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2月24日，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2022年兩會前經濟形勢和政策展望分析會”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院長劉俏談及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時表示：“短期我（有些）悲觀，但對于中國2035、2050長遠的經濟發展形勢，我非常樂觀，非常有信心。”

劉俏指出，由于很多不利因素疊加在一起，導致今年的經濟增長壓力確實很大。他表示，越是在這個時候，越需要把本質問題找出來，應把宏觀政策發力點所錨定的變量，從短期的簡單增長目標轉換成中長期國家經濟核心增長力領域。

劉俏談道，在完成工業化之后，中國要保持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應對全要素生產率（下稱“TFP”）下降，就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需要對基礎核心行業進行數量巨大的投融資，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

對于政策措施，劉俏建議，可以采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考慮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釋放地方政府投融資活力。同時規范投資，強化市場化資源配置，新增資金投入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

提升增速需要數量巨大的投融資

談及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劉俏對比了1987年與2017年中國生產網絡的變遷。在越發密集的生產網絡中，那些明顯增多、越發突出的中間節點行業成為了關鍵。

它們意味著什么？劉俏表示，意味著在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中，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活動，通過國家政策，大量投資匯聚到這些節點行業，帶動上下游出現了很多市場主體，最終形成了1.5億個微觀經濟單元。他們把各個行業用市場化交易的方式連接在一起，而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產生了可觀的溢出效應和倍數效應，從而帶動著中國經濟增長。

然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從十年前開始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開始超過美國，自此一直蟬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同時，GDP也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速開始下行。

對此，劉俏用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進行了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資本的增長、勞動力的增長和TFP的增長來解釋。在推進工業化進程中，我國的TFP增速是很高，但在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之后，第三產業（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開始逐漸超過第二產業（制造業）。

“一個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就很難繼續保持很高的TFP增長，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底層邏輯。”劉俏指出，要保持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應對TFP下降，就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他看來，拉動TFP增速最需要的是數量巨大的投融資，而“再工業化”、 “新基建”、碳中和等基礎核心行業領域，都可能成為TFP增速的來源。

建立基于廣義價值而非GDP的政策體系

劉俏在研究中發現，政策空間大的國家，即使信貸上升速度快，未來出現金融風險的幾率也不高。當一個國家投資效率較高時，政策空間對防范金融風險的作用更為顯著。

劉俏指出，傳統的投資率、杠桿率衡量以GDP為錨，過高估計了投資率和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面臨不利經濟狀況的時候采取過度謹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政策的失當，反而加劇了危機爆發的風險。

劉俏認為，整體價值比較大的國家，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比較大，而當采用積極的政策回應時，往往能夠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由此，劉俏提出了新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基于廣義價值而非GDP的政策體系。

劉俏再次強調，我國目前仍需要大量投資產業變革過程中大量的關鍵領域、節點行業。而如何構建新的投、融資體系，則是宏觀政策體系需要直面的重要問題。將宏觀政策錨定我國的整體價值（CV）而非GDP，這將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實施提供更為開闊的空間，這在目前經濟結構劇烈轉變、新舊動能交替的大背景下極為重要。

與此同時，劉俏還指出，我國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不應局限于當期的GDP或是當前GDP增速，而應該轉向幾個“有利于”：有利于新動能的出現，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利于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億個大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保持活力；長遠講，有利于國家整體價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強大的國家核心競爭力。

對于政策措施，劉俏建議，可以采用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考慮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釋放地方政府投融資活力。同時規范投資，強化市場化資源配置，新增資金投入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包括雙碳目標、中小企業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網絡）、生育福利、基礎研發、美麗鄉村、人力資本投資、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務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