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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當蒙古軍攻占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時，忽必烈明白，已經成立五年的大元帝國（1271年成立），終于可以挺過第一次通脹危機了。

作為一部不斷擴張的軍事機器，蒙古帝國同時也是人類史上一個早熟的紙幣帝國，就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一年，1227年，蒙古帝國在學習宋朝和金朝的基礎上，開始發行了一種名為“會子”的紙幣。

就在攻占南宋的這一年（1276年），蒙古帝國的紙幣發行也已經走到了第49個年頭，此時，由于沒有什么經濟基礎，幾乎完全是靠著對外擴張和野蠻掠奪，來支持濫發紙幣、擴張軍費的蒙古帝國，已經危機隱現。

如果不能征服南宋，忽必烈明白，大元和整個蒙古帝國的日子將難以持續。

與其他中華帝國更多是以金、銀、銅等金屬貨幣，作為國家主流通行貨幣不同，蒙古帝國和元朝卻是自始至終，都以紙幣作為國家的主流通行貨幣，并只有在后期才少量發行了部分銅錢，作為輔助貨幣進行流通。

盡管在1234年就已滅掉了在中國北方的金朝，但蒙古帝國征服南宋的戰爭卻花了四十多年，而金朝在滅亡前也是由于濫發紙幣、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的亡國教訓，對蒙古人也是一種近在眼前的提醒，他們明白，滅宋戰爭再拖延下去，依靠濫發紙幣來支撐戰爭的蒙古帝國，遲早也會被拖垮，所以，他們迫切渴望盡快結束這場戰爭。

▲蒙古帝國的邏輯，是以戰爭來支撐帝國運轉

此前，忽必烈在上位第一年的中統元年（1260年），大元境內的紙幣發行量為7.34萬綻，然而為了支撐持續的滅宋戰爭，到南宋被滅亡前，大元境內的紙幣發行量已經急劇提升到了141.9萬綻，在中國北方的原來金朝統治區，此前由于金朝統治者濫發紙幣，人民生活原本就已困苦不堪，而忽必烈繼續濫發紙幣的行為，更是將大元的擴張戰爭有拖向深淵的走向。

所以，當1276年，南宋太皇太后謝道清決定帶著5歲的宋恭帝投降時，聽到消息的忽必烈難免狂喜怒放，因為他明白，富庶的南宋帝國，將足以拯救由于濫發紙幣、已經陷入通脹危機的大元帝國。

在13世紀，南宋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帝國，這個8000多萬人口的南宋帝國此后帶來的賦稅，和首都臨安的大量金銀財物儲備，讓瘋狂掠奪、滿載而歸的大元帝國賺得盆滿缽滿，從而挺過了由于貨幣超發引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通貨膨脹。

歷史記載，當1276年南宋皇室和全部府庫財寶，被押送出臨安城前往北方時，臨安人親眼目睹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卻不罷市，照常經商。

在老百姓看來，王朝更替好像跟他們關系不大。

但持續瘋狂印鈔的蒙古人逐漸會讓他們明白，這事兒，其實關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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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讓13世紀的歐亞人民為之震撼、戰栗的帝國，蒙古帝國在忽必烈時期，開始分裂成為中國元朝、金帳汗國、伊利汗國、察合臺汗國等四大獨立系統，而作為一個擴張性的帝國，元朝在97年的歷史中（1271-1368年），有75年是在擴張戰爭中度過，堪稱一個不折不扣的“戰爭機器”。

在1276年滅亡南宋后，元朝又歷時三年，最終在1279年的崖山之戰中，徹底消滅了南宋的殘余抵抗勢力。隨后，元朝又繼續對外擴張，但在出征日本、越南、緬甸和爪哇等諸國的戰爭中，元朝卻屢遭失利。

對于蒙古人來說，高強度的擴張戰爭所產生的巨額軍費，是依靠濫發紙幣來維持的，而一旦無法順利征服戰爭指向國，和獲得巨額戰利品來抵銷軍費，那么這種濫發紙幣引發的財政危機，也勢必將反噬帝國的經濟。

此前，蒙古帝國之所以能順利地接連消滅西遼、西夏、花剌子模和金朝等國家，是因為蒙古帝國的鐵蹄都所向披靡，這使得他們在不斷的擴張戰爭中，得以通過對戰敗國的殘酷掠奪，從而不斷平衡掉濫發的紙幣和巨額的財政赤字。

但一旦擴張戰爭無法取勝，那么依靠濫發紙幣來支持國家運轉的擴張型財政，也勢必將無法持續。

因此，與其他帝國在大規模戰爭后推行“休養生息”不同，通過戰爭和掠奪來不斷反哺帝國的大元，始終存在著巨額軍費問題，僅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北征叛亂和南下進攻緬甸蒲甘王朝的戰爭中，大元帝國這一年的軍費開支就高達至少50萬綻之多，而這，相當于唐朝最為盛世的天寶年間全國年稅收的整整10倍之多。

由于平定南宋后的其他擴張戰爭多數進展不利，這就使得依靠“濫發紙幣支持戰爭，通過戰爭掠奪來平衡財政赤字”的大元帝國，它的戰爭邏輯已經進展不下去了，在此情況下，從忽必烈后期開始，元朝的通貨膨脹問題，開始愈演愈烈。

▲元朝在97年歷史中，發行過四種紙幣

在元朝成立初期，元朝政府還注意控制紙幣的發行數量，但隨著擴張戰爭的不斷進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惲就在談論元朝的鈔法時指出，元朝當時的物價在徹底征服南宋后僅僅三年，物價就已經上漲了10倍之多。

盡管國家從成立初期，就面臨著巨大的財政虧空和嚴重的通貨膨脹，但來自草原的元朝統治者并不以為然，這個直接從游牧文明進入農耕文明，和從奴隸經濟一下子跨越到封建經濟的草原帝國，卻希望建立起一套一直到工業文明時代才通行全球的貨幣經濟，通過濫發紙幣，元朝統治者們以為，任何財政問題，都不是什么難事。

到了忽必烈的孫子元成宗鐵穆耳執政時期（1295-1307年），元朝國庫殘存的少得可憐的93.7萬兩白銀，這些本來是要用作紙幣發行準備金的元朝壓倉寶，也被忽必烈的孫子拿來揮霍掉了。

在征服南宋以后，由于其他擴張戰爭頻頻受挫，這就使得嚴重依靠戰爭掠奪的元朝財政收支持續入不敷出，盡管如此，統治者驕奢浪費的毛病卻始終改不掉：當時，僅僅元文宗（1304-1332）在元大都（北京）皇宮中所豢養的獅子老鷹等珍禽異獸，一年吃掉的肉就要花費1萬多綻紙幣，而當時元朝國庫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才300多萬綻。

元朝天歷二年（1329年），當時元廷賞賜宮中衛士13000人每人4000貫紙幣，共計5200萬貫，僅僅這一次賞賜，就相當于宋朝初年全國三年的財政開支。

在這種嚴重的揮霍浪費中，面對巨額財政窟窿早已無法兜底的元朝政府，只好通過瘋狂印鈔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而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的至元年間（1264-1294年），元朝財政開支的90%以上，就必須要依靠濫發紙幣來支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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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歷代王朝覆滅，都與財政危機有著密切關系，但與此前的其他朝代相比，元朝的財政危機非常特殊。

此前，歷代中華帝國的財政收入，無論是漢唐還是兩宋，來源主體都是農業稅和人頭稅，并且以征收實物為主。但與此迥然不同的是，作為游牧部落出身的元朝，從來沒有重視過農業稅，元朝自始至終的財政收入，都是以貨幣形式的商業稅為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鹽稅。

當時，元朝依靠國家壟斷鹽業經營，最高時可以獲得每年760萬綻的紙鈔收入，而鹽稅收入，也占到了元朝財政收入的大約80%。

為了保證收入，元朝出臺了“食鹽法”，即按照居民人口數（或戶數）強制分攤鹽額，并按額征收鹽稅。

鹽是必需品，但鹽價卻節節高漲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對此史書記載說，當時陜西地區雖然連年豐收，但是老百姓“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鹽）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

即使是在連續豐收的年份，面對元朝強迫性的高額鹽稅，老百姓都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貸，有的甚至只能通過販賣妻兒子女，來繳納國家鹽稅以滿足朝廷征繳。

▲蒙古帝國的運轉，是以殘酷戰爭和不斷掠奪來支撐的

不僅是鹽價高企，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濫發紙幣導致巨額通貨膨脹，當時米價相比元朝剛剛征服南宋初期，更是上漲了六、七萬倍之多，由于紙幣嚴重貶值，當時民間交易買個小東西，也必須用車子載著一堆紙幣去買。

貨幣貶值到了這個地步，人民已經無法生活，紙幣也基本失去了流通功能，在此情況下，元朝紙幣也基本成了一堆廢紙，老百姓被迫回到原始經濟社會，進入實物交易狀態。

當時，由于元朝國家發行的紙幣已經完全失去信譽，民間很多商鋪甚至被迫用竹簽等工具自己發行代用貨幣，以進行簡單的鄰里交易，在這種狀況下，整個元朝社會的商品生產也日漸萎縮，最終，整個元朝的紙幣制度在運行九十多年后，逐漸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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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當一種貨幣貶值混亂，元朝就會發行另外一種新貨幣來取而代之，元朝在其97年歷史中，共發行了中統鈔、至元鈔、至大鈔、至正鈔等四種貨幣，結果就是貨幣越發越亂，幣值越來越低。

面對紙幣貶值成為廢紙的局面，元朝政府除了繼續強迫人民使用紙幣外，稅負也大幅提高了二十多倍以滿足財政開支。

至此，元朝財政已經進入了一個死局，就是濫發紙幣導致嚴重通脹，嚴重通脹又迫使朝廷繼續濫發紙幣，這種無法解套的死循環，最終將元朝子民逼上了絕路。

在嚴重通脹的情況下，當時元朝境內的百姓即使是在豐收時節都難以過活，更遑論遇上天災的背景，到了元朝末年，持續不斷的洪水、旱災、饑荒接連襲來，以致人民大量死亡和逃亡遷徙，已經到了“朝不保夕，暮不敢保晨”的地步。

在此情況下，私鹽販子率先揭竿而起。

歷朝歷代，鹽業動亂，向來是政.權.動.蕩的一大導火索，例如唐朝末年的黃巢就是私鹽販子出身，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政府強迫性的鹽價劇烈飆漲，價格較低的私鹽和私鹽販子開始趁機崛起，而在反抗元朝政.府的過程中，私鹽販子出身的方國珍、張士誠成了此中的代表人物。

從唐朝后期開始，為了接近作為財賦中心的江南，中國的首都從長安一路東移到洛陽、開封，然后隨著南宋南遷到臨安（杭州），元朝建立后，帝國首都又搬遷到了大都（北京），為了解決首都龐大人口的物資供應問題，元朝政府只能依靠京杭大運河和海運來解決北方的物資供應問題。

但由于濫發紙幣、物價飆漲，而元朝政府支付的海運運費根本無法覆蓋成本，“物價愈翔，不敷其用”。在此情況下，至正八年（1348年），在浙江東部的私鹽販子方國珍帶頭下，海運工人也一哄而起，跟隨著方國珍的勢力一起搶劫元朝的海運物資。

由于海運被切斷，大元帝國的生命線也岌岌可危，元朝不得已，只好招降方國珍，但方國珍則反復無常，一會兒降，一會兒叛，致使元朝的海上運輸生命線時斷時續，最終徹底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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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最怕疊加天災，到了元順帝十一年（1351年），黃河在開封一帶決堤，奪淮入海，并且切斷了大元帝國除了海運外，另外一條最重要的生命線——京杭大運河，至此，已經幾乎完全無法接收南方財賦的大元帝國，已經進入了瀕死狀態。

為了打通帝國的生命線，元朝宰相脫脫于是命令水利學家賈魯為總指揮，并強行征發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十三路軍民共計17萬人治理黃河，最終在五個月時間內，通過開鑿280里新河道，使黃河得以重新舍棄淮河入海。

盡管賈魯成功治理黃河，但是由于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緊、人數眾，且元朝政府只能繼續濫發紙幣來支付工資，這就使得聚集起來的17萬軍民，逐漸醞釀成了動.亂的導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進行時，信奉白蓮教的韓山童和劉福通一起，到處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同時在河道中埋設一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字樣，等到石人被挖出后，韓山童和劉福通隨即趁著人心浮動，在河南潁州發動起義。

自此，由韓山童和劉福通等人領導的紅巾軍在北方大規模興起，而大元帝國的兩條生命線：海運和京杭大運河，也在方國珍和紅巾軍的不斷攻擊騷擾下，最終瀕于崩潰。

此時，大元帝國也已烽煙四起，就在紅巾軍在北方起義的第二年，1352年，徐壽輝、郭子興、朱元璋、張士誠、陳友諒也在方國珍之后，在南方相繼割據稱雄，而大元帝國名為貨幣改革的濫發紙幣行為，則加速了這些起義的崛起。

對此，元朝末年的民謠是這樣傳唱的：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而追究元朝末年變亂的根源，元朝多次“變鈔”和濫發紙幣、掠奪民間財富的行為，無疑是開啟動蕩局面的重中之重。

這個人類史上早產的紙鈔帝國，最終隨著朱元璋陸續平定天下和1368年明朝的建立而瀕于滅亡，1368年同年，明將徐達率軍攻破北京，隨后，元順帝帶著元廷的殘余勢力倉皇北逃，臨走前他對臣子們說：

“我豈能再做宋徽宗和宋欽宗！”

（今日豈可復作徽、欽！）

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稱北元。到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奪政權建立韃靼，北元至此滅亡。

而追究這場元朝末年的天下之變，大元帝國的戰爭邏輯，和由紙幣濫發引發的通貨膨脹與人心盡喪，無疑是大元帝國覆滅的直接原因，對此，元順帝在倉惶北逃南顧的時候，又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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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李曉、李黎明：《元朝紙幣制度的選擇、運行與崩潰》

楊德華 楊永平：《元朝的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

趙貺 王耀萱：《元朝貨幣制度的演進及通貨膨脹研究》

波音：《王朝的家底：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歷史》

原標題：《一個霸主的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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