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克·希特；編譯|Deanna

【編者按】旅行文學界的老面孔保羅·索魯，今年年初入圍斯坦福·杜曼旅行文學獎的新書《深南》（Deep South），惜敗于一本由美國新人作家朱利安·薩耶爾（Julian Sayarer）撰寫、同樣是以美國為目的地的《洲際公路》（Interstate）。

《深南》講述的是美國南部的黑人之路，對于生于美國、大學畢業即投身旅行并接受和平團教職，先后在意大利、馬拉維、烏干達、新加坡、英國等地生活的保羅·索魯而言，這實際上他第一次真正以一本書的體量審視自己的祖國。盡管在此前的五十年里，他曾經出版過關于中國、印度、俄羅斯、太平洋群島等一系列被奉為圭臬的著作。在這本書里，保羅·索魯抱著無比接近故鄉的念頭投入寫作，而一路所見的貧窮與倒退，卻令他得出了自己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像一個游客，美國南部實際上也遠比自己以往去到的所有地方更像外國的矛盾結論。

本文作者杰克·希特（Jack Hitt）為《業余藝術家：尋找美國特性》一書的作者。在這篇書評文字里，他以略嫌尖銳的措辭直指索魯的敘事矛盾，以及隱藏在《深南》里的核心問題——居高臨下的觀察者姿態，和戴著文化偏光鏡的寫作方式。其中一些觀點或許會激怒相當大一票索魯粉，但或許多少也道出了這位當代著名旅行家在天馬行空的筆力與冷面笑匠式幽默背后的束手無策。

在保羅·索魯的新書《深南》中，各種關于美國南部的淺薄、刻板的印象一股腦登臺亮相了。書中第一幕，發生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卡盧薩縣，是個“炎熱的周日上午”，他寫到了耍蛇表演和口音濃重的交談、貧窮、五旬節派教堂、黑人理發店、槍友會、校隊橄欖球，還有福克納那句必不可少的名言——“過去并沒有死”，甚至還出現了一位時髦的黑女人。這時我們甚至連第一頁都沒讀完。

書中描述的種種關于美國南部的過去，既像陳詞濫調，也像社會學一年級水平的文字：“南部的教堂是社區搏動的心臟，是社交中心，是信仰的港灣，是燈塔，是音樂的舞臺，是聚會之所，提供希望、勸誡、福祉、溫暖、陪伴、旋律、和諧與小吃。”看吧，這是個因奴隸制和種族而格外復雜的地方。我們過往生活的真相是史詩般的殘忍，而歷史則將之變成史詩般的神話。南北戰爭的起因是奴隸制，如今，仍然有許多黑人和白人依然掙扎于荒蠻的貧困中，自從種植園經濟被軍隊合法摧毀之后，這樣的貧困就折磨著整片地區。多種形式的種族仇恨使得經濟復蘇推遲了一百五十年之久。

任何與深南部有一面之緣的人都會知道，以上所述均屬事實，而非什么新發現。這些事實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所以說，當我們看到居然有人——且這個人還是重量級旅行作家索魯，《暗星薩伐旅》、《騎乘鐵公雞》等書的作者——愿意浪費幾千字、白燒許多加侖汽油，去體驗這么多面目全非的舊時光重現，不由得感到費解。

顯然索魯在上路前讀了相當多關于南部的經典著作，也正是這些作品令他筆下的故事更顯老邁，比如詹姆斯·阿吉的《讓我們開始贊美名人》，威廉·福克納的故事，瑪格麗特·伯克-懷特的攝影作品，以及厄斯金·考德威爾的小說。而且，作者似乎只能看見自己想看見的東西，對于其余則漠不關心。他總在向老年黑人詢問60年代的種族歧視情況，問起幾代人之前的學校隔離和3K黨暴力活動；與白人打交道時，他最關注當地人，想找到像電影《生死狂瀾》中的角色那樣的多余人；造訪查爾斯頓時，他告訴我們他覺得古老的漂亮建筑很無聊，喬·萊利市長在任40年間的杰出城市規劃也沒什么意思，而人口與跨種族關系中的巨大遷移帶來的烹飪復興更加不值一提。相反，他直奔槍友會而去，毫無懸念地與一群反政府偏執狂、陰謀理論家和納粹紀念品收藏愛好者展開了親切的交談。

究竟作者為何要給自己戴上這么一副密密實實的文化偏光鏡，他也曾給我們一點提示：“沒錯，我去過巴塔哥尼亞、剛果和錫金”，但“我還沒有在深南部旅行過”。大量冗詞長句的鋪陳，只是為了告訴我們他的深度閱讀覆蓋了美國南部以及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尤其是對福克納、尤多拉·韋爾蒂、理查德·懷特、佐拉·尼爾·赫斯頓、查爾斯·波蒂斯，托馬斯·沃爾夫、威廉·斯泰倫、杜魯門·卡波特、卡森·麥卡勒斯、愛麗絲·沃克和德里克·沃爾科特等人的作品很有研究。我數了一下，這份耀眼的名單中足足包含35位名作家，作者可能出于任何原因順手掉個書袋，哪怕遇到一群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人，他也會覺得“這些人是契訶夫式的人物。”

他也閱讀偉大的經典作品，比如喬叟；發現內地的鄉下人上大學時并不會選擇中世紀英語課程時，他覺得很好笑。有一次，他與一位黑人牧師交談，對方自我介紹為帕默主教。索魯問，“‘帕默’就是朝圣者的意思吧，那些從圣地帶棕櫚葉做的十字架回來的朝圣者，喬叟不是那么寫的嗎？”帕默主教感到很困惑，于是索魯解釋道：“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朝圣者愿云游陌生的海濱。’”此時，索魯忍不住對讀者私語：“他的笑容就好像聽見了特別晦澀的言論、或者聽見狗發出了奇怪的叫聲。”帕默主教主持的禮拜儀式包括整整一下午的唱歌、講道，還有分發的午餐；出席禮拜后，我們這位在旅途中的北方佬寫道，“真讓人感動，《圣經》的些許嚴肅教誨能夠提升人們的靈魂。”

一頁又一頁，索魯都維持著這種屈尊紆貴的姿態。他約見了歐陶縣一位非常忙碌的黑人女士，奇怪的是，這位女士的身份和會面意圖他從未解釋過；他去晚了，因此被這個“滿頭螺旋狀卷發的、瞪著眼的老女人”責罵了一頓。幾行乏善可陳的文字之后，他又重復道：“野蠻的螺旋狀卷發讓她看起來像是戈耳工。”她解釋說，他理應打個電話過來、卻沒打，還補充道：“我會稱之為‘白種人特權’。”于是索魯立刻用自己的比克筆威脅對方：“我從襯衫口袋里掏出了小筆記本，咔噠一聲拔開鋼筆帽。‘白種人特權，’我一邊說，一邊慢慢地記下來，‘喔……。’”

“當她說她是黑人的時候，”索魯對讀者坦露道：“她就已經完全不是黑人了。她可能是混血，她可能是西西里人，她也可能是——而且很可能就是——切羅基人或者巧克陶人。”

喔……

說起他的偉大發現：深南的貧困地區真是窮得令人心碎。這當然是真的，不過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環游阿帕拉契地區時早已發現了這一點，沃克·伊萬斯的攝影作品曾表現了這種貧困，國家非常時期對策委員會于1938年發布的《南部經濟狀況報告》中、甚至哈麗葉特·比徹·斯托的回憶錄《矮棕櫚葉》中也以各自的方式使得大眾注意到了南部鄉村的困苦生活。于是，索魯加入圍觀者的隊伍，帶著恐懼，更多是憐憫，看者他們在困苦中激烈掙扎的身影。

上述這些書的每一本，都出現了關于文化退步的描述，關于枯井、無知和臟地板的隱喻。在索魯看來，這簡直就是非洲。一段關于為極貧人口建造房屋的對話中使用了“官僚主義的黑話”，索魯認為“這種話我在非洲聽到過”。南卡州的阿倫代爾“像是津巴布韋的一個小鎮”，雖然幾頁之后，這個鎮子就變成了“讓人想起肯尼亞內陸的農業小鎮，現在只有狗住在那里。”不過，200頁之后，他又把話說了回來，他確定了自己的隱喻：阿倫代爾放在津巴布韋也絕不違和。

回到塔斯卡盧薩縣，索魯遇見了瘋狂的紅潮隊球迷（Crimson Tide football）；他把頭盔滑至眼下，看見“大寫的斜體A字母，代表阿拉巴馬，畫在車上和衣服上，還常常用鮮紅的顏色刺在皮膚上。”球迷的慶祝是“暴亂般的部落儀式”，其中有些男人把‘A’字紋在脖子上，有些女人紋在肩膀上。可你猜猜塔斯卡盧薩讓他聯想起了什么？是“住在叢林中的勇士用野豬牙和鼻骨把自己全副武裝”，還有“蘇丹丁卡人那樣的面部疤痕。”

阿拉巴馬州格林斯伯勒鎮的一個女人講述，她的兒子去了贊比亞，成為社區發展的志愿者，此時索魯拼命“忍住一陣譏刺的大笑”，因為“這里與我見過的贊比亞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并且，更好笑的是，索魯約談的某人遲到了，于是他對讀者悄悄說：“如果這是在津巴布韋——這里確實很像津巴布韋，我可能會事先說好：事情緊急！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能從非洲回來。”

最終，作者筆下的美國南部的也就淪為一種奇情異想。他把其他人的觀察都塞進了自己的腦袋，并急不可耐地忽視了所有可能挑戰他的先入之見的材料，令整本書讀來就像是堂吉訶德的一連串長矛，刺向詹姆斯·阿吉的風車。最后一頁，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話或許道出了事實真相，他這樣解釋道，“因為最根本的矛盾在于，盡管我走了這么遠——比我在非洲或中國走得還要遠得多——我卻從未離開家鄉。”看來，保羅·索魯還應該多出去走走。

來源《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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