員會與空氣污染治理(1969-1974)》為題，20世紀60年代，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光化學污染、空氣污染問題尤為嚴重。繼各國政府陸續頒布空氣法案之后，美國總統尼克松率先提出建立北約現代社會挑戰委員會，其中空氣污染治理是該委員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在報告中，她以冷戰時期委員會圍繞空氣污染治理開展的合作嘗試為個案研究，分析了國際社會是如何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外交博弈，進而從環境維度展現了冷戰國際史研究新方向。

世界發展中的中國

自二戰以來，國際舞臺上要么蘇聯模式，要么西方模式。所以，一些國家不得不在美蘇之間周旋、運作以求得生存和發展。在本次會議的主旨演講中，布蘭迪斯大學教授、美國外交關系史學會前主席戴維·恩格曼教授以《發展和冷戰：來自印度的經驗》為題，著眼考察冷戰中美國、前蘇聯和印度之間的三角關系，重點講述了美蘇冷戰期間的外交政策對印度國家內部的影響，對印度國家內部各個利益群體的權力斗爭展開闡述，闡釋美蘇對印度發展模式的影響。他指出，印度正是將冷戰作為自身發展的契機，利用美蘇的政治軍事博弈來獲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同時安排會見美國和蘇聯兩國外交使節，以避免引起美蘇的正面沖突，成功獲得兩國的援助。而冷戰結束后，蘇聯模式隨著蘇聯的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而中國則逐漸崛起并愈來愈為國際社會所關注，所以，中國的發展也成了此次論壇熱議的話題之一。

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加布里埃爾·加西亞（Gabriel Garcia）博士做了《北京的發展模式：為拉丁美洲提供的經驗》，該報告首先提到拉丁美洲國家多、人口多，人口增長率高，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拉丁美洲在尋找不同的發展模式。接著指出，拉丁美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能保持穩定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依靠原材料出口和農業經濟，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暴力事件頻發，政治系統脆弱。而對比中國發展趨勢，作者認為，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指引、實用主義和政治機構的現代化可以作為拉丁美洲的學習經驗——拉丁美洲的發展需要制定出符合當地自治的制度；明確發展模式和建立清晰的目標；建立精英專業政府并打擊腐敗。雖然中國的經驗不能照搬到其他國家，但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為拉丁美洲的發展進程提供一些經驗教訓，幫助該地區建立更有效的發展政策提供參考。

來自美國阿克倫大學的賈里德·沃德（Jared Ward）博士，其報告題目是《1972-1976年以中國對圭亞那的援助》。作者運用原始照片檔案說明中國在圭亞那的紡織、制磚和醫院方面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對圭亞那不僅進行資金支持而且還派遣了大米種植、棉花種植和制磚的技術人員，中國運用資金和人才援助來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友好關系。在圭亞那，中國企業已經參與到木材貿易，并對圭亞那電信現代化的發展做出承諾。同時，這也引起了爭議，圭亞那媒體質疑中國是否成了新的殖民主義者，而西方決策者也警告該地區的國家，中國可能會對弱小的國家構成威脅。作者認為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爭奪，說明了非殖民化和冷戰的殘余仍然是影響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