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開始，1919年就不平靜。12日，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抵達法國，率中國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代表團的核心人物是先期到達的駐美公使顧維鈞。在歷時十天的跨大西洋航程中，顧精心準備了七項談判計劃，包括歸還租借地、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撤出外國軍隊等等。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國人最為關心的，是中日二十一條和歸還德國在山東權益問題。

與此同時，日本代表團也到了巴黎。團長是前首相西園寺公望，實際負責的則是全權代表牧野伸顕男爵。和顧維鈞不同，牧野并不太擔心山東問題：在此之前，日本已同英法等私下交易，他們將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牧野的重要使命，是要促請國際聯盟通過日本提出的《人種差別撤廢提案》。提案背景，是日本不滿于歐美殖民國家歧視有色人種，也反對美國、加拿大等國限制日本移民。

數日后，京城（首爾）傳出一個不安的消息：原韓國高宗皇帝于22日暴亡。日本朝鮮總督長谷川好道聲稱死因是腦溢血。但很快有傳言說，這位曾向海牙和會派出密使、被逼退位的皇帝，是遭日人投毒致死。韓國獨立運動人士開始聯絡，打算借葬禮期間舉事，再度表達獨立訴求。

幾件事彼此相關，逐漸發酵，令1919成為東亞轉折之年。幾個社會都希望借大戰重創歐洲、世界秩序重組之際，重新劃定與“國際”的關系，但在不同程度都遭遇失敗。之后，東亞內化了這一挫折，將它轉換成革舊辟新、自我救助的動力。

19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擴張至全球，一戰是此體系下國際矛盾的一次總爆發。德奧與英法兩敗俱傷。美國趁機介入，打破了歐洲強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壟斷地位。戰勝國們制定了凡爾賽和約體系，以國際聯盟為協調機構，暫時緩解了沖突。英法美等協約國瓜分了奧斯曼土耳其的中東領土、迫德國割讓部分領土，并托管其海外殖民地（包括山東）。

美國第一次站到了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威爾遜總統認為，動蕩的根源在于傳統歐洲奉行的、強調權勢平衡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他提出了十四點和平主張，作為新國際體系的基本理念。這十四點理想主義原則本針對歐洲，但因包含“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及“（奧匈及奧斯曼帝國內）民族自決”的精神，讓處于殖民或半殖民統治下的民眾倍感鼓舞。

但理想主義在現實政治面前遭遇尷尬。和會本來就只邀請了協約國一方參加，美英法三國又是實際的主導者。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與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一心想要削弱德國、攫取戰爭紅利，把亞洲盟國的訴求當作交換利益、妥協折沖的籌碼。

1月27、28日兩天，日本和中國分別在“十人會”上闡述對山東問題的立場。牧野伸顕發言簡短，強調山東問題應在中日條約基礎上解決。顧維鈞即席演講30分鐘，據理力爭。他的精彩論辯獲得歐美國家的一致贊揚，令他對山東問題前景一度樂觀。

2月13日，牧野伸顕在國聯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對國聯盟約的修正案，主張加入各成員國對不同種族、國籍的人不得差別對待的條款。此舉激起巨大反響。英聯邦內的澳大利亞跳起來反對。澳國內奉行白人至上，總理比利?休斯聲稱“九成五的澳大利亞人反對平等”。種族平等雖與威爾遜十四點精神相符，但諷刺的是，美國本身就在執行種族隔離政策。威爾遜擔心此條款在國會遭到南方州民主黨議員的抵制，使美國無法加入國聯，遂以該提案干涉內政為由反對。

4月11日，國聯委員會表決日本提案，17位代表中的11位（包括法國、意大利、巴西、中國等國）投票贊成；英美等阻撓。威爾遜作為會議主席，以事關重大必須一致通過為由，強行否決了提案。于是，日本轉而在山東問題上施壓威爾遜，并以退出會議相威脅。11天后，威爾遜、克里孟梭和勞合?喬治約見陸徵祥和顧維鈞，通知他們：最高會議大體同意日本的要求。

1919年，巴黎牽動著整個東亞世界。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密切關注和會，受威爾遜主義的感召，他們重燃對“國際社會”的希望。3月1日，33名宗教界人士（基督教16名、天道教15名，佛教2名）聚集在京城塔洞公園，宣讀了由作家崔南善撰寫的《獨立宣言書》。宣言以民族自決、國家平等為旗，向世界宣告朝鮮為獨立國家，朝鮮人為自由民族，強烈抨擊日本的殖民政策。三一運動席卷韓國，中國東北和俄羅斯的朝鮮移民也紛紛響應。就在牧野伸顕在巴黎大談種族平等之時，日本殖民政府卻強力鎮壓韓國民眾的和平抗議，至少7500人被殺，數萬人受傷和被捕。

三一運動的消息在中國廣為報道，加深了民眾對朝鮮的同情和對日本的反感。兩個月后，當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方案傳來，北京的學生和民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全國民意沸騰。1919年由此成為教科書中“現代史”的起始之年。

對日本而言，1919年是它躋身世界五強、同時與英美沖突開始加劇的年份。它提出“種族平等”的提案，為的是在殖民體系中爭取道德優勢。種族差序是殖民主義時代國際法的一個理論基礎，不論日本當時的實際動機為何，這都算是釜底抽薪。某種程度上，日本開了“人權外交”的先河。但那時歐洲殖民帝國最反對提人權，即使是理想主義籠罩下的威爾遜的美國，也不敢接招。日本精英對歐美主導的國際體系再次大失所望。此后，因為戰略利益的變化，日本和英美漸行漸遠。最終，日本以保護黃種人為道義借口，發動了“大東亞圣戰”。

面對日本壓迫，中韓尋求國際支持的努力，也同樣遭遇挫敗。新一代知識分子痛定思痛，認定持續失敗的根源不在器物或制度，而在朽壞落后的文化；必須從根本入手，拋棄傳統，才能自救。面對外在危機，將批判矛頭內轉，這在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那批學人那里也是一樣。所不同的是，1919年前后，激進思想者眼中的大敵，是以儒學為代表的整個東亞傳統，甚至承載此傳統的語言文字。“啟蒙”、言文一致、揭批“國民性”成了共同的文化、政治選擇。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中達到高潮。新生代知識精英以《新青年》為陣地，全盤否定傳統，甚至提出為廢孔學須廢漢文、漢字羅馬化的主張。胡適倡導文學革命，明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1918年，魯迅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大聲宣告禮教“吃人”。

將挫折內化，也體現在把個體際遇置換為國家民族的整體際遇。郁達夫《沉淪》的主人公，由性苦悶而生發“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強大起來”的呼喊。魯迅留學日本時經歷的“幻燈片事件”也是如此。看到國人圍觀處決充當俄國間諜的東北土匪，他的理解是：“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這種強烈的焦慮，正來自于對被欺凌的民族身份（“支那人”）的新發現。

自強的民族身份需要自強的民眾，為此必須推翻舊道統，改造“國民性”。魯迅等對此問題的思考，源自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寫的“中國人的性格”。但“性格說”說到底，無非是指中國人如何不能符合“現代”的要求。如果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會展現的是他者對“東方”的種族主義奇觀化，則《阿Q正傳》對“國民性”的刻畫，則是自我奇觀化。所謂“國民性”與其說是需要改造的對象，不如說是被殖民現代性發明出來的想象。

韓國方面，啟蒙知識分子倡導用諺文（15世紀創制的表音文字）取代漢文寫作。史學家申采浩等痛批“事大主義”史觀遮蔽了韓民族的主體性，力圖把韓國歷史從儒家敘述傳統中分離出來。韓國史不再是“中華”史的一個區域分支，而是以扶余—高麗人種為中心的族裔斗爭史。民族主義者在現實中抵抗日本，在歷史文化構建中則以“中國”為抽象的敵人。申采浩同時寄希望于塑造新國民，要他們學習白種人，發揮政治能力。1917年，韓國現代文學之父李光洙發表了長篇小說《無情》，借對家庭與愛情的反思，抨擊儒家傳統價值觀對國人的束縛，直指民族文化中的劣性。

三一運動后，日本改變在韓統治策略，允許有限言論自由，培植文化親日派。韓國獨立運動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堅持抵抗，或者在上海成立流亡政府，或者在東北開展游擊戰爭；而另一部分則逐漸由反日民族主義變為現實主義，走上同日本合作的道路。崔南善和李光洙就屬于后者。

在1919一代激進知識人看來，殖民主義當然是大問題，但隨殖民主義而來的“現代”卻無疑是歷史的必然方向。如何使自己“現代”，有時是在擺脫殖民壓迫之上更重大、更本質的問題。加速“現代”，就要比西方的東方主義者更為堅定徹底地批判東方，不能有一點溫情脈脈。在這一點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達到一致。

那一代中韓新知識人的民族、國家觀念，很多來源于福澤諭吉對國民國家改造和現代性的闡述。福澤的所謂“脫亞”，本質是對（相對于西歐文明的）儒學禮制的揚棄。如果 “脫亞”曾經成為某種時代主題的話，這個主題在20世紀10、20年代才真正成型，且最為激進的實踐者還不在日本，而在急求自救的中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