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被踹：最應被譴責的究竟是誰？

上周，“四歲女童飯店叫喊被踹”視頻曝光，成為輿論焦點，引發關于成年人對孩子施暴、“熊孩子”教育問題等爭論。

據報道，在大連某飯店，兩個孩子在店內“捉迷藏”，鄰桌的女大學生嫌孩子吵鬧，奔向宋女士的四歲女兒踹了一腳。隨后宋女士與女大學生發生拉扯，沖突間宋女士還扇了店員耳光。事后，宋女士稱，當時女大學生踹到了女兒身體和凳子，自己護女心切動手打人；女大學生則表示，自己只踹了椅子，但承認不該沖動，愿意道歉并賠償。

主流媒體的評論大多理解母親出于母性本能護女心切的行為，而更多關注女大學生作為成年人暴力對待四歲孩童的不當行為。

新京報發表評論指出，事件過程中的兩個細節，更佐證了女大學生行為的不當：一是，據說女童玩耍的時間并不是很長，女大學生在做出“踢”的舉動前，也并未“求助”女童父母或店里的服務員；二是，女大學生稱，自己當時有如此強烈反應，是因為自己與男友吵架了心情不好。由此或可推測，在一定程度上，該名女大學生對女童的暴力行為，更像是一種遷怒。

而在社交媒體上，女大學生的行為獲得了不少網友的認可，相當多人贊成對“熊孩子”就不該客氣，他門認為很多孩子家教有問題，“在公共場所遇到這樣的孩子真不少”，“家長教不好自家的孩子，就得讓別人來教育”。

對此，新京報社論認為，不少人對一名成年人施加于4歲小孩的暴力表示認可甚至聲援，已然是公共輿論的失態。這種價值取向，背離了一個成熟社會對未成年人該有的憐愛姿態。教育孩子適應公共生活，強化規則教育，這是家長必須肩負起的責任。可具體在這起事件中，無視暴力的不當，而側重于談如何教育“熊孩子”，已然有偏題之嫌。個案的宣教價值不宜過度放大不說，輿論態度的分化，更提醒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那些在嘈雜的喧囂中可能被遺忘的公共觀念。

澎湃新聞評論同樣認為，認同對“熊孩子”使用暴力，是網絡的道德墮落。一個社會是應該有底線的，這是人的是非本能，不以年齡站隊，不以有沒有孩子站隊。但是，互聯網上民粹情緒掩蓋了基本的是非，在“集體壯膽”之下，居然有這么多人對于向4歲孩子暴力相加表示認同，這是可恥的。媒體發達時代，網上一望無垠的對“熊孩子”的討伐，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的精神病態。“熊孩子”有問題，由監護人教育，覺得“熊孩子”破壞公共秩序、毀了你的公仔，可以叫警察、打官司，但不能打孩子，更不能理直氣壯地打。這個底線不容突破。一個正常的社會會在一定程度上寬容孩子，卻不應寬容對孩子使用暴力的人。

心理學教師唐映紅則在騰訊·大家撰文指出，大學生飛踹4歲小孩，呈現了中國熊孩子成長簡史。

所謂熊孩子，概言之即缺乏良好的習慣養成教育的兒童。從心理學角度，幼童1歲半到3歲是習慣養成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的兒童有了自我意識，開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探索世界。這時候母親應該承擔起規訓孩子行為以符合社會規范的責任，培養孩子良好的行為習慣，若母親在此階段無所作為，那么一個熊孩子就養成了。

而在這一案例中，如果年輕女食客不堪熊孩子之擾，也應直接與宋女士溝通，請她管束好自己的孩子；即便無效，也可以要求飯館服務員來維持飯館的就餐環境秩序，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直接沖女童踹上一腳。在作者看來，這年輕女食客也是個熊姑娘。

再有，如果宋女士作為母親，提前教導孩子在公共場所輕言細語，避免騷擾別人，并且把孩子們的玩耍置于自己控制得到的范圍之內，估計就不會有后面的一系列事情。“可是，兩個大人聊天，放任熊孩子在另一邊吵鬧，這不就是中國社會公共生活中的一種常態嗎？”熊孩子被踹后，宋女士護犢心切和女大學生扭打一團也就罷了，當服務員上前勸架時卻連服務員也一起揍了，“一被激惹就怒不可遏，逮誰揍誰，事后還意猶未盡，發網絡上尋求共鳴。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一個熊媽媽嘛。”

唐映紅說，一個4歲的熊孩子，一個90后的熊姑娘，一個80后的熊媽媽，把她們排成一列，不就是一個熊孩子的成長簡史嗎？而每一個熊孩子背后都有一個失敗的家長；而一個熊孩子，成年后很容易成為另一個失敗的家長。

作者介紹了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把6歲之前的兒童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0~1.5歲，是孩子終其一生安全感建立的關鍵時期，而嬰兒的安全感就來自于母嬰互動，一個安全感足的母親往往也能培養出安全感足的嬰兒；母親的安全感不足或者存在缺陷，通常也會給嬰兒留下安全感不足的烙印。

1.5~3歲，是兒童一生習慣養成的關鍵時期。母親的人格和教養水平直接影響幼童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基礎。一個自戀的母親，一個缺乏尊重他人教養的母親，幾乎必然養育出一個自戀的，不尊重他人的熊孩子。

3~6歲，是兒童責任感培養的關鍵時期。母親具備引導孩子自主探索和培養主動性的能力，那么就能為兒童將來成長為一個負責任、具有創造力的人奠定堅實人格基礎。

因此，在一個家庭把孩子送到小學接受學校教育之前，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孩子的早期發展和教養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基礎性影響作用。學校教育是沒有辦法替代母 親的角色給予學生安全感的；學校教育也很難矯正業已養成壞習慣的熊孩子；學校教育要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和創造力也必須建立在家庭教育奠定的基礎上。

大衛·哈維再訪北京

大衛·哈維。

當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紐約城市大學杰出教授、西方左翼重要思想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今年5月再次到訪北京，并接受了媒體專訪。

在界面新聞的采訪中，哈維談到特朗普就職以來，紐約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第五大道的交通變得非常糟糕。因為特朗普的住所就在此地，特朗普大廈周圍現在布滿了混凝土砌塊，并且如果他人在紐約，那么大廈門口一定有人示威，會堵塞街道和交通。另外這對紐約的城市預算也有非常壞的影響，因為特朗普的安保支出由紐約市負責。

而美國社會一些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憤怒，因為特朗普的當選而爆發出來，人們變得異常暴力，針對少數族裔的仇恨犯罪有顯著的增加，導致城市的氛圍變得十分不友好。另一方面，他的當選也使一些過去在政治上沉睡的人徹底清醒過來，參與到社會運動中來，比如婦女大游行（women’s march）等。可以說，這是一種由基層發起的、針對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激發了很多政治能量。很多人在右翼勢力占據越來越多政治空間的時候沒有站出來反對，現在他們想要重新奪回這些空間。

談到美國銹帶上的產業工人，哈維分析指出，1970年代以來，美國、歐洲和日本就開始經歷了去工業化，將制造業轉移到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使本土傳統的工人階級失去了就業機會。他認為這不僅僅是失業的問題，而是異化的問題。因為工人們看著那些機構、工會被摧毀，失去了對工作以及生存的土地的認同感，陷入深深的無力感中，很多人選擇用毒品聊以自慰。這種異化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險的，會導致所有人都感到對現實無能為力，還可能導致極端的憤怒。特朗普抓住的正是這種憤怒的情緒，他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當選的。很多人面對無法改變的現實，干脆說“去他的，不管了，我們要投票給這個人（特朗普）”。

并且，哈維認為這一困境可能會越來越糟，因為人工智能正在大舉進入服務業——除非出現一種集體的反抗，一場政治運動。“因此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草根運動在美國興起。我們需要尋求一種‘異化程度較低的政治’，要重建公共機構，培育更強的政治共識，挖掘和利用占領運動的資源和經驗，這是我們找回尊嚴、重建生活的意義的希望。”

至于歐盟的前景以及右翼勢力在歐洲的蔓延，哈維表示，除非歐盟出現一些激進的改革，否則歐元會首先消失，歐洲內部也會發生分裂。而歐盟和歐元的失敗，可能會導致一股強烈的分離主義運動，不僅各國會從歐盟分離出去，各國內部也可能分裂，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可能會分裂，加泰羅尼亞地區可能從西班牙獨立，蘇格蘭可能從英國獨立。“事實上，我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前提是整個歐盟能夠形成一種類似聯邦政府的統治，下屬的各個地區享有自治權，就好像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間的統治關系一樣。”

不過現在，歐洲一體化的呼聲還是主流，所有人都在慶祝馬克龍的勝利。但這次大選中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沒有投票。在哈維看來，這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可能是偏向左翼的力量，他們將來會對法國的政治走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的政府治理多采取的是技術官僚的路徑，他們對于智能城市的強調讓哈維非常反感。“我當然支持街上的紅綠燈能夠運轉地更準時一點，通過數據挖掘技術讓城市運行地更加平穩順暢，這都沒有問題，但重要的是，城市是由社會關系構成的，而智能城市并不涉及任何社會關系的問題。歐洲面臨的問題同樣是異化的問題，并且正在陷入尋求技術統治的危險，忽略了城市的社會基礎。”

今年是《資本論》誕生150周年，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要重讀《資本論》？哈維認為，因為馬克思非常透徹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里。在馬克思寫作的年代，資本主義僅僅存在于西歐和北美，但是現在，它遍布全球，甚至在非洲都發展得很成熟。“如果馬克思的著作能夠幫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的矛盾，理解危機生成的方式，我們當然會想去讀它，不讀它是愚蠢的。問題在于，為什么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有人都對它充滿敵意，不想人們去閱讀馬克思，他們想掩蓋什么？”

在澎湃新聞的采訪中，哈維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系統，它自身必然會引起危機。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對利潤的追求，而資本主義所追求的利潤是“復利”，追求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要求利潤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在當前的世界，像開發新大陸、殖民地擴展、開放社會主義陣營那種大變革的經濟增長空間已經被填滿，支持資本擴張的決定性因素基本消失。因此，利潤就日趨平緩，經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高速發展，除非制造泡沫。可是當泡沫破滅的時候，資本主義危機就來了。

哈維認為，中國有大量富余的資本、生產力、勞動力，因此中國采用擴大內部投資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大規模強行城市化、修建基礎設施，比如高鐵就是在經濟危機后建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建設也帶動了對原材料大量需求，比如礦石、石油等，為中國提供原材料的國家也在這個過程中很快從經濟危機中恢復了，比如澳大利亞。為中國提供技術支持的國家，比如德國也借此度過了危機。中國主要通過擴大內需應對危機，同時也引領全球資本主義走出了災難。“一方面，雖然中國的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緊密聯系，但中國的市場并非完全自由主義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在很多層面上都是市場經濟的，中國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它為保持這個體系的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并不是中國政府愿意這樣做，而是不得不這樣應對。”

而在哈維看來，中國房價上升的邏輯和其他國家是一樣的。資本不關注房子的使用價值，只關心交換價值，房子的價值不在于居住，而在于升值。馬克思的觀點是，越是自由的市場，貧富差距就越大。答案就是要控制自由市場，但是現在這樣做很難，因為富人已經控制了政治和教育。他認為，一方面我們要管控自由市場，另一方面要采取稅收措施，對高收入群體采取重稅。

談到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哈維指出，其顯著特征之一就是持續加速。每個人都在趕deadline，每件事都越快越好，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資本主義是關于加速，資本要高速流動，因此它們編造了時尚，加速消費，加速淘汰，加速破壞，加速重建。我們必須每年都要換新手機，我們還要新的這個，新的那個。我現在還在用我奶奶的叉子和刀子，刀刃非常鋒利，已經有120多年了。資本主義如果制造能用120年的東西，它們就破產了。甚至學術界都是這樣的，我1960年代進入學術界，那時候的學者一輩子出兩三本書久就很了不起了，但是現在的學者可能一年內就要出一本書，不光看數量，還要看引用率，社會不斷迫使學者制造意義不大的論文。”

最后哈維表示，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只是偶然讀到馬克思，覺得非常有趣，就開始研究、寫書、演講，“然后就有人說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我并不是什么主義者，我只是覺得馬克思很有趣，他說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我很幸運能夠在紐約城市大學，沒有陷入被迫害的境地，它們能夠容忍并且珍視我。我所待的前一所大學就給我制造了很多麻煩，他們不讓我接觸我所需的資料，甚至不給我工資。當然了，我這么大年紀，也不需要升職和討好誰了，可以說出我認為的真相，這對于年輕人來說，可能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