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奴役的洛拉

近日，《大西洋月刊》2017年六月新刊的封面故事“洛拉：我家的奴隸（My Family’s slave）”受到了廣泛關(guān)注和討論。該文的英文和中文版本分別占據(jù)了《大西洋月刊》熱門榜的前兩名。作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是普利策獎獲獎記者。他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大小人：尋找我作為亞洲人的自己》（Big Little Man: In Search of My Asian Self）自我撕裂式地檢視了作為亞洲人試圖融入美國社會時的復(fù)雜、恥辱和小勝利。提臧于今年三月去世。

洛拉的名字叫做尤多西婭·托馬斯·普里多（Eudocia Tomas Pulido），1943年，18歲那年被提臧的外祖父、一名菲律賓陸軍中尉送給了自己的女兒，成為了他們一家的奴隸。當他們一家移民美國，洛拉也來到美國繼續(xù)作為家中的秘密奴隸。洛拉和提臧一家一起生活了56年，帶大了他和四個兄弟姐妹，從早到晚做飯做清潔，經(jīng)常睡在衣服堆里，從來沒有工資，還經(jīng)常受到責罵。

提臧在文中介紹道，奴隸制度在菲律賓群島有長久的歷史。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島民們會奴役其他島民，通常是戰(zhàn)俘、罪犯或債務(wù)人。西班牙人在16世紀到達后奴役了島民，又帶來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隸。西班牙皇室后來廢除本土和殖民地的奴隸制度，但在菲律賓的一些偏遠地區(qū)蓄奴的陋習在“幫工”、“家奴”等不同的名義下繼續(xù)存在。

提臧的外祖母生下他母親后就死于難產(chǎn)，而洛拉是提臧外祖父湯姆中尉遠方窮親戚家的女兒。因為不滿父母安排的婚事，當湯姆表示只要她同意幫他照顧12歲的女兒就可以管她吃住時，洛拉答應(yīng)了，從此成為了提臧母親的奴隸。提臧母親犯錯時，洛拉會代她受罰。

7年后的1950年，提臧的母親和他父親結(jié)婚，帶著洛拉從打拉（Tarlac）省搬到了馬尼拉。提臧的父母取得高等學位后，父親找到了一個在美國的職位，可以帶著家人和一個家傭去美國。洛拉一開始沒有答應(yīng)，但提臧的父親向她承諾，到了美國后一旦經(jīng)濟好轉(zhuǎn)，就會給她一份“津貼”讓她寄給家中的父母和親戚，幫助他們擺脫貧窮的生活。洛拉被說服了。1964年，洛拉和提臧一家到達了洛杉磯，當時提臧年僅四歲。

到了洛杉磯后，提臧父母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工作繁忙而疲憊不堪，情緒暴躁，經(jīng)常為了小事責罵洛拉，甚至拳腳相加。而即使是在洛拉因為母親生病沒錢買藥而試探地提起時，她也沒有得到提臧父親承諾的“津貼”。在洛拉的母親、父親先后去世時，洛拉想要回家的請求也被提臧父母拒絕，原因是沒錢、沒時間和擔心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被查出而惹來麻煩。

隨著在美國生活長大，提臧在十一二歲時意識到了洛拉的地位就是一個奴隸，并開始為父母對洛拉不道德的行為痛心。到了美國后，提臧父母對待洛拉的方式比在菲律賓老家時更加惡劣，但想方設(shè)法隱瞞這一切，謊稱洛拉是老家的親戚，提臧盡管感到羞恥，但仍然參與維持這個謊言。

當提臧的父親拋妻棄子離開家后，洛拉成為了提臧母親主要精神支柱和安慰來源。當提臧母親再婚后要求洛拉對她的新任丈夫同樣忠誠，但在他們吵架時，洛拉又充當了她的保護者。但是，因為不想應(yīng)對額外的麻煩和花費，在洛拉的牙齒松動脫落、疼痛難忍時，提臧母親責備她沒有照管好自己而不愿帶她去看牙醫(yī)。提臧終于爆發(fā)，指責母親只是把洛拉當作奴隸，但爭吵過后，他母親更加確認洛拉偷走了自己的孩子，開始報復(fù)洛拉，變本加厲地使喚她。洛拉在美國無處可去，也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提臧試圖教洛拉使用銀行卡，教她開車，都沒有成功。但后來提臧母親對洛拉的態(tài)度有所改善，幫她做了假牙，給了她獨立的房間，并在孩子們努力為洛拉獲得合法身份時給予了配合，還在去海邊旅行時帶上她。

提臧的母親去世后，75歲的洛拉又和提臧的小家庭一起生活了12年。盡管他希望洛拉可以放松身心，享受自由，但洛拉還是繼續(xù)做家務(wù)，照顧提臧的兩個女兒，因為她不知道別的生活方式。在人生的最后時光，她開始玩拼字游戲，在后院種花。洛拉把提臧和妻子每周給她的200美元都寄回了家鄉(xiāng)。在她83歲時，提臧給她買了機票送她回家鄉(xiāng)，但因為物是人非，洛拉仍選擇回到美國。洛拉86歲時因為心臟病發(fā)作去世后，提臧把她的骨灰送回了菲律賓老家。

Jeffrey Goldberg在編輯筆記中對提臧對邊緣人群的關(guān)注大加贊揚，他寫道，美國的建立者們一定不會相信在林肯發(fā)布《解放奴隸宣言》154年后，從美國到全世界，一些人仍然在奴役另一些人，根除所有形式的奴隸制仍然是文明未盡的目標，像提臧這樣的故事能幫助人們認清奴隸制可怕的頑固性。

另一方面，洛拉的故事也引來了對提臧的激烈批評。洛拉在2011年去世后，提臧曾請他曾經(jīng)供職的《西雅圖時報》為其發(fā)表訃文，將洛拉描繪成一個為家庭無私付出、不求回報的偉大女性，卻絲毫沒有提到她事實上的奴隸地位。讀到《我家的奴隸》一文后，當時負責寫作訃文的記者Susan Kelleher撰文澄清，6年前她曾對提臧做過一個長達90分鐘的訪談，當時提臧說“洛拉”是塔加拉族語中對祖母的敬稱，而如今真相大白后那篇訃文成了對普里多女士其實是提臧一家的奴隸這個根本性事實的洗白，她為自己“把奴隸制寫成了一個愛的故事”感到惡心。

據(jù)Kelleher回憶，當時提臧告訴她普里多女士接受了一個親戚的“請求”，答應(yīng)永遠照顧一個喪母的女孩。而在《我家的奴隸》一文中，提臧說她是被“送給”他的母親，從那一天開始發(fā)生在普里多女士身上的一切都和非人道行為聯(lián)系在一起。無論普里多女士有多愛提臧一家，無論他們家人有多愛她，她是不自由的。Kelleher認為，在她去世時，提臧本有機會通過講出真實的故事而不是用矯揉造作的多愁善感更深刻向她致敬 。

目前事件還在持續(xù)發(fā)酵中，《大西洋月刊》計劃發(fā)布一系列評論文章，并征集讀者來信。在“那個被叫做洛拉的被奴役的女人”一文中，撰稿人Vann R. Newkirk II認為不該對提臧過于苛責，從一出生他的位置就決定了他不可能完全解放洛拉。菲律賓裔的讀者為他揭開了一個禁忌話題而鼓掌，《大西洋月刊》也因此更關(guān)注家政工和人口販子。但Newkirk進一步指出，對人的剝削帶來的后果要比提臧和該文編輯所看到的更為深刻。奴役這種陋習在全世界的所有形式中最大的罪惡是，它抹去一些人來扶持另一些人。提臧的敘述沒能展現(xiàn)普里多被抹去的程度，而這恰恰表現(xiàn)出奴役制度如何同時扭曲奴役者和被奴役者。

你想成為賽博格嗎

近日，華沙獨立研究者阿加塔·薩根（Agata Sagan）和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著名倫理學家彼得·辛格在Project Syndicate聯(lián)合撰文，為人類在大腦中植入認知增強設(shè)備的權(quán)利辯護。

這一呼吁的背景是，繼特斯拉電動汽車和幫人類移民火星的火箭之后，埃隆·馬斯克又創(chuàng)立了一家叫做“Neuralink”的新公司，致力于將計算機直接接入人腦從而增強智力和記憶力。

文章指出，馬斯克的這些項目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保衛(wèi)人類這一物種的未來。電動汽車幫助降低全球變暖達到危險程度的可能性，火星移民則降低人類因為氣候變化、核戰(zhàn)爭、生物恐怖主義、小行星撞擊而滅絕的危險。和《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一書的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一樣，馬斯克認為制造比人類更智能的機器是一個“基本的達爾文式失誤”。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發(fā)展和人們在多種激勵下把電腦變得越來越聰明，馬斯克發(fā)現(xiàn)這一趨勢已經(jīng)無法阻止。他的策略是，通過把電腦接入人腦，使得人類變得跟最先進的人工智能一樣聰明來避免人類被超級智能機器滅絕的厄運。

兩位作者指出，在人體植入電子設(shè)備并不新鮮。人工心臟起搏器已經(jīng)被使用了將近60年。自1998年以來，科學家就開始在癱瘓病人的大腦植入設(shè)備，幫助他們用思想移動電腦屏幕上的光標或者供職人工手抓握物品。但這些設(shè)備并不能將使用者的能力超出健康的正常人，但藝術(shù)家內(nèi)爾·哈維森（Neil Harbisson）為了改變天生的全色盲，通過在頭顱植入天線，能夠利用聲音的頻率“聽”到超出人類視覺識別范圍的顏色。哈維森自稱是一個賽博格，即具有技術(shù)增強能力的生物體。

文章接著提出，要從這些有用但功能有限的設(shè)備過渡到馬斯克想要實現(xiàn)的人腦－機器交互需要重大的科學進展。但目前大多數(shù)的大腦植入實驗都是在動物身上進行的，這些實驗對猴子和其他動物造成的傷害讓它們的倫理學受到質(zhì)疑。但如果想要馬斯克的計劃成功，在人體和動物身上的實驗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國、歐洲和大多數(shù)進行先進生物學研究的國家和地區(qū)，對使用人體被試的嚴格規(guī)定使得獲得進行通過鏈接人腦和計算機以增強認知能力的實驗許可異常困難。菲爾·肯尼迪（Phil Kennedy）是利用電腦讓癱瘓病人用思想進行溝通的先鋒人物，但美國的規(guī)定逼迫他在自己的大腦中植入電極來取得科學進展。即便如此，他也必須前往中美洲的伯利茲城才能找到愿意為他進行手術(shù)的外科醫(yī)生。英國賽博格提倡者凱文·沃里克（Kevin Warwick）和他妻子將數(shù)據(jù)組植入手臂，來證明不同人類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之間的直接溝通是可能的。

馬斯克建議改變使用人類被試的管理規(guī)定，這需要時間。但與此同時，隨心所欲的愛好者們在向前探索。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健康人是不是應(yīng)該不被鼓勵——如果不是被阻止——在自己身上植入設(shè)備？沃里克說，科學研究受益于賽博格愛好者們所做的嘗試，是否植入是他們自己的決定。兩位作者也同意，只要人們被恰當?shù)馗嬷滹L險性并自由地做出決定。這樣做可以令他們的生命更有意義，而且如果馬斯克的判斷對的話，最終還將拯救全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