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我們身邊很多頗受歡迎的人氣書店，在電商競爭和高昂租金的雙重壓力之下舉步維艱，而曠日持久的新冠疫情成了壓垮很多書店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大洋彼岸，紐約文學界的地標、創立于1927年的斯特蘭德書店也陷入了困境。于是，紐約市民發起了拯救書店的行動，書店一個周末的銷售額就接近20萬美元。

紐約市民上一次為斯特蘭德書店集體發聲是在2018年的年底。當時，從線上書店起家的電商巨頭亞馬遜，剛剛宣布了在紐約建立第二總部的計劃。而鐘愛書店的紐約市民，則希望通過保護包括斯特蘭德書店在內的老建筑群，來防止這里變成光彩奪目但昂貴不堪的創新綜合體。

正如美國城市社會學家莎倫·佐金在其新書《創新之所：城市、科技和新經濟》中所說的，這一事件“代表著城市經濟中傳統和創新之間的競爭”，人們對亞馬遜落戶紐約的反對以及斯特蘭德書店的“保衛戰”都是其縮影。“這場斗爭深植于地方，并塑造著城市特色。它影響著社區的外觀和感知，影響著居民的就業機會，影響著城市應對變化、增長和陷入停滯時的能力。”

《創新之所：城市、科技和新經濟》，莎倫·佐金 著，鐘曉華、周蜀秦 譯，格致出版社2021版

紐約亞馬遜第二總部計劃為何破產？

2018年，一個擁有5萬名員工、投資高達50億美元并宣稱將創造2.5萬個就業崗位的科技巨頭第二總部，吸引了北美兩百多個城市加入競爭。紐約市向亞馬遜提供了近30億美元的稅收優惠、5億美元資助以及土地和基建方面的支持，希望吸引亞馬遜入駐紐約長島。

然而，當這一秘密策劃被公之于眾時，迎來的卻是廣泛的憤怒。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在這一計劃公開之前，已有一些亞馬遜員工在長島購買了公寓，批評者認為這將助長附近的房地產投機行為。地產研究機構發布的報告顯示，長島的房價在計劃宣布后的五周內飆升。更加刺激公眾神經的是：前不久，一名來自芝加哥的對沖基金創始人，以2.38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紐約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公寓。

批評者還指出，亞馬遜第二總部創造的就業機會僅限于少數高技術崗位，而廣大的中下層民眾無法從中受益。尤為諷刺的是，亞馬遜承諾給新總部附近的居民提供30份工作。莎倫·佐金評論道：“這個數字即使不是侮辱性的，也會讓人大笑出聲”。

加劇交通擁堵，造成房價飆升，并讓許多附近的居民流離失所……亞馬遜未能回應這些擔憂，“如果亞馬遜不想幫助底層的紐約人，那么它就不配得到高層給它的補貼”。

經濟方面的影響只是一方面，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共謀”更令紐約市民憤怒。市議會議員吉米·范布拉默嘲諷道，“當杰夫·貝佐斯（亞馬遜創始人兼CEO）需要 30 億美元時，州長和市長很快發現了這一點”，“州長和市長密謀與貝佐斯達成協議，將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外。這是‘一個房間三個男人’（指權力精英的密謀對民主制度的傷害）的最佳案例”。

幾名紐約市議員還提出了立法倡議，試圖禁止紐約市在未來的任何經濟發展計劃中簽署此類保密協議，“保密協議被用作規避公眾監督的操縱工具。通過讓公眾蒙在鼓里，像亞馬遜這樣的公司能夠肆無忌憚地掠奪公共財政，同時也讓當地官員同意極不受歡迎的開發交易”。

這是一個“多輸”的結局。政治人物和企業的密謀損害了紐約市和亞馬遜的聲譽，而計劃取消后雙方的互相指責更使它們的公眾形象進一步受損；紐約也錯過了鞏固其并不穩固的科技中心地位的機會，事實上民調顯示支持這一計劃的紐約市民比反對者更多。

谷歌如何將創新低調融入紐約社區？

同樣是在紐約，去年9月，谷歌宣布將以21億美元的價格購買曼哈頓的圣約翰碼頭，將其作為谷歌哈德遜廣場園區的核心，也是谷歌在加州之外的最大辦公地點。這是新冠大流行期間美國最大的一筆辦公樓收購項目。與亞馬遜不同的是，谷歌沒有將其總部的拓展變成一場“饑餓營銷”式的惡性競爭，而表現得更像是一個合作伙伴，讓人們對于企業和城市的未來有更加美好的愿景。

在宣布上述計劃之前，谷歌已經向紐約的非營利組織提供了超過1.7億美元的捐款。而在其新址所在的哈德遜廣場附近，谷歌支持了一家即將開放的博物館，并提供捐款以幫助為學生提供的新的教育計劃。谷歌還向兒童藝術博物館提供捐款，以幫助推出新的兒童藝術教育數字節目，并為艾滋病、癌癥和其他嚴重疾病患者提供免費的營養餐和其他服務。

同時，谷歌還宣布將繼續投資于培養下一代技術人才，并確保紐約人能夠公平地獲得優質教育、培訓和資源。“與谷歌一起成長”計劃正在幫助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人創造新的技術工作途徑，已有數千名紐約人完成了培訓并得到了技能證書。谷歌還與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合作，將谷歌的培訓證書添加到他們的課程中，作為免費在線培訓計劃的一部分。

“我們在紐約的園區投資，將使我們有能力在未來幾年將我們在紐約市的員工人數增加到14,000多名，我們期待繼續成為紐約市充滿活力的社區的積極組成部分”。谷歌通過成為城市社區的積極成員和伙伴得到了紐約市民的接納。

我們的城市需要什么樣的創新？

近年來，為了應對危機和促進增長，城市開始更多地參與和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創新綜合體”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現。過去，紐約并不是一個以科技和創新聞名的城市，“相較其金融和傳媒等傳奇產業，以及廣博的藝術和文學積淀，新經濟的名聲相形見絀”。而如今，創新景觀已經在紐約興起，使城市經濟重新煥發活力。

在《創新之所》一書中，莎倫·佐金深入分析了紐約如何成為創新產業的新高地，通過對風險投資家、創業者和經濟發展部門官員的訪談，以及對編程馬拉松、技術交流會、創業加速器、風投辦公室和布魯克林舊船廠改造的觀察，她探索了紐約成為創新之所的崛起之路，并指出這一過程的最重要推進器——由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組成的“三螺旋”伙伴關系。“創新地區、聯合辦公空間、孵化器和加速器不僅僅重塑了城市地理，它們也構成了一個由關聯產業、交流社群和培訓項目組成的生態系統”，這是創新經濟在城市中生根發芽并煥發活力的關鍵。

不過，創新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科技如何塑造或重塑城市‘權力精英’的故事”。創新綜合體“既是工具性的，又是意識形態性的”。“創新綜合體形塑了城市，增加了城市對于全球資本的依賴，虹吸了公共補貼，并產生了新的精英階層”，亞馬遜第二總部遭受的反對聲浪就是對這一過程的集中反抗。

“建設新經濟是一場把控變遷敘事的斗爭”——這是莎倫·佐金觀察紐約的創新綜合體之后得出的最有力的結論之一。“創新綜合體越成功，城市就越不宜居”，“面向技術工作者和富裕消費者的場所營建，削弱了該地區對無家可歸者、少數族裔小企業主和拉丁美洲青年的友好度”，城市公共空間“貴族化”和住房“紳士化”的趨勢正在蔓延。

紐約“嘗試利用既有的嵌入性資源滿足新經濟的需求，而不將‘本地’人口排斥到社會底層”。當然，亞馬遜第二總部的事件也反映出，這一過程的實現并不容易。不過在這一事件之后，美國地方政府的此類經濟發展計劃已經開始受到更加嚴格的監督，顯示了創新正朝著更少“克里斯瑪”（個人魅力）、更多民主的方向邁出第一步。

世界許多大城市都和紐約一樣，正在經歷創新經濟對城市變遷敘事的重塑過程，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像紐約一樣有足夠的勇氣和底蘊對科技巨頭說“不”。“最大的問題是：誰在掌控創新？”如中國學者鐘曉華、周蜀秦指出的，在創業大咖的心靈雞湯泛濫的今天，“創新何為”“科技為誰”的議題尤為重要。我們“必須將變遷的敘事從個人創業轉向為了所有人的創新”，“每個人都必須在決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為曾經在互聯網經濟最高潮時刻加入這一行業的從業者，筆者在云集了百度、騰訊、聯想、新浪、網易等科技巨頭的中關村軟件園工作和生活了數年，紐約市民對亞馬遜的擔憂讓我也感同身受。創新綜合體給城市帶來繁榮景象的同時，如何避免交通、環境、房價特別是本地文化的負面影響，讓新技術和新業態與城市社區良性融合，是一個值得中國城市和科技企業思考的問題。

在我們身邊的一些城市，千篇一律的寬闊馬路和廣場以及浮華的玻璃幕墻寫字樓組成的新科技園區遍地開花，現代性帶來的同質化特征不斷破壞著“地方”的意義，真正的本地文化被邊緣化，而那些重金打造的所謂特色景區只是“過去真實社區的品牌化的商業復制品”（文森特·莫斯可語）。這就是加拿大學者愛德華·雷爾夫在《地方與無地方》一書中批判的“無地方”現象，具體表現有“迪士尼化”“博物館化”“未來化”和“鄉村都市化”等等。當現代性把我們根植在地方之中的歷史與意義連根拔起的時候，當“無根性”從技術本身蔓延至人類身心的時候，我們又將何去何從？

（作者王翔為浙大城市學院城市大腦研究院青年領航學者，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數字治理，都市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