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一帶一路的邊疆實踐：拉鐵摩爾、中國與世界”暨《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出版座談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舉行。本次座談會由中央民族大學袁劍和陜西師范大學黃達遠召集，北京大學唐曉峰、昝濤，清華大學沈衛榮，中國社會科學院許建英、宋培軍，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張海洋、關凱，上海外國語大學楊成，外交學院施展，新疆大學程秀金，陜西師范大學李如東等學者參與現場討論。

袁劍：拉鐵摩爾在當代中國的學術價值

座談會伊始，袁劍首先對新書《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的編輯緣起進行了簡要介紹。2005年，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翻譯了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著作《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該書翻譯出版后，立即成為研究邊疆問題學者的必讀書。作為中國邊疆研究中一個不可繞過的人物，拉鐵摩爾的影響力開始在中國復蘇，他的學術研究價值也重新為中國學界所承認。

實際上，早在20世紀上半葉，拉鐵摩爾就在中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年幼時隨父母來到中國，并在中國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全面抗戰前夕，他曾到訪過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有過交往，1940年代又受美國羅斯?？偨y推薦，擔任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對華友好，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與當時國共雙方的最高領導人都有過來往，并對亞太地區的狀況有深入的認識。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政界，拉鐵摩爾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拉鐵摩爾在中國大陸學界逐漸被遺忘。隨著中國學界對邊疆事務的關注以及對于中國自身定位的新思考，拉鐵摩爾又重新回到了中國學界的視野之中。

正是在中國學界重新認識拉鐵摩爾的背景下，3年前，袁劍和黃達遠共同籌劃編輯一部國內學者關于拉鐵摩爾研究的著作，以期能夠幫助中國學界更好地閱讀和了解拉鐵摩爾。此舉得到了三聯書店張龍編輯的支持，并得到唐曉峰、姚大力、許建英等學者的大力響應，最終選編出版了《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一書。袁劍希望，該書的出版能夠為知識界提供一個集中反映國內學界關于拉鐵摩爾研究現狀、范圍和取向的讀本，并以此進一步推進國內對邊疆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在中國數千年的發展歷史中，尤其是在元、明、清三個大一統王朝時期，邊疆與中原都有著非常密切的互動。邊疆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形塑了當代的中國意識。在當代中國重新崛起的過程中，中國需要更好地認識周邊的世界。而從現實的知識生成角度來看，廣闊的中國邊疆區域，正是我們在建設“一帶一路”過程中，溝通北上廣等國內中心城市與周邊及域外各國的橋梁與紐帶。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當下來看，重新認識、理解和閱讀拉鐵摩爾，觀察、研究和思考邊疆中國，對當代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唐曉峰：做學問不能脫離地理學的語境

唐曉峰談到，他與拉鐵摩爾的因緣始自40年前他在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的時期。他在那里的資料室中最早讀到拉鐵摩爾的著述，萌生了研究蒙古史的想法。1978年，國內恢復研究生考試，他原本想考蒙古史研究權威翁獨健先生的研究生。但在了解了蒙古史研究的難度之后，他知難而退，轉投歷史地理學大家侯仁之門下。然而，在內蒙古工作的人生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親切感情，都使他對邊疆問題難以割舍。

唐曉峰指出，任何社會文化形態的研究都不能脫離地理學的語境。每一種典型的社會文化形態都依托于一種典型的地理環境而存在。當我們意欲把某種典型的理論推廣到其他社會文化形態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它所處的地理環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世界上并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很多人在研究時往往忽視了這一點。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地理學的理論認為，我們所處的世界并不是一個均質的世界。如果我們把世界看成是均質的，無限制地把一些結論進行推廣，就會出現不必要的麻煩。在唐曉峰看來，我們需要對各種理論進行地理學的“校正”。他以陰山研究為例，指出陰山實際上分為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區域在歷史上有著不同的地位和意義。從西向東，陰山可分為狼山、烏拉山、大青山、灰騰梁山、大馬群山等地段。位于陰山南部的政權在向位于陰山北部的政權進行軍事行動時，面對不同地段的特點會做出不同的決策，反之亦然。近幾年，此種情況漸有改觀，在陰山區域發現的一些考古遺址，促使學者們開始反思陰山不同地段的特殊性與差異性。而拉鐵摩爾關于邊疆地區與長城演變的研究，注意到了邊疆內部自身的歷史和具有特殊發展內涵的長城地帶，為觀察中國特別是北部地區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當前，學界有一大批青年學者在從事邊疆研究，這與唐曉峰在40年前所面臨的局面完全不同。他相信，中國的邊疆研究將在未來成為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

沈衛榮：“新清史”爭論的關鍵在于“內亞”

盡管沈衛榮是蒙古和西藏研究領域的專家，但他卻坦言自己對拉鐵摩爾關注不多。在拉氏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20世紀上半葉，他還尚未出生，未能親睹拉氏的風采；而90年代以后，當中國學界重新關注拉鐵摩爾之際，他已經出國留學。盡管他的導師韓儒林曾任中央大學邊政系主任，但在20世紀80年代，無論是蒙古史還是藏學，都未能從邊疆的角度展開系統性的研究。當中國的邊疆問題還未成為一個“問題”的時候，人們更多的是關注和研究當地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宗教，自然也沒有對拉鐵摩爾給予特別的關注。

奇怪的是，當沈衛榮留學德國、攻讀中亞語文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國外學界也很少提到拉鐵摩爾的名字。沈衛榮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我們究竟該怎樣理解拉鐵摩爾和他所研究的“邊疆中國”？或者說，該怎樣理解“內亞”或者“中亞”的概念？沈衛榮曾在國外多個以“內亞”或“中亞”命名的機構學習過，比如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系，用的是“中亞”的名稱。而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有關的研究在1956—1965年間被稱作“烏拉爾和阿爾泰”研究，并在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教授的領導下于1965年創立了“烏拉爾和阿爾泰研究系”。1993年，在時任系主任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的領導下，該系又改名為“中央歐亞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簡稱CEUS）。實際上，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的主要是滿洲、蒙古和西藏問題，后來又增加了有關蘇聯所轄的幾個中亞國家的研究。在哈佛大學，最初的研究也是關于中亞語文學的研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今天哈佛大學內亞和阿爾泰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簡稱IAAS）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歐立德（Mark C. Elliott）和珍妮嘉措（Janet Gyatso）。其中除狄宇宙與拉鐵摩爾的研究相近之外，其他人的研究，仍然關注的是蒙古、西藏和滿洲問題。就連鼎鼎大名的國際漢學家伯希和（P. Pelliot），主要的研究領域也是中亞語文學（偏重于漢學）。作為一名非學院派的學者，拉鐵摩爾研究的范圍和高校科研機構所劃定的學科范圍存在一定的差距。從內亞研究本身的意義來看，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拉鐵摩爾并不受到國外學界重視的因由。

目前，國內外學界都開始關注“內亞”的問題，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關于“新清史”的爭論。哈佛大學歐立德教授曾把“新清史”研究的內涵概括為三點：一是發現滿洲統治下的內亞維度（Inner Asian dimension）；二是主張使用非漢文史料（特別是滿文文獻）；三是注意全球史的語境。在這三點之中，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內亞維度”。由米華?。↗ames Millward）等人主編的《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書，重點就是要論述清帝國具有“內亞帝國”（Inner Asian empire）的特性。米華健等人認為，學界不能局限于用傳統的漢化方式來研究清史，也不能用套用朝貢體系的概念。但是沈衛榮認為，這些問題原本并不是什么“問題”。清朝的歷史不能用簡單的漢化概念去理解，而作為非漢族統治的王朝，所謂的“華夷之辨”、“懷柔遠人”也并不是清朝處理與周邊族群關系的重要內容。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新清史”確實沒有什么“新意”可言。

至于運用非漢文材料，在沈衛榮看來這完全是一種“常識”。他還主張，研究清史的學者，除了滿文之外，還需要掌握更多的語文材料，如藏文、蒙文、維吾爾文的材料，只利用滿文文獻還是遠遠不夠的。當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烏云畢力格教授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在利用滿文文獻研究清史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如果有更多懂藏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其他語文的學者加入進來，那么中國學者的“新清史”研究，相信可以比美國學者做得更好。

沈衛榮認為，當前關于“新清史”的爭論，關鍵問題在于爭論雙方對“內亞”（inner Asian）的理解不同。米華健認為，清帝國是一個“Chinese empire”和 “Inner Asian empire”的復合體。所謂的“Qing China”，一個是指漢地的中原（China），另一個則是指內亞的帝國（Inner Asian empire），兩者合起來組成了一個清帝國（Qing China）。在他們看來，“China”指的只是漢人和漢人組成的國家，“清帝國”不是所謂的“中國”（China）。那么，“China”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問題”？所謂的“Qing China”究竟是不是“China”？沈衛榮認為，盡管“新清史”學者力圖申明自己的研究僅僅是學術性的研究，沒有政治企圖，但這種認識確實反映出它背后存在著現實因素的考量，也是引起部分中國學者強烈批判的原因。而部分中國學者用赤裸裸的政治話語去批判學術作品的做法，在他看來也顯得不夠明智。

李鴻賓：拉鐵摩爾與“新清史”為何會引起不同的反響？

同樣是研究中國的邊疆問題，為什么拉鐵摩爾會在當今的中國學界再度產生反響？為什么拉鐵摩爾和“新清史”所造成的反響完全不一樣？李鴻賓認為，拉鐵摩爾的貢獻不在于他研究了什么，而在于他通過研究形成了一種方法論和認識路徑。拉鐵摩爾的重要意義在于，他突破了傳統中國社會以自我為中心的認識范式。這種認識范式從春秋時期開始萌生，經司馬遷的《史記》而得到奠定，并成為“二十四史”的標準寫作方式。中國古代王朝國家建構的范式，基本上是以一個地區性的集團為核心，然后通過武裝暴力革命或者強權政治向全國廣大地區推進。這種建國方式和政治實踐在秦始皇的手中得到新的深化，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觀念，形成了一種“大一統”的觀念。在王朝國家向周邊推進的過程中，如果周邊地區能夠與農耕經濟相適應，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如果王朝國家要突破農耕經濟的范圍進入草原地區，相對而言就比較困難。

“二十四史”導致中國人形成以自我為核心的框架系統，再經過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反過來又強化了王朝國家“大一統”的觀念。王朝國家有著中心與邊緣之分?！耙牡胰胫袊瑒t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邊緣地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中原王朝的話語體系中，往往掩蓋或抹殺了邊緣地區的自主性，并支配著古代漢人的書寫模式。進入民族-國家時代以后，邊緣地區所形成的狹小空間又被進一步壓縮。拉鐵摩爾站在中國的外部進行觀察，從邊疆民族自身的主體性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自然就與傳統中國社會的思維模式發生碰撞和沖突，但這種思維范式的沖擊卻沒有引起國人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焦慮。而“新清史”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觸動了國人意識形態化的神經。

在李鴻賓看來，“大一統”問題進入到學術層面和進入到意識形態領域，所產生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樣的。原本的學術問題一旦意識形態化之后，就上升為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又與國家、民族糾結在一起。中國人特別講究民族與國家的“大一統”，而“新清史”恰恰對“大一統”進行了拆解，因此被部分國內學者視為“政治不正確”。相反，拉鐵摩爾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拉氏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是一種思維范式的轉換。為什么部分學者對“新清史”尤為反感？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從《春秋》的一字褒貶，到司馬遷《史記》的道義批判，再到司馬光《資治通鑒》完全以國家政治行為書寫歷史的建構，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與其說強調客觀本身，不如說是通過客體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任何人敢于觸碰這根神經，都會引起國人強烈的反感。李鴻賓強調說，拉鐵摩爾的研究促使我們更加關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的一面，但我們對統一國家中多元文化的強調，也與拉鐵摩爾以及西方學術界的思路存在明顯的差異。

（注：本文發表受到主辦方允準，發言內容尚未經發言者審定，具體內容以主辦方后續整理稿為準。其余學者發言內容要點與梳理，可參看后續即將刊發的側記之二：《邊疆議題、知識焦慮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