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上海龍美術館執行館長、藝術策展人黃劍經過劉益謙出資為其“換肝賭命”后四個月，由于病情突然惡化，于2017年5月15日晚7時21分在上海中山醫院辭世，享年僅46歲。今天是其家人與友人告別黃劍的日子，“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6773257.com）”特首次刊發黃劍生前為邵琦畫冊出版并回顧在上海書畫出版社十年間往事的文章。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黃劍生前好友緬懷他之際，他也在另一個時空回顧著一生的友情。
2017年5月15日晚，上師大美術學院教授邵琦（右一）等友人在上海中山醫院看望黃劍。
一
邵琦是在我進上海書畫出版社的那一年調離的，但我們還是做了幾個月的同事。記得那年秋天，我和湯哲明、張春記、李詩文、何鴻等新來的編輯被安排到朵云軒四樓布置書畫社成立四十周年的出版成果展，主要是體力活。我們幾個貌似很起勁地干著，進來一位不茍言笑的同志，對我們說：“我是邵琦，盧老師讓我來幫你們布展。”說完，雙手插在口袋里繞展廳兜了一圈，然后找個角落坐下，就再也沒有站起來。過了一會兒，盧輔圣也來了，他對我們兩天的勞動成果并不滿意，開始親自調整展品的擺放位置，我們跟在后面打下手，直到天黑才弄完，而邵琦早已不見了蹤影。
2010年是上海書畫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十年前引進的“生力軍”們也已先后離開：湯哲明去上海大學主持“中國書畫研究中心”，張春記去了拍賣行，李詩文去負責一家私人畫廊，何鴻去了中國美院教書，朱天曙去北京語言大學做了系主任??我還在，現在也可以像當年的邵琦那樣雙手插在褲兜里看著新來的同事干體力活了。國營單位，只要你賴著不走，怎么的也能混個“資深”吧。
2010年，朵云軒110周年與上海書畫出版社50周年時全體職工合影現如今，我為已是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的邵琦編輯他的個人畫集，看著這些分量十足的作品，震驚之余，覺得慚愧。十年前在《朵云》雜志上看到過邵琦的畫作，氣格清新，但風骨未勻；今天面對他的數百張作品卻覺得難以取舍，恨不能都選入畫冊。這十年，邵琦不僅鞏固了學者的身份，而且儼然是成功并且成熟的畫家，而我只不過用了十年的時間學會了怎樣辨別一個好畫家。
我忍不住會想：如果邵琦沒有進書畫出版社工作會怎樣？如果他一直在書畫出版社工作到今天又會怎樣？
邵琦是我的學長，1985年就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那是一個才子扎堆的地方，上海新時期的小說家、詩人、評論家，有一多半畢業于20世紀80年代的華師大中文系。邵琦身上那股子至今仍未脫去的“憤青”或者說“文青”氣質，想必就是來源于此。這也是我最覺親切的氣質：揮斥方遒，舍我其誰，疾惡如仇，好為人師。前幾項不用多說了，好為人師本是“人之患”。邵琦喜歡在學校附近的餐館和學生們喝酒，幾杯“古越龍山”下肚，便開始了諄諄教導，直到喝完兩瓶或是三瓶，話題關乎藝術、文學、哲學等等，總之都很不“現實”。如此“好為人師”，或許不無抒發“胸中逸氣”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對青年一代抱有希望，總覺得在言必及利的當下，自己竭力維護的一脈斯文或許還有薪火相傳的可能。一個人可以睥睨同儕，甚至藐視前輩，但如果對年輕人都沒有真誠的教誨之心，或者只是津津樂道于生存手段之類，那他的知識分子身份也就十分可疑了。
邵琦邵琦如果一直留在高校或去研究所之類的學術機構，也許會成為一名出眾的文藝理論家。這我毫不懷疑，幾年前我為他重新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國畫文脈》時，我看到了他雄辯滔滔的邏輯思辨，也看到了他窮原竟委的學術修養，更難能可貴的是大處著眼又不人云亦云的獨特視角，他完全具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潛質。可是，在今天，哪有什么“公共知識分子”？我曾經喜歡的一位作家，早年的雜文犀利幽默，有大先生遺風，后來只能寫寫美食小吃、民國掌故，或是風花雪月之類，才情消磨，微言而無大義了。又或者邵琦憑著他學生時代對藝術的愛好，足以充當藝術評論家。今天有多少當年的作家、詩人轉行搞藝術評論，用他們的生花妙筆賺取突然暴富的藝術家們慷慨的稿費，同時把愛好藝術的人民群眾繞暈，仿佛只有他們才有懂藝術的資格。
黃劍（左一）與湯哲明（左二）謝定偉（右一）等座談邵琦到了書畫出版社，是幸還是不幸？從此他的文章大多圍繞中國書畫這樣一個母題展開，施展不開且不必說，受眾也被預先限定了；同時把原先的愛好轉化成自覺的訓練，一頭扎進了筆墨的無底深淵，專業的追求必然有技術的門檻，手上功夫畢竟不同于頭腦的體操。是大材小用，還是適得其所？抑或“文脈”的傳承只有“心手雙暢”才能體會深度的快感？
好像邵琦現在很自得于藝術史家和畫家的身份，而我因為曾經也沾溉了一點“麗娃”雨露，骨子里總覺著只有文字才有直指人心的力度，雕章琢句雖然也是“壯夫不為”，但總比“雕蟲篆刻”更有美感，掌握了一門手藝，便不再有“百無一用”的瀟灑。雖然我懂得“畫中有詩”的不易，卻不免為那個可能的詩人惋惜。不過，與邵琦同學的那些我們在大學里無比崇拜的“后朦朧”詩人們早已不知所蹤。畫畫畫，尤其是畫畫純正的中國畫而能生存，并且生存得很有尊嚴，已經是夠奢侈的了。
三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書畫出版社本身也是一個奢侈的存在，我有幸趕上了一個尾巴。
一個專業出版社能夠成為國際公認的學術重鎮，這無疑與主事者盧輔圣的苦心經營有關，但我想，如果沒有“國營單位”或者叫“事業單位”的那種散漫的氛圍，也不會有這么多人“混出來”。有性情有才情的人一起混，混著混著就開始偷偷用功，老者混成了權威，年輕人也混成了專家。
記得那時候早上一上班，劉小晴就用發箍把長發推向腦后，開始寫小楷，他那提按迅疾的特殊筆法，看得人心驚膽顫，莊新興在一旁故作高聲地哈哈大笑，頗有點不以為然；江宏照例是八點半到班十點半就走的，趕得早可以聽他侃侃，興致好的時候也畫一幅《春江帆影》之類，用自帶的小硯臺，畫完之后硯臺干凈如洗；孫揚的辦公室有一張桌子攤著作畫的工具，隨時畫他的江南水鄉，并不在意是“中國畫”還是“風景畫”；中午打牌的時候，戴小京、吳甌夫婦并不打“對家”，聲音最響的總是王中秀；扛著整箱宣紙來換字畫的販子總讓周志高不勝其煩，他們老想多換一張；只聞其名的吳建賢從未見他來上過班，他的物品卻長期占著我辦公桌的抽屜；下午三點才來上班的沈培方，時常端著好茶來與我聊聊名表收藏；如果在走廊遇到茅子良，他會用半小時以上的時間，站在墻角告訴你怎么查到了某個畫家的確切生卒年；盧輔圣布置完工作之后，總是言又欲止地站著，如要打破尷尬，我們必須先挑起話題，這時他無論是臧否人物還是點評現象，無不“首先、其次、與此同時、再與此同時”地條分縷析、鞭辟入里??
江宏畫作（局部）我們剛進社的時候，與行政人員同一樓層，為的是怕和“老同志”混在一起學壞。后來“老同志”們大多都走了，有去書協做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的，有去畫院做院長、副院長的，也有去大學做教授的，當然也有退休的。說起來都是“有影響”的人，但看起來并不“藝術”。十年來我早已習慣了就這么“混”著，甚至不能理解那些在國營單位認認真真的人，想必我也成了要帶壞年輕人的提防對象了。追求藝術的方式越藝術，離藝術的本質往往越來越遠，大張旗鼓做學問搞藝術的人，很可能是為了掩蓋智力的低下，這是我十年來比較直接的收獲。
上海書畫出版社外景當然，畫畫是要用功的，偷偷苦練絕活，然后看似不經意地展露一下，方有出人意料的效果。一個男人拿一只小毛筆在紙上細涂慢描本身就不審美，如果有快感，那也是私密的，應該獨自享受。藝術風格與藝人的氣質稟賦固然有深層的關聯，但是表現形式上與脾氣個性反差越大越見悟性與學術追求。邵琦是豪氣大方的，我很難想象他一根一根畫那些密密麻麻的松針的樣子，但看到整個畫面的效果時，我又相信這是只有邵琦才能畫出來的圖式。我看到耿直粗放的湯哲明畫那種“吃功夫”的宋人山水時，也有同樣的感受。是否取法乎上、是否合乎法度、能否樂此不疲、能否可持續發展，這些對于在書畫社混過幾年且較為自覺的人來說都不是問題。既然飯碗前冠以“書畫”二字，怎么著也能再加上個“家”字兒吧。至于成就之大小，就要看個人的造化了。
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書畫社把邵琦“逼”成了一個畫家，但是書畫社的那個時代的特殊“語境”應該是邵琦畫家生涯的助推劑，自然也包括這里的人和他們的藝術，比如盧輔圣化繁為簡、古靈精怪的睿智畫風，江宏那種細細畫滿又不惜潑彩遮蓋的瀟灑作派，都可以反復回味的。但這里并非是久留之地，不僅是因為“市場經濟”和“企業化”讓不能產生直接效益的學術積累顯得很不合時宜，更重要的是，這里畢竟還是一個“生產單位”，雖然生產的是圖書，但是也有著十分瑣碎的活計，“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字斟句酌毫無美感且消磨意志。生活、工作瑣碎了，藝術便不能細致、深入，看來邵琦是很清醒的，這也是他的自信和遠見，所以他沒有過于戀棧，盡管留下來也可以混得很好。
老一些的走了，去書協或畫院的，可以繼續享有國家對藝術家的愛護，還可以“擴大影響”。邵琦走了，去了高校，不知道這幾年的教學是否增加了他對“中國畫文脈”延續的信心，還是更加失望？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的學術和藝術都已枝繁葉茂、開花結果。
2016年8月，黃劍（左）與友人漆瀾對奕現在，與我同來的也大都走了，為了實現事功，或是為了傳播斯文，抑或兼而有之。“懷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離開的時候，一邊享受，一邊淚流”，一首叫《十年》的歌這樣唱，問題是中國畫這個懷抱我們還能逗留多久。邵琦無疑享受了“擁之入帳”的快樂，我為他的快樂而快樂，并把這種快樂印刷出來，給有能力分享的人。盡到編輯的本分，這是留下來的應該做的。
2017年5月9日，黃劍（右）挑選其所作書法贈漆瀾，由于精力不濟，鈐印由漆代鈐
四
邵琦要給這本畫冊取名，我想到了“只在此山中”五個字，他同意了。
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是一首國人太過熟悉的古詩，原本想著用它的每一句做小標題，寫寫邵琦的畫。“松下問童子”為“問道”之初：本以為涉水登山，即可問道于高士，誰知見著的是懵懂的“童子”，卻好歹也算是窺得門徑，未入歧途；“言師采藥去”為“悟道”之始：以“師”之道行仍需攀登“采藥”，不知是渡己還是渡人，即便可以與“師”坐而論道，能得其壺中靈藥么；“只在此山中”為“得道”之途：此山既是寶山，“隱者”、“童子”與我皆在山中，與其這山望著那山高，不如踏遍此山，飽覽風光物態、四時美景，登頂之日便是俯瞰他山之時；“云深不知處”為“證道”之門：我知道我在何處，我也知道“隱者”在何處，“童子”不知道，畏懼山障云礙、不肯“入云深處”的人不知道，對于上得山來的探險者，我贈以靈芝，而對于那些不敢入山還自命不凡的人，則“有藥也不給你吃”。
作為這本畫冊的編輯，我看到了邵琦的師友為他寫的文章，我發現他們對邵琦和他的創作的解讀已然面面俱到，我準備說的他們都說了，因此想象中的那篇《遇見隱者》不寫也罷，何況構思得過于巧妙的文章，寫出來往往不見得好。
另外，我讀他們寫邵琦的文字，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吾道不孤”的感覺。他們這么懂邵琦及其全力守護的“文脈”，我何必還要發“窮途之哭”的感慨呢，難道真是“阮籍猖狂”么？轉念一想，只有守護者才能理解守護者的甘苦，而真正的守護者又能數出來幾個？“世間好物不堅牢”，就像書畫社“勝地不常，盛筵難再”一般，近年來我們目睹了多少學術機構和學者的墮落，裝腔作勢的“復興國學”掩蓋不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式的禮崩樂壞。況且中國畫的守護者大多有著名士作派，我們不能指望“竹林七賢”去“澄清天下”。就像幾年前我們幾個人成立了“明當必集”，原本也是有點宏愿的，但很快就淪為不定期吃喝一頓的借口而已。好在發起人石建邦還想起張羅大家為邵琦出版畫冊出出力，也算是為“文脈”承繼做了點實在的工作。
上海書畫出版社，黃劍曾工作過的辦公室其實，只要像邵琦這樣對傳統有悟性、有感情的人還在此山中攀登，哪怕是自得其樂地徜徉其間，也許中國畫這一脈斯文就會不絕如縷。這樣想就欣慰了許多。如果再想想，以邵琦的勤奮與定力，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十年后又會是怎樣的成就？！這又叫人興奮了。
如果十年后，我的見識跟得上邵琦的進步，我愿為之更給力地鼓吹。我和王彬以及賺到更多錢的石建邦愿協助他出版一巨冊更精美的畫集，無論書畫出版社那時是否存在。
黃劍(右三）生前與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