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和西方正在走向全面的經濟戰爭

Maximilian Hess在Al Jazeera回顧了俄羅斯和西方八年來的經濟沖突。這八年來的經濟拉鋸戰，是一系列零星升級的小規模經濟沖突，對俄羅斯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影響，但幾乎沒有影響更廣泛的全球經濟。然而，隨著烏克蘭戰事升級，這種情況改變了。

2013年12月，在歐洲議會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莫斯科向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親俄政府提供了一筆非常復雜的30億美元貸款，其中有很多獨特的條款，使其對烏克蘭的未來具有重大的經濟影響力。

僅僅幾個月后，2014年2月，抗議者廢除了亞努科維奇的政權，出現了關于烏克蘭是否應該向俄羅斯償還的新辯論。

2014年1月23日，烏克蘭基輔，反政府示威集會

當俄羅斯于3月取得克里米亞時，奧巴馬政府將大量克里姆林宮官員列入黑名單，并宣布了一個量身定做的新的部門制裁制度。其目的是對俄羅斯國家和關鍵企業施加直接的經濟損失。歐盟也實施了類似的限制，盡管其嚴格程度和范圍略遜一籌。

美國還采取行動，幫助在經濟上管理烏克蘭的戰后債務重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了其規則，使俄羅斯早先的貸款失效。俄羅斯時任總理梅德韋杰夫將此舉比作是為全球金融框架“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美國的新措施包括限制西方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投資，但更重要的是限制受影響公司向西方融資的能力。俄羅斯國有石油公司Rosneft從西方銀行最大的新興市場債權人之一變成了幾乎與此類貸款隔絕。它不得不在2014年底被救助。這一行動是在俄羅斯中央銀行的共謀下進行的，盡管它使得盧布自由落體。其他俄羅斯實體的信貸也下降了，之前俄羅斯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一連串IPO也停了下來。

唐納德·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后，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對他在過渡時期批評奧巴馬政府的制裁戰略并贊揚普京的言論仍然持懷疑態度。在一次罕見的兩黨團結行動中，國會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通過制裁反擊美國對手法》，眾議院為419票對3票，參議院為98票對2票。該法案進一步收緊了部門制裁的財政限制，并對俄羅斯國防和采掘部門實施和擴大了其他制裁。

俄羅斯對這些措施的回應是努力建立一個“fortress balance sheet”（即讓債務占股本的百分比應該盡可能低）。結果，到2018年中期，俄羅斯的凈儲備頭寸（net reserve position）超過了其凈外債。這種反應對俄羅斯人來說并非沒有代價，國家投資不足和盧布疲軟同時助長了通脹壓力。

但俄羅斯也悄悄地在自己的外國債券合同中加入了一些條款，如果這些條款被觸發，可能會給俄羅斯債務的外國持有者帶來巨大損失。俄還擴大了自己的意愿，為削弱美國領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努力提供資金，包括為委內瑞拉馬杜羅政權為逃避美國制裁而推出加密貨幣的努力提供資金。

莫斯科在推動本國經濟去美元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盡管這仍然受到俄羅斯是一個依賴油氣的經濟體這一事實的明顯限制，而石油和天然氣幾乎都是以美元定價的。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與合作伙伴達成協議，以其他貨幣結算相關交易，盡管這些交易最終仍通常以美元定價。

近年來有零星的跡象表明，經濟戰正在降溫，盡管事實證明它們總是很短暫。俄羅斯的電力和金屬集團EN+于2017年11月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但其主要股東Oleg Deripaska在不到一年后就被華盛頓制裁了。

盡管時任總統的特朗普繼續因其偶爾對普京的贊揚而引起爭議，但制裁Deripaska的舉動表明，在他經常勉強控制的政府中，至少有一些人與國會一樣，致力于不從這些經濟小沖突中退縮。

然而，9個月后，特朗普批準了一項有爭議的協議，放松了對Deripaska的制裁；此后，Deripaska因違反對他的制裁而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然后，特朗普將對俄羅斯的債務引入了更多限制，因為俄于2018年3月試圖在英國暗殺前雙面間諜謝爾蓋·斯克里帕爾。

拜登政府上任后，重新制定了制裁政策，重點是將個人和實體列入黑名單，并限制俄羅斯的融資渠道。還試圖清楚地表明，俄羅斯的哪些步驟會導致制裁進一步升級。

2月21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向兩個獨立的國家進行投資、貿易或融資。

22日，美國及其盟友阻止了俄羅斯最大的兩家銀行在美國和歐洲金融系統中的運作。白宮認為，其中一家銀行VEB是“克里姆林宮的一個榮耀的儲蓄罐”，另一家銀行Promsvyazbank為俄羅斯的軍事活動提供了資金。這總共阻止了850億美元的俄羅斯資產。這次制裁還禁止俄羅斯中央銀行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融資，這意味著俄羅斯政府債券不能再在許多西方市場出售，導致其價值暴跌。

24日，戰事升級后，白宮宣布了一系列廣泛的經濟制裁和對俄羅斯的出口限制。

26日，最嚴厲的制裁來了。美國與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發表共同聲明，宣布禁止俄羅斯使用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結算系統。

SWIFT這個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合作組織，被包括俄羅斯在內的200多個國家的數千家金融機構所使用，它提供一個安全的報文系統以促進跨境資金轉移。該系統去年平均每天有4200萬條信息，以實現支付。所有跨越國界的高額支付中，約有一半通過其平臺進行。它相當于銀行的社交網絡，是金融服務部門的骨架。就資金在世界各地流動的數量和價值而言，它是金融服務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基礎設施。

根據俄羅斯國家SWIFT協會的數據，該國約有300家主要銀行和組織是SWIFT的用戶，超過一半的俄羅斯信貸組織在SWIFT有代表，俄羅斯在該平臺的用戶數量上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

將俄羅斯銀行排除在SWIFT之外，將限制俄羅斯進入全球金融市場的機會。這幾乎就像把一個國家從互聯網上切斷一樣。由于俄羅斯出口以美元計價的碳氫化合物，因此它嚴重依賴SWIFT。切斷通道將終止所有國際交易，引發貨幣波動，并導致大量資本外流。

美國、歐盟和英國聯手切斷俄羅斯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將產生廣泛的經濟影響，拜登本人已經承認了這一點。俄羅斯將采取應對措施，在凍結的情況下將自己的債務存量武器化，但也可能故意對碳氫化合物市場造成破壞。梅德韋杰夫已經承諾，歐洲應該為可預見的未來的天價天然氣做好準備。其影響將遠遠超出歐洲。就糧食生產而言，俄羅斯和烏克蘭仍然是全球重要的糧倉，而俄羅斯一直在慢慢鞏固對其糧食貿易和化肥行業的政治控制。

一場全面的俄羅斯-西方經濟戰爭的爆發意味著農業、金屬和碳氫化合物市場的動蕩將持續存在。隨著制裁的擴大，俄羅斯人民被迫承受更大的金融影響，這種情況也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

阿甘本大流行言論的余波

2020年2月，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聲稱意大利政府對于新冠病毒可能帶來的影響采取了“瘋狂、不合理、毫無依據的緊急措施”，并表達了對于政府可能利用防疫擴大例外狀態的擔憂，并指責意大利人僅僅因為生病的危險就不加抵抗地放棄了“正常生活狀態、社交關系、工作甚至友情、愛情以及宗教和政治信念”……阿甘本作品的英譯者Adam Kotsko近日在Slate雜志刊文指出，阿甘本的批判文章轟動一時，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博客、采訪和在意大利參議院的演講。即使在數月過去疫情愈加嚴重的情況下，阿甘本仍然不斷加碼其對于大流行緊急措施的批評，并最終在2021年春將一系列批評文章結集出版以永久供奉。這一事件在學術界內外的影響直到兩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續之中。

阿甘本

Kotsko指出，阿甘本是一位極為重要的知識分子，在過去20年在人文社科的所有領域都有重大影響。雖然阿甘本讀的是法學博士，但在他的職業生涯早期，他主要憑借哲學和文學研究成名，部分是因為他就職于著名的倫敦大學瓦伯格研究所，更重要的是他參加了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歐陸哲學家海德格爾的研討班。而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阿甘本開始從事政治學研究，他才成為了真正的學術名人。根據“谷歌學術”的統計，其代表作《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有24000次引用，其中包括來自多個領域的頂級學者的采用。現在那些產生了如此巨大影響的思想被用于推廣陰謀論和譴責對反疫苗人士的所謂迫害。一位以梳理原始希臘語文獻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細微差別而聞名的作者聽起來像是一個右翼怪人，以至于真正的右翼怪人在《紐約時報》撰文稱贊其著作，極右翼政治家援引其學術權威為其事業辯護，線上反疫苗人士制作了要他當意大利總統的迷因。

Kotsko分析道，阿甘本關于新冠病毒的論點明確基于其代表作《神圣人》，在該書中，阿甘本認為西方社會的政治權力建立在將某些人納入法律保護范圍之內而將其他人排除在外并剝奪其人權把他們降格為“赤裸生命”的決定之上。在阿甘本的構想中，這不是內部人和外部人的簡單劃分，在這個體系里，那些被降格為赤裸生命的人并未被驅逐出社會，而是作為一個“亞人（subhuman）”階層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卻仍然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主要的例子就是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受害者公民身份的剝奪。阿甘本認為，納粹德國是現代政治的一個例證，我們的法律機構所謂的“正常運作”總是伴隨著一種突然地、無預警地變成一個新集中營的威脅。在其2005年的后續著作《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阿甘本聲稱主要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拒絕通過正常憲法程序而是通過緊急權力進行治理，甚至在應對經濟衰退等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問題時也是如此，“例外狀態已成常態”。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時恰好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中最黑暗的日子，《例外狀態》的診斷就像是預言一般。在阿布格萊事件和關塔那摩灣事件之后，阿甘本關于西方大國注定會制造集中營的論點也顯得合理了。

關于主權緊急狀態和用后即棄的“赤裸生命”生產之間關系的論述讓阿甘本在國際學術界聲名鵲起，他成為對反恐戰爭的學術研究繞不開的參考點。而現在，這一權威著作在阿甘本自己手中被扭曲成了新的形狀，在過去兩年間反疫苗人士和反封鎖抗議者通過將自己的處境與20世紀中葉的歐洲猶太人相提并論再三濫用大屠殺的記憶。阿甘本關于大流行的文章代表了這種論點最深刻、最學術的版本，帶來的影響讓他的同行深感不安。Kotsko指出，阿甘本的學術粉絲可能希望將他關于大流行的文章和他的成名作區分開來，但很顯然阿甘本本人認為目前的情況是對其論點的徹底證實，他認為不同于過去針對特定群體的情況，大流行措施將整個人口都囊括在內，僅僅以生物學生存的名義，通過（在封鎖高峰期）剝奪人們政治、經濟宗教甚至埋葬死者的權利，將人們降格為“赤裸生命”。從阿甘本的角度來看，更糟糕的是每個人似乎都非常渴望接受這些措施，臣服于醫療專政，甚至聲稱與之合作是他們的道德責任。

Kotsko表示，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阿甘本在過去20年間一直在深化和細化他對西方政治的分析，而他的大流行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神圣人》的洞察力。盡管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影響較小，但在Kotsko看來更加微妙和有趣。《神圣人》只關注最極端的狀況，而《王國與榮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或《主業》（Opus Dei）則聚焦于我們參與經濟的日常生活如何支撐起破壞性的西方權力結構。Kotsko曾寫郵件詢問阿甘本為什么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沒有出現在他的流行病文章中，盡管沒有收到回信，但在他被要求翻譯的下一篇文章中確實討論了經濟學——只是聲稱現在連資本主義都完全臣服于所謂的醫學“宗教”。

Kotsko寫信詢問學界同行對阿甘本近期寫作的看法時，大家都同意不應該期望他相信政治家和公共衛生當局的動機。維也納大學的研究員Carlo Salzani是第一部意大利語阿甘本研究的作者，他表示阿甘本一直關注“政府和權力越來越普遍地將危機武器化”，但他對阿甘本讓他的“道德憤怒”將“其政治哲學分析變成一種宣傳攻勢”的方式感到遺憾。Salzani認為阿甘本對流行病的看法或許是他先前分析的自然結果，但他相信阿甘本陷入了一種僵化的有局限性的模式，無法（也不愿）逃脫。芝加哥大學教授Eric Santner在多部文學批評和政治理論著作中反復引用阿甘本的概念，他同樣認為阿甘本陷入了智識上的僵化，他將阿甘本的大流行言論視作其著作向一種意識形態的轉變，這種轉變讓他很容易成為批評者的目標。Kotsko也指出盡管阿甘本沒有看到旨在消滅生命的納粹政權和旨在拯救生命的大流行措施之間的明顯區別是令人困惑的，但公共衛生政策的政治長期以來一直令人擔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Claire Colebrook是一本關于阿甘本政治的書的合著者，她認為阿甘本因為對科學和醫學的懷疑就被自動等同于美國右翼立場是不幸的，“質疑政府追求的某些科學形式應當是可能的，尤其是當他們忽視對醫療保健系統的維護時，正如阿甘本指出的那樣。”埃默里大學的研究生Addrew Kaplan的研究將阿甘本和關于黑人研究的爭論聯系起來，他也看重阿甘本的激進質疑，表示“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對干預和監管的抗議已經壟斷了公共話語”，使得其他人很難就“例外狀態被忽視的影響”提出質疑。

Kotsko進一步指出，阿甘本對醫學權威的懷疑是其思想的一個主要連續點，長期以來他都對醫學和國家權力的任何結盟持懷疑態度。在《神圣人》中，大部分關于“赤裸生命”生產的例子都是醫學性質的。除了集中營的受害者，阿甘本還寫到了一個接受醫學實驗的囚犯和一個無限期接受生命支持的腦死亡患者。阿甘本對公共衛生當局的不信任導致他駁斥關于大流行嚴重性的官方說法并可能散布假消息。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在2020年2月回應阿甘本的大流行言論時提到阿甘本在30年前曾建議他不要聽醫生的做心臟移植手術，由此也可以看出阿甘本對醫療機構的不信任由來已久。而在Kotsko看來，阿甘本會提出具體建議本身就是令人震驚的，因為他過去的作品一直是批判性的且缺乏政治處方。每當要嘗試提出應該做什么的時候，阿甘本都出了名的模糊，這是有意為之的。《神圣人》和《例外狀態》的讀者可能認為過度使用緊急權力的解決方案是回歸“正常”政治結構，但阿甘本認為這些“正常”結構總是會無可避免地導向奧斯維辛，需要一個更激進的解決方案：解散整個法律和權力結構——他通常使用文學或神學想象來喚起這種可能性，而不是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計劃。但在關于流行病的文章中，阿甘本呼吁我們“抵制作為一種有意識有計劃地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和限制個人自由的體系的緊急狀態”，他在意大利參議院的講話也顯示出他似乎放棄了解散整個法律體系的可能出路。

Kotsko最后指出，阿甘本關于流行病的長篇大論中可能存在的唯一真相是生活不僅僅是生存，但這并不是他的獨創。問題在于他沒有提供任何哲學工具來構想什么對我們最重要的集體答案。阿甘本一直是左翼人士，但他的大流行文章和右翼的明顯重疊并非偶然，如果國家包括國家醫療當局的任何行動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那么我們就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個人——這正是右翼使用了幾十年的自由主義立場，用于預先切斷任何挑戰現有權力結構的可能性。對于阿甘本而言，對于任何國家當局的過度不信任使得他對于應對大流行的個人主義路徑在增強機構權力的同時導致疫情進一步惡化視而不見。那些所謂的基本工人和很多其他人淪為了赤裸生命，不是通過直接的國家干預，而是通過聲稱賦予其自由的政策。Kotsko注意到幾個月來阿甘本的博客上都沒有出現新帖子，指出他可能終于放下了對大流行的災難性的觀點，但過去兩年會如何扭曲他的遺產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