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企業，是1897年在上海創辦的商務印書館。它從一個私人開辦的小型印書房肇始，秉承“倡明教育， 開啟民智”的宗旨，逐漸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教育重鎮。一百二十年間，它歷經各種艱難與挑戰，但所做出的貢獻，至今深深影響著海內外華人的社會、思想和生活；對傳播中國文化，同樣功不可磨滅。

羅家倫

先父羅家倫先生（號志希），很巧與商務印書館同年出生。他幼年在江西就學于家塾，1914年考進上海復旦公學，開始受到新式教育。當時商務已出版了各種工具書、教科書、叢書和漢譯世界名著，無疑成為他重要的精神食糧，也奠定了他對西方語言、文史與哲學的興趣。在北京大學的三年中，他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并開始嘗試用白話文翻譯英文的新書。經過蔡元培校長的推薦，父親在畢業出國前與商務監理張元濟先生接觸，約定翻譯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則》和英國柏雷（J. B. Bury） 的 《思想自由史》；這兩本書分別于1922、1927年由商務出版。其間父親撰寫的《科學與玄學》，也同樣寄交商務付印。

在美國和歐洲游學六年（1920-1926）的后三年中，父親的獎學金因故中斷，商務的稿酬便成為他主要的經濟支持。直到最后一年他已無法為繼，不得不向蔡校長求救，終于得到張元濟先生兩次慷慨的個人借貸，才促成他完成回國前的研究向學計劃。從此，父親與張老先生誠摯的忘年交，一直維持到1949年。他們往返的45通書信，經雙方家庭珍惜保存，已收入《張元濟書札（增訂本）》（商務，1997年12月）和《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2月）。

父親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代里所撰寫的九本書和三本翻譯，全部由商務出版。同時他也是商務新書的購藏者，1930年他看到張元濟先生校訂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發售預約廣告，立即先將自己的168元商務版稅就近劃賬訂下，所欠約一百元則待從另一本新書版稅項下扣除。這一套完整無疵的線裝書，連同大批早年商務出版的書籍，已于2014年為臺灣政治大學新成立的“羅家倫先生文庫”收藏。

從1931到1941年，父親把全部精力貢獻給了大學教育，直到他離開中央大學校長的職位，才得暇把他對后方大學生的演講詞，以及歷年來的文稿，分別集成《新人生觀》和《文化教育與青年》兩本書，1942年交給商務出版。在他這一段賦閑、同時全國通貨膨脹期間，商務的版稅是我們家庭重要的經濟支撐。當時我雖年幼，還記得母親等待商務領款通知的迫切。

1943年6月，父親受命帶領由多位專家組成的“西北建設考察團”，三個月內在陜西、寧夏、甘肅、青海和新疆等地停駐勘探。一路上除了調查交通、水利、礦業、畜牧、農業、衛生、民族等項目外，也經常訪問各地教育文化機構，與青年團體談話、演說。在物質條件最困苦的邊遠地區，他曾遇見寧夏賀蘭山北的一位小學教員，因為買不到一本《新人生觀》，竟然與他的同事分別動手抄寫全書，令父親無比感動。九月中父親返回重慶開會，特為此寫信給王云五先生，報告新書在西北難以購得的情形。王先生立即回復說：“茲查尊著《新人生觀》及《文化教育與青年》兩書，日前均已付重版，一俟出書，自當登報廣告。祈釋念。承示西安蘭州兩地可各銷《新人生觀》千部，除蘭州實銷報告尚未寄到外，西安則本年五月至八月分（份）搃（總）銷分（份）數最近寄到，報回僅銷三部，不知有何錯誤，已去函詢問。俟得復，果能大量推銷，自當盡量供給也。本屆版稅，因贛州報告寄遞費時，不日當可開奉矣。”（1943年9月29日）

王云五致羅家倫函

《新人生觀》出版后，在青年學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共鳴和積極的響應，五年間它的銷路竟打破了商務成立四十多年以來，除教科書和字典外所有書籍的記錄。從1990年代起，《新人生觀》又開始在國內以不同的書名和編排方式重新出現，出版社包括遼寧教育出版社、學林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人民大學出版社等。

以下是商務為父親出版的12本書名以及初版、再版日期：

1．《平民政治的基本原則》（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922年1月上海初版，1925年6月三版；

2．《科學與玄學》—— 1927 年1月初版， 1999年北京商務重版，2012年列入商務“中國現代學術名著叢書”重印；

3．《思想自由史》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1927年6月初版，1972年5月臺灣商務二版；

4．《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證》 ——1930年10月初版；

5．《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1931年10月上海初版，1933年9月國難后一版；

6．《新人生觀》——1942年1月重慶初版， 1945年4月重慶9版，1945年10月上 海初版，11月再版，連印27版。1992年臺灣商務“新人人文庫”再版，2010年修訂本初版；

7．《文化教育與青年》—— 1943年3月重慶初版；

8．《黑云暴雨到明霞》—— 1943年7月重慶初版；

9．《耕罷集：附滇黔寄興》——1943年9月重慶初版， 1946年7月上海初版；

10．《疾風》—— 1943年9月重慶初版；

11．《西北行吟》—— 1946年1月重慶初版，1946年7月上海初版；

12．《新民族觀》上冊 —— 1946年2月重慶初版，1946年3月上海初版，1967年1月臺灣一版，1973年6月臺灣三版。

為了響應商務印書館創館120周年的紀念活動，我找出幾本家藏的老書，和一套上下二冊的《辭源》，拍攝成圖，藉以代表我們全家的慶賀。

1933年出版的《辭源》版權頁上注明“國難后第十六版”。這是我們全家手邊少不了的一套精裝工具書，經過80多年的服務，外表不免傷痕累累，但功能依舊。

這是父親在抗戰末期出版的《新人生觀》（1945年4月重慶九版）與《黑云暴雨到明霞》（1943年7月初版）。前者是他鼓勵青年建立“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為，有力的生命”的演講集；后者是他從1932到1943年間發表的二百多篇時事評論中，選出的一小部分用以代表他對國事的主張。這本重慶初版的文集，紙張和印刷之粗糙，充分反映了戰時物資的短缺和困難艱巨。

父親早年雖然寫過不少白話新詩，但從中年開始偏愛作舊體詩，特別是絕句。他作詩的原則是：“寫景必真，寫情不偽，虛構之詞、無病之呻、竊非所取。”《耕罷集： 附滇黔寄興》和《西北行吟》是他最早發表的舊體詩集，內容大半是他被派往邊疆途中即興之作。除了寫景、懷古和憂思外，更能體現出他對祖國河山的熱愛。

《新民族觀》（上冊）是戰時父親對中央大學學生的系列演講，衍生成一輯民族哲學概論，勝利后于1946年初在重慶和上海初版。可惜以后他長期被職務纏身，終生以未能完成下冊而抱憾。

從這幾本書的外貌圖像和內容，可以看到70多年前商務印書館所歷經的滄桑，和父親一生與它密切的關系。

120歲的商務定將凸顯其龍馬精神，繼續為中國社會、教育與文化努力，這是值得大家祝賀和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