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美國奴隸主和奴隸的敘事中，往往奴隸主才是中心。早期的歷史記錄大多是由白人奴隸主書寫，他們受過教育，掌握權力，而不識字的奴隸在歷史的長河中僅僅留下只言片語，然而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逃離總統府：華盛頓夫婦對女奴奧娜的追捕》（Never Caught: The Washington’s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ir Runaway Slave, Ona Judge）的主角卻是十八世紀的一位女性逃奴奧娜·賈奇（Ona Judge也被稱為Oney Judge），而不是她的主人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及其夫人瑪莎·華盛頓。歷史學家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鄧巴（Erica Armstrong Dunbar）通過縝密透徹的研究、震撼人心的故事鋪排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了奧娜·賈奇不惜一切代價逃離華盛頓總統的控制和追捕，勇敢追尋自由的獨特經歷。自出版以來，《逃離總統府》廣受歡迎，入圍201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獎，并獲得2018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圖書獎。2019年，鄧巴和凱瑟琳·凡·克里夫（Kathleen Van Cleve）精心編著出版了奧娜·賈奇傳記的青年讀者版。奧娜冒著各種風險追求自由的故事，成為美國青少年的暢銷讀物。

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鄧巴是羅格斯大學歷史學查爾斯和瑪麗·比爾德教席教授，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她是美國歷史學家組織的杰出講師，也是黑人女性歷史學家協會（Association of Black Women Historians）的會長，研究領域集中在奴隸制、種族問題和性別問題。

一、發現“奧娜·賈奇”

2008年，以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鄧巴教授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脆弱的自由：內戰前城市中的非裔女性及其解放》（A Fragile Freedom: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Antebellum City）。這本書是關于十九世紀自由黑人女性的學術研究，講述了共和國早期北部城市中非裔美國婦女的生活，研究了費城的非裔女性如何在內戰爆發前的幾十年里從奴隸變為不穩定的“自由人”，還考察了紐約和波士頓的類似情況。鄧巴在為《脆弱的自由》進行檔案研究時第一次發現了奧娜·賈奇的名字。在瀏覽費城的一份期刊時，鄧巴發現了一則廣告：“星期六下午，奧娜·賈奇從美國總統的住處逃跑了，她是一名淺膚色的黑白混血女孩，滿臉雀斑，黑眼睛，有一頭濃密的黑發——她中等個子，但比較苗條，穿著精致，大約20歲。”她非常震驚，“我在想我怎么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女人？她身上發生了什么？喬治·華盛頓能追回她嗎？我發誓要回到她的故事中去”。鄧巴考慮過在《脆弱的自由》中加入賈奇的故事，但她最終放棄了，在之后的十年間她單獨致力于研究賈奇，試圖從早期的檔案中發掘這位女性逃奴被淹沒的聲音。

其實早在鄧巴之前，已經有學者對奧娜·賈奇進行了研究。伊芙琳·格爾森（Evelyn B. Gerson）在1990年左右“發現”了奧娜·賈奇。格爾森當時正在新罕布什爾大學與著名的歷史學家勞拉·撒切爾·烏爾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此時烏爾里奇尚未到哈佛大學）讀研究生。她讀到一本教科書，書中有兩段介紹了華盛頓總統在格陵蘭的逃奴，這讓她一下子驚呆了。格爾森寫道：“我不敢相信，我是在新罕布什爾州長大的，我的歷史課上從未提及過這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讓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她是如何成功地逃避總統追捕的，因為華盛頓總統是他那個時代最受人尊重、最有權勢的人。最令人困惑的是，總統知道她藏在哪里。”在烏爾里奇教授的鼓勵下，伊芙琳·格爾森在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繼續她對這位“難以捉摸的”逃奴的研究。2000年6月，格爾森在哈佛大學完成了關于奧娜·賈奇的女性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對自由的渴望：逃奴奧娜·賈奇·斯坦斯為何從未回到她的主人喬治·華盛頓總統身邊》（A Thirst for Complete Freedom: Why Fugitive Slave Ona Judge Staines Never Returned to Her Master,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這份論文長達二百六十七頁，詳細描述了奧娜出逃的過程和原因。伊芙琳·格爾森關于奧娜·賈吉的研究引起了當時人相當大的興趣，之后的學者在有關華盛頓的傳記中，再也不能忽視奧娜·賈奇，如在2003年出版的關于華盛頓的傳記中，歷史學家亨利·溫塞克（Henry Wiencek）就詳細描述了奧娜·賈奇。然而，公共史學對奧娜產生的興趣更為濃厚。自2002年到2010年，有三本奧娜·賈奇的書出版，這三本書都是青少年讀物，且都是女性作家撰寫，這大多歸功于格爾森的研究。

毫無疑問，鄧巴的研究也建立在格爾森的研究基礎上。《逃離總統府》一書的暢銷在美國公共史學領域掀起了“奧娜·賈奇的熱潮”。她成功地將奧娜的故事置于前所未有的語境中，在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中，鄧巴精彩地描述了總統府里的奴隸生活，令人信服地構建了總統之家中的奴隸生活以及當時更大的城市和農村自由黑人社區。她不僅勾勒出賈奇的一生，還描繪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紐約、費城和樸次茅斯的奴役和自由問題，為我們研究美國早期奴隸制的歷史、總統歷史和黑人女性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二、奧娜·賈奇的一生

奧娜·賈奇生于1773年，母親貝蒂是一名嫁妝奴隸（dower slave），屬于瑪莎·華盛頓的第一任丈夫丹尼爾·卡斯蒂斯（Daniel Parke Custis）的財產。父親安德魯·賈奇（Andrew Judge）是英國出生的白人，曾為華盛頓夫婦當過契約仆人。像她的母親一樣，奧娜是一名才華橫溢、備受推崇的女裁縫，她十歲時就被叫到主屋為女主人服務，后來成為華盛頓夫人的私人女傭。

1789年當華盛頓前往紐約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時，瑪莎決定挑選一些奴隸帶去紐約，挑選的標準很明確：服從、謹慎、忠誠，最好是混血兒。奧娜是他們帶過去的七位奴隸之一，也是僅有的兩位女奴之一。這七位奴隸分別是總統的貼身仆人威廉·李（William Lee）及其侄子克里斯托弗·舍爾斯（Christopher Sheels）、馬夫賈爾斯（Giles）和帕里斯（Paris）、奧娜和她同母異父的哥哥奧斯丁（Austin）、五十多歲的女裁縫莫爾（Moll）。在紐約，奧娜第一次目睹了北部的自由和奴隸制，這與弗農山莊大為不同。雖然此時紐約州奴隸解放協會（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一直在談論漸進地終結該州奴隸制的話題，但華盛頓攜帶奴隸在紐約并沒有遇到什么問題，因為大多數紐約領導人仍然蓄奴。

第二年當聯邦首都搬到費城時，華盛頓要求他的個人秘書托拜厄斯·利爾（Tobias Lear）以及八名奴隸同行。這八名奴隸包括此前帶去紐約的六名，奧娜、莫爾、奧斯丁、舍爾斯、馬夫賈爾斯和帕里斯，威廉·李因為身體惡化留在了弗農山莊。另外新增加的兩名是廚師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他的兒子里奇蒙德（Richmond）。在總統的第二任期內，第九名奴隸喬（Joe）也過來了。

費城給奧娜帶來了新的生活體驗，有兩點最為深刻，那就是這里自由黑人社區的興盛以及1780年的賓州《漸進廢奴法》。與紐約不同，費城有一個約六千人，不斷發展且非常活躍的自由黑人社區。1787年，理查德·艾倫（Richard Allen）和押沙龍·瓊斯（Absalom Jones）帶領一群自由黑人成立了自由非洲協會（Free African Society），這是費城第一個非裔美國人互助協會。理查德·艾倫是早期共和國有影響力的黑人領袖之一，也是一名企業家，擁有并經營著一家清潔煙囪的公司。艾倫的客戶名單上就有華盛頓總統本人，在他為總統服務時很有可能見過奧娜。因此鄧巴認為，很有可能是理查德·艾倫的幫忙，奧娜才得以成功逃離總統府。

與此同時，面對如火如荼的貴格派廢奴運動，賓夕法尼亞在1780年頒布了《漸進廢奴法》。該法規定年滿二十八周歲的奴隸將不再受奴隸主的束縛，任何奴隸一旦進入賓州，并在該州居住超過六個月，便可自動解除奴役獲得自由。華盛頓夫婦剛到費城不久，司法部長埃德蒙·倫道夫（Edmond Randolph）便以自己失去奴隸的經歷作為警示，暗示總統的家人要小心自己的奴隸。華盛頓當然理解自由的力量和魅力，“雖然我不認為他們會因這一改變而受益，但自由的觀念可能太強大了，以至于他們無法抗拒。”面對這項已經危及到自身利益的法律，在與埃德蒙·倫道夫磋商后，華盛頓選擇逃避賓州的法律。每隔半年，總統的奴隸們將被領回弗農山莊，或由華盛頓夫人帶出賓州兜一圈，從而讓他們在費城停留的日期重新清零。毫無疑問，這都是在繞過費城法律的前提下悄悄進行的。1791年，在寫給秘書利爾的信件中，總統先生顯得神神秘秘，他寫道：“我要求你嚴守秘密，不得讓除了你和華盛頓夫人以外的任何人知曉這些事情以及這條建議。”

雖然總統用盡辦法掩飾他的意圖，但是身處費城的奧娜及其他奴隸對此肯定不會一無所知。在費城的五年多時間里，雖然奧娜每六個月進出一次，但她結識了自由黑人社區的成員以及獲得自由的前奴隸。這樣的互動無疑會激發她對奴隸制、關于漸進廢奴的法律以及獲得自由的可能性的思考。盡管她的生活相對來說還算舒適，她甚至可以與哥哥奧斯丁以及穿著體面的赫拉克勒斯一起去劇院觀看喜劇，但這和她在費城親身感受到的自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1794年12月，她的哥哥奧斯丁在返回弗吉尼亞的途中遭遇海難去世，從此賈奇在費城孑然一身，這堅定了她逃跑的決心。

1796年春，瑪莎·華盛頓打算把奧娜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她的孫女伊麗莎白·帕克·卡斯蒂斯（Elizabeth Parke Custis），這成為她逃跑的導火線。奧娜在晚年的采訪中說：“當他們收拾行李準備回弗吉尼亞的時候，我也在收拾行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回到弗吉尼亞，我永遠不可能得到我的自由”。在1796年5月21日，當總統夫婦正在吃晚飯時，奧娜逃跑了。

費城自由黑人社區的成員幫助奧娜登上了約翰·鮑爾斯（John Bowles）船長指揮的船，經過五天的旅程，她來到了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當時的樸次茅斯大約有三百六十名自由黑人，幾乎沒有奴隸。她很快在自由黑人社區找到了住處，靠做家務養活自己。此后，為了奪回這一“私有財產”，喬治·華盛頓總統利用自己的政治背景和人際關系對年僅二十二歲的奧娜·賈奇展開了全力追捕。

1796年夏天，奧娜在樸次茅斯散步時，遇到了新罕布什爾州聯邦參議員約翰·蘭登（John Langdon）的女兒，蘭登參議員迅速通知了總統。總統找到財政部長小奧利弗·沃爾科特（Oliver Wolcott Jr.），要求沃爾科特聯系樸次茅斯的海關關長托馬斯·惠普爾（Thomas Whipple）。接下來為了追回奧娜，即將離任的總統和沃爾科特、惠普爾之間共有六封通信。在這些信中，總統首先表明，“這個女孩忘恩負義，我們撫養她長大，像對待孩子般對待她，而不是一個傭人，如果可以避免的話，不應該讓她逃過懲罰”；其次，總統自始至終認為，有一名男性求婚者，可能是一位“法國人”誘使奧娜逃跑，“我對她的行為沒有絲毫的懷疑，至少有人通知她聯系某些人，引誘她逃跑”。華盛頓還想當然地認為，這名男子可能精神上不穩定，后來拋棄了奧娜，使她陷入貧困，不得不外出工作謀生。對于如何抓獲這名逃奴，總統的建議是繞過法院，直接逮捕，讓她坐船返回弗吉尼亞州。這一建議顯然違背了他本人簽署的1793年聯邦《逃奴法》。該法第一條規定：當奴隸逃至外州時，奴隸主及其代理人有權在外州將其追捕和緝拿，需在當地的任何聯邦或州法院出具證明逃奴身份和歸屬的文件后才能將逃奴帶回本州。在追捕奧娜的過程中，總統再次規避法律，希望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帶回逃奴。

惠普爾追蹤到奧娜后，詢問她逃跑的原因，并提出代表她與總統進行談判。他隨后寫信告知華盛頓總統，奧娜并不是被誘騙走了，“對自由的渴望是她潛逃的唯一動機”，現在奧娜同意回去，條件是在瑪莎·華盛頓去世后她能夠獲得自由。當然，奧娜從來沒有打算遵守這個協議，只不過是騙取逃跑時間的謊言。然而華盛頓在回信中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惠普爾的提議：“達成這樣的妥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可能會逐漸廢除奴隸制，甚至是根據人們的意愿徹底解放奴隸（如果后者在此刻是可行的話），但它既不會是政治的，也不會僅僅是對不忠誠的人給予過早的獎勵”。最后，惠普爾沒能完成總統交代的任務，他表示：“華盛頓總統不可能依靠他在新罕布什爾州任命的官員或民選的官員來幫助他追回這名逃奴，讓她回到弗吉尼亞州。”

此后，奧娜獲得了三年安靜的時光。在1797年1月14日，《新罕布什爾公報》（New Hampshire Gazette）公開宣布了奧娜與杰克·斯坦斯（ Jack Staines）的婚姻。塞繆爾·黑文牧師（Samuel Haven）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789年華盛頓總統訪問樸次茅斯時，這名牧師曾和總統聊過天。也許是受奧娜逃跑的影響，1797年2月22日華盛頓生日那天，他的廚師赫拉克勒斯也逃跑了，從此再沒有出現過。他和奧娜是在費城總統之家工作過的僅有的兩位逃奴。

到1799年7月，退休后的華盛頓重新燃起了追回奧娜的興趣，這一次他委托瑪莎·華盛頓的侄子、弗州的參議員小伯維爾·巴賽特（Burwell Bassett Jr.）。三年后，前總統仍然堅持認為，賈奇是被一位法國人慫恿逃跑的，她曾考慮過回到弗農山莊，但當她要求得到自由而被拒絕時，她決定留在新罕布什爾州。這一次，可能是在蘭登議員家工作的一名自由黑人傳達了消息，賈奇設法逃到了鄰近的格陵蘭鎮，最后巴賽特空手而歸。四個月后，喬治·華盛頓去世，在他的遺囑中，唯一被立即解放的奴隸是其年邁的貼身仆人威廉·李。其他奴隸則要等到華盛頓夫人去世后才能被釋放。1800年12月，瑪莎簽署了一份釋奴契約完成了她丈夫的遺愿。然而，這一切跟奧娜·賈奇及其子女都沒有關系，因為他們是瑪莎·華盛頓從第一任丈夫那里繼承的財產，他們仍歸她在世的孫輩們所有。

賈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格陵蘭鎮居住了幾十年，因為害怕再次被送回她的主人身邊，她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隱秘生活。她一直生活在極度貧困中，她的丈夫和三個孩子都先她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時光，賈奇大膽地接受了兩個廢奴刊物的采訪。第一篇訪談刊登在1845年5月22日的《花崗巖自由人》（Granite Freeman）上。一周后，這份報紙刊登了另外一位逃奴的回憶錄，他就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另一篇于1847年元旦刊登在著名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上。賈奇的采訪很可能是現存的有關十八世紀弗吉尼亞逃奴的唯一記錄。《花崗巖自由人》的記者寫道：“當被問到她是否對離開華盛頓總統而感到遺憾時，因為她現在的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她的回答是：‘不，我是自由的，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我成為了上帝的孩子。’”1848年2月25日，七十四歲高齡的奧娜·賈奇因病去世。

三、書寫特點

研究和書寫早期黑人女性歷史的學者都明白，在檔案中找到她們的故事是多么的困難。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經常把這些黑人女性從歷史檔案中剔除掉，歷史學家常常因缺乏證據而無力乏天。鄧巴努力用有限的檔案拼湊奧娜·賈奇的一生，如早期追捕奧娜·賈奇的廣告，弗農山莊喬治·華盛頓研究中心的奴隸資產清單，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9月1日至1796年12月22日間和捉拿逃奴的代理人之間的六封通信，新罕布什爾州樸次茅斯市的報紙和法律文件，奧娜·賈奇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兩次公開采訪記錄等等。然而僅僅利用檔案是不夠的，為了還原奧娜的一生，鄧巴避開了傳統史學的枯燥學術寫作，從敘事性小說作家的創作中汲取靈感，像編劇一樣加入了一位專業史學家的歷史想象。鄧巴借鑒了歷史學家對美國早期奴隸制的研究，運用了有根據的推理和合理想象來重現賈奇“必須”或“應該”的想法或感受，加入了一些暗示未知的詞匯：必須、可能、也許。比如當奧娜得知自己將被送回南部時，她的情緒是這樣的，“突然間，驚訝變成了憤怒，而憤怒很快變成了恐懼”。當鄧巴想象奧娜在黑人社區領袖的幫助下計劃逃跑時寫道：“這兩個人很快進行了交談，也許還計劃在別的地方見面，討論賈奇尋求自由的機會。”在描述奧娜的逃亡生活時寫道，“賈奇把她的痛苦和悲傷深深地埋進她的靈魂深處——這將是她邁向新生活的唯一途徑”。有關賈奇婚禮的合理想象非常的生動，仿佛這一畫面就在眼前：

“在她結婚的那天，她會拿出一件漂亮的裙子，這是她在侍奉華盛頓夫婦時穿的。許多婦女在頭發上戴些小花，以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但是一月的大雪天卻使得賈奇沒有這樣的裝飾。也許她在她的結婚禮服上增添了一些花邊，但是面紗太昂貴，太不實用了。杰克·斯坦斯可能穿著燕尾服和他最漂亮的褲子（這是水手和工人的標志性褲子），而不是昂貴的及膝絲綢馬褲。婚禮上不會有昂貴的結婚戒指，也不會有精心制作的慶祝餐，但這對新婚夫婦可能會共享一頓簡單的晚餐，有魚或牡蠣燉肉，黑面包，還有一些印第安布丁作為甜點。”

在這本書中，“脆弱（fragile）”一詞貫穿始終。鄧巴描述北部自由黑人的家庭是脆弱的，生命是脆弱的，自由的身份也是脆弱的。這一詞呼應了鄧巴的第一本書《脆弱的自由》。對于這樣引人入勝的歷史故事，我們希望奧娜有一個圓滿的結局。然而，事實卻是她每天過得膽戰心驚，害怕被再次逮捕；她辛苦勞作，卻貧困潦倒；她親眼目睹丈夫和孩子們一個個去世。通過這樣一個個體研究，鄧巴其實是讓讀者思考內戰前整個北部自由黑人群體的狀況，正如她所說，“奧娜·賈奇并不是特殊的。她做了半個世紀的逃奴。她的經歷就是當時美國大多數自由黑人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這挑戰了北部是富饒和充滿機遇之地的神話。賈奇的故事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一個逃奴的生命的脆弱，而是所有黑人在那一刻的生命的脆弱，因為你必須要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奴隸制就在隔壁，自由黑人有多自由？如果在任何時候，你都可以被抓，那你的自由意味著什么？”

當然，這本書主要面向普通的大眾讀者，而不僅僅是專業的歷史學家。為避免公開的學術論戰，鄧巴并沒有就奴隸制、美國建國之父和憲法的歷史爭論表明立場，她也沒有對華盛頓對奴隸制的看法進行全面的評價。她只是審視了一個逃奴所面臨的危險和挑戰，然后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將奴隸制與美國歷史上的開國總統聯系起來。鄧巴沒有妖魔化華盛頓總統，而是把他描繪成一個參與奴隸制這一邪惡制度的有缺陷的人。她努力去理解他的家長式信仰，這種信仰讓他不明白為什么一個奴隸會從一個“受到良好對待”的家庭逃跑，他想象了奧娜逃跑的各種緣由，但都不是實際的理由。雖然在書里，鄧巴沒有評估華盛頓總統，但在私下的采訪中，她卻認為華盛頓總統對賈奇逃跑后的不懈追捕與他最終認為奴隸制是邪惡的理論相悖。她甚至在采訪中表示，“華盛頓總統從來都不愿意在有生之年放棄擁有奴隸的舒適生活。為了確保他的妻子繼續享受到奴隸的服務，華盛頓在遺囑中交代在瑪莎去世后才釋放他的所有奴隸。我們都知道華盛頓沒有直接繼承人，我不禁認為，如果他有自己的孩子，解放他所有的奴隸，失去這樣一筆巨大的財富，將是一個更加困難的決定。沒有孩子，他就能做別人想做的事。我并不認為他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那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